明末女将秦良玉以及西南土司的尚武传统

引子、古代中原帝国民众的女将护国梦

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张“三从四德”（三从，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古代东亚大陆传统社会，对于“女将护国”，却有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和期待。这种期待产生的最为典型的文化产品，可能是著名的“杨家将十二寡妇征西”。民间文人/艺人们有声有色地为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北汉-北宋名将杨业描绘了十来个有名有姓，而且往往“貌美如花”的媳妇、女儿们，想象她们掌握各种神奇武术甚至是法术（例如杨家将故事中设定的杨延嗣之妻杜夫人，就是天上星宿下凡，幼受九华仙人秘法，能够“呼风唤雨”），东征西战，使得大宋“军威大振，四海钦服”（明代熊大木《杨家将》第五十回：杨宗保平定西夏，十二妇得胜回朝）。对于这类文化现象，鲁迅曾做过精准的描述：

这（指“女将护国”的情节）是可以使读者喜欢的，因为富于戏剧性。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副对子，一面是“戏场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戏场”。做起戏来，因为是乡下，还没有《乾隆帝下江南》之类，所以往往是《双阳公主追狄》，《薛仁贵招亲》，其中的女战士，看客称之为“女将”。她头插雉尾，手执双刀（或两端都有枪尖的长枪），一出台，看客就看得更起劲。明知不过是做做戏的，然而看得更起劲了。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而同时，画报上也就出现了这些传奇的插画。但还没有提起剑仙的一道白光，总算还是切实的。

——鲁迅《二心集·新的“女将”》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

——鲁迅《花边文学·“小童挡驾”》

这类“女将护国梦”，至今仍然频繁表现在某些抗日神剧中。

然而，和他们对女将护国情节的执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原帝国传统中极少出现真正能够带兵打仗的“杨门女将”式的人物。当然，由于不同性别的客观生理差异，这类女英雄在古代社会一般都属于少数。但法国“奥尔良的少女”圣女贞德（Jeanne d'Arc，1412－1431年）、不列颠爱西尼部落女王布狄卡（Boudica，她被认为是不列颠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公元60年或61年领导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起义）、古代南越的征氏姐妹（古代越南北部地区武装反抗中国东汉政权的两姐妹，曾统治六十余城并称王，事见《后汉书》，被越南视作民族英雄①），的确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女战士。而中原帝国传说中的女将，如杨门女将杜夫人或者梁红玉，她们的战斗历程却往往是虚构出来的。

除了要追溯到上古时代，曾经征战四方，但其事迹仅见于考古发掘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要说真实存在过的古代中原王朝女将，首屈一指的还是明代的秦良玉（1574年―1648年，字贞素），正如一些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凭战功封侯列爵的女将军，也是唯一载入正史将相列传（《明史》卷二百七十·列传第一百五十八，和几位男性将领并列）而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②。《明史》给予秦良玉极高的评价，在传记末尾的论赞中特别表彰她说：

“冲入敌军、冲锋陷阵，这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也感到困难的事。而秦良玉不过是一介‘土舍妇人’，却能够带着军队和粮草，在艰难困境中转战各地，她的急公好义之处是值得赞美的。那些拿着钺节（相当于权杖）亲临战阵，却畏缩观望的人，比起她能不感到羞愧吗？”③

秦良玉无疑是东亚大陆历史上杰出的女将军。然而，即使是她，其实也并不是中原王朝传统的产物。《明史》称秦良玉为“土舍妇人”，暗示了她背后真正的社会和文化传统。所谓“土舍”，并不是字面上的“土房子”的意思，而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指明清时代西南地区土司子弟及其亲属族人。西南地区（特别是部分山区）在古代汉化不深，古代中原王朝不能在这些地方实施直接统治，因此往往通过分封这些地区的本土统治者，让他们“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保持世代传承领土、民众、职务、军队的封建传统。秦良玉是明末石柱（今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土司马千乘的妻子，她的勇武、战斗力和军事成就，其实也源于西南土司传统，我们今天就通过秦良玉的一生，来了解一下这个曾存在于东亚大陆的土地上，却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这个文化传统。

一、明末西南的擎天一柱：秦良玉及其土司兵

在《明史》等史料的记录中，秦良玉的战绩是相当华丽的，她和她部下的土司兵，堪称是明末西南地区的擎天一柱。

秦良玉出身忠州（今四川忠县）人家，少年时和兄弟一起学习骑射（崔利军校笺乾隆年间《石柱厅志·秦良玉传》）。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十二岁的秦良玉，嫁给石柱土司马千乘为妻，农隙与丈夫一起训练土兵，其精锐在各部中为冠，因为其土兵部队的兵器是尾部带有钩环，其余不做装饰的白木长矛，故被称为“石柱白杆兵”（《石柱厅志·秦良玉传》）。石柱白杆兵后来驰名海内。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二十五岁的秦良玉就跟随丈夫马千乘参与对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征讨（播州之役和李如松平蒙古人哱拜的宁夏之役、李如松抗击日本丰臣秀吉的朝鲜之役并称所谓“万历三大征”）。当时马千乘领军三千，秦良玉以“土司马千乘妻秦氏”的身份，直接统属五百兵带粮草相随，获得“南川路战功第一”的战绩，主持播州之役的湖广川贵军务总督李化龙为秦良玉“特地打造银牌一面，上书‘女中丈夫’四字”，以表彰其殊勋④。此后马千乘因开矿事务冒犯京都太监丘乘云，被卷入诉讼，死于大狱（《石柱厅志·秦良玉传》），秦良玉继承了丈夫的职位——石柱宣抚使，成为了当地的女土司。

万历末年萨尔浒之战（1619）后，努尔哈赤和后金逐渐成为明廷最大的敌人。明朝君臣再次想到远在西南的石柱土司秦良玉和她手下的土司兵，多次征发秦良玉千里援辽。泰昌年间（1620年-1621年），秦良玉派遣兄长秦邦屏、弟弟秦民屏先带数千人赴辽东。其中秦邦屏在天启元年（1621年）以少击多的浑河之战（土司军四千人、浙江戚家军三千人对后金数万人）中战死，但土司兵以少敌多，杀伤敌军数量并不少于自身的损失。当时的明朝兵部尚书张鹤鸣描述说：“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在是石柱、酉阳两个土司的功劳。秦邦屏战死后，秦良玉就派使者入都，制作了冬衣一千五百件，分给浑河之战后剩下的石柱残兵，自己则带着精兵三千抵达山海关。对上是为了公事，对下是为了复兄弟战死的私仇，勇气雄壮，应当给予表彰。”清朝人也承认，浑河之战乃是女真/满清“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努尔哈赤则谴责他此前自认为战无不胜的八旗骑兵在此战中“望风而走”，表现欠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汝何故率吾常胜之军，望风而走，以失锐气”）。

兵部尚书张鹤鸣言：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邦屏既殁，良玉即遣使入都，制冬衣一千五百，分给残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关。上急公家难，下复私门仇，气甚壮。宜录邦屏子，进民屏官。

大明朝廷发现土司兵的顽强战斗力后似乎是上了瘾，于是计划进一步征用土司兵入辽参战，派遣秦良玉和秦民屏返回征兵，但这反而导致了西南诸土司及其属地民众的极度不安，永宁（今四川叙永）宣抚司土司奢崇明（1561年－1629年）和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彦举兵反抗，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在重庆起事，围成都一百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起兵，围贵阳两百多天。奢崇明手下樊龙试图向秦良玉结援。秦良玉拒绝了他的邀请，并率部为明朝解除了成都之围，收复了重庆，又帮助援助贵州战事。

可以说，在奢安之乱中，秦良玉及其土司兵是帮助明朝平定西南诸省的最大功臣，然而，她却受到了明朝军方的排挤。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秦良玉进言说：“我率领侄子秦翼明、秦拱明提兵裹粮，四处征战，获取多次胜利。但参与战事的众多将领，还没有看到敌军的面孔，就扯着膀子显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等到实战对垒，就望风而逃。并且被敌军击败的人，惟恐自己人取胜；害怕敌军的人，惟恐自己人强大（“败于贼者，唯恐人之胜；怯于贼者，唯恐人之强”）。如总兵李维新在渡河之战中失败回营后，反倒闭门拒绝见我，以六尺须眉男子，猜忌一个巾帼妇人，大半夜想想这件事，也应该觉得羞愧。”天启帝朱由校得知之后，于是命令相关文武大吏都要对秦良玉以礼相待，不可疑忌——由此多少可见，“败于贼者，唯恐人之胜；怯于贼者，唯恐人之强”的风气，在明朝文武间的流行程度。

秦良玉为明朝出兵辽东、平定奢安之乱，虽然也是她的军事成就，但多少是竭西南地方之力，为了明帝国卖命，对于本土的社会、民众，未必有太大的贡献，再加上她的丈夫和她本人在明朝文武官吏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更让人有明珠暗投、忠心喂狗之感。秦良玉对本土社会民众最大的功绩，还是她在明末四川地区张献忠之乱中的表现。

崇祯年间，明朝各地战事频繁，动荡不安。秦良玉和秦翼明奉诏勤王，一度被征发到京都附近守卫，又捐献家产充当军饷。但张献忠、罗汝才等人率领的游民军队，正为祸河南、湖北，时刻威胁四川。崇祯六年（1633年），秦良玉奉调回川，不再驰援他地，全力清剿杀人狂魔张献忠和号称“曹操”的罗汝才，她和她手下精锐的土司兵部队，在为明帝国转战四方，出钱、出力、出血、出命之后，终于有一天可以为了自卫而战斗了。在崇祯七年（1634年），游民军队攻陷重庆，包围太平，秦良玉率军赶到，游民军队退走；崇祯十三年（1640年），罗汝才率游民军队再次进犯重庆，秦良玉又将其驱逐，并斩首六百，斩杀其首领东山虎，之后她又多次击破罗汝才，夺取其大纛（dào，古代部队行军和典礼中最重要的大旗），捕获罗汝才的副手塌天，罗汝才的势力由此才渐渐衰落。当时，明朝流官、四川巡抚邵捷春只带着弱卒两万人保卫重庆，重庆防务完全依靠秦良玉和另一个明末四川名将张令——而他也正是土司地区出身（永宁宣抚司人）。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入蜀，秦良玉和她的土司兵，可以说是川蜀的东大门的守护者。

邵捷春是福建福州人，进士出身，既不通军事，又不备知川蜀地理，他拟定的防务规划，终于导致了秦良玉守护的西蜀门户的彻底失守。秦良玉很早就料到失败的必然性，也很早看破了大明朝廷和高级官员“以蜀为壑”，愿意把相对不是核心统治区的四川、重庆放弃给流贼的意图（否则他们也不会只让一个书生带两万人守重庆了），但她仍然自认为深受国恩，有必要做最后一搏，在张令战死，自己所部也损伤殆尽后，她一人单骑面见邵捷春，说：“情况很紧急了，如果把我的土司部队全部征调起来，可以得到两万部队，我本人出一半的军饷，官方出一半的军饷，还可以解决贼兵。”邵捷春拒绝了这个提议，秦良玉叹息而回。

《明史》：良玉为（绵州知州陆逊之）置酒。语逊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谊应死，独恨与邵公同死耳……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驻重庆仅三四十里，而遣张令守黄泥洼，殊失地利。贼据归、巫万山巅，俯瞰吾营。铁骑建瓴下，张令必破。令破及我，我败尚能救重庆急乎？且督师以蜀为壑，无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时争山夺险，令贼无敢即我，而坐以设防，此败道也。”

张献忠完全控制湖北地区，意图大举入蜀。秦良玉多次请求帝国巡抚陈士奇、巡按刘之勃增兵据守，但帝国官僚系统和军方毫无切实举动。崇祯十七年春，张献忠大举进攻重庆，秦良玉寡不敌众，终于被张献忠击溃。在全蜀陷落之后，秦良玉已经明白自己并没有挽救明朝，甚至挽救四川的能力，但她决定拥兵自保，保卫丈夫和自己继承和统领的石柱地区。她召唤本地所部族人，相约“有从贼者，族无赦”，派兵把守石柱四境，张献忠后来各处拉拢土司，却唯独不敢涉足石柱地界。直到张献忠死，秦良玉和石柱都安然无恙，秦良玉最终得以寿终。

二、秦良玉为什么能打？

军事史是研究历史难以绕开的一部分。而汉语圈部分读者讨论古代军事史，往往有一个倾向：过度拔高“英雄”的存在，把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自卫能力和战斗能力，很大程度地挂靠在若干英雄人物身上。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英雄有“万夫不当之勇”，万军之中能斩上将首级，或者“胸中有甲兵百万”，能给手下的将领设定锦囊妙计，那么仗就能打的赢了。但事实上，孤立的几个战争英雄或者军事领袖的重要性，比起军事技术、军制、军人的普遍素质的重要性要低得多。

秦良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回顾秦良玉的军旅生涯，可以发现，她的军事成就首先是建立在西南土司军队在明末时代的强大战斗力的基础上的。秦良玉的军事素质和成就在当时的土司将领中固然算是优秀的，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更不是不可或缺的。以少击多的浑河之战，秦良玉并没有亲自参与，参与的是她的兄弟和土司部队，照样能够打出过硬的战绩。又例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四川巡抚邵捷春防御重庆所仰仗的两大支柱，除了石柱宣抚使秦良玉之外，能够“马上用五石（dàn）弩”，箭无虚发的“神弩将”永宁宣抚司人张令，更有意思的是，他恰恰正是之前曾经参与叛乱的永宁宣抚司土司奢崇明的旧部。秦良玉为什么能打？不是因为她能打，而是因为土司和土司兵本来就能打。

相对明末官养军队的堕落无能，西南土司部队的战斗力是公认的。这也是为什么明代君臣给秦良玉等土司大量封赏利禄，让他们从西南征兵，辗转千里，来到东北的辽东参与战斗。《明史·兵志三》记载说，本土乡兵中最有名的是汉化程度还不甚深的地区出产的川兵、辽兵，以及义乌、台州等地的浙兵，崇祯时代经常调用他们清剿游贼。土司兵更不例外，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等土司，为明朝出力最多。明代末年，边境军事紧急，明朝官员以调动四川、广西、湖南三省的土司兵为万金油策略，这个办法，可以说是有好处也有坏处⑤，好处呢——土司兵战斗力强；坏处呢，也是土司兵战斗力强，他们不是顺民和绵羊，一旦征发过度，或者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待遇，他们就会起而反抗（参考奢安之乱）。

既然秦良玉的战绩主要源于土司军队的强大战斗力，那么土司军队的战斗力又源于何处呢？《明史》之中，和秦良玉同一传记的，还有一个明末土司将领——石屏州（今云南石屏）土官舍人龙在田，他对自己带过的土司军队的优势的分析，很值得我们参考。

和秦良玉类似，云南土司龙在田也在崇祯末年流贼四起的大环境下得到起用、被朝廷请去征剿四方，并且颇有功绩，曾被专门派往湖北谷城，防备张献忠东进；和秦良玉同样类似的是，他也被明朝官军的将领们猜忌排挤，最终罢免回归乡土。崇祯十五年夏天，中原流贼日益猖獗，龙在田上疏说：

“我是世代守卫石屏州的臣子，因为流贼侵扰皇家陵墓（应当指的是崇祯八年，李自成、张献忠等游民部队克中都凤阳，焚朱明皇陵的事），愤激于国家之难，于是捐资招募精兵九千五百人，战象四头，战马两千匹，进入湖北、河南破贼。贼兵不敢窥伺江北地区的皇家陵墓，臣带的云南军队出了大力。五年里我打了二十八次胜仗，却因为猜忌我的人暗中作梗，逼我称病还乡。自我被罢免之后，亲贵藩王被羞辱杀害，著名的城市屡屡落入贼军手中。臣妄以为要剿灭这些流贼，必须使用南兵。因为现在的将领们所统领的官军多是乌合之众，碰到贼军就逃跑，缺乏粮食就噪乱。我带领的云南军队万里长驱，士兵多是家人和父子，志向相同，不如其他军队容易溃散。而且一年之中，秋冬天气凉爽，贼军得以在平原驰骋，春夏就躲入山中避暑，养精蓄锐而出，因此气势大盛。现在的军队平原战又不能取胜，山战又不敢出战，气势衰颓钱粮用尽，剿灭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云南军队善于轻装远行军，擅长搜山，我愿意带领万人之众，扫荡陕西、湖北、河南、安徽各地流贼，不把他们消灭誓不罢休。希望朝廷快点拨给粮草，沿途接济。臣誓言捐躯报国，如果不能收到成果，甘愿军法从事。”⑥

张献忠入蜀路线图

总结一下：龙在田所说的土司军队的强大战斗力源于两处，第一处是他们对山战的熟悉和地利优势，这源于他们的乡土性质，第二处是土司军队内部以血缘亲友为纽带形成联系，源于他们的宗族性质。“滇兵万里长驱，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军易溃也”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里对日耳曼部落战斗力源泉的描述：

“他们的军阵的编制并非临时随意排列，而是按照各个家庭和血缘关系编制的，最足从激发他们勇气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站在自己身旁的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这里有着每个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视的旁观者；这里有着他们所急于想博得的赞誉。”⑦

我们回看秦良玉的例子也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她的军旅生涯有其兄弟子侄英勇的全程参与。播州之战，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秦良玉的兄弟秦邦屏、秦民屏都参与战事。浑河之战，秦良玉的兄长秦邦屏战死，弟弟秦民屏负伤突围而出，据明末清初查继佐《罪惟录》记载，则秦良玉的叔伯兄弟秦邦翰也死于此战；秦良玉问讯，当即和她的儿子马祥麟一道北上驰援（崔利军校笺乾隆年间《石柱厅志·秦良玉传》），要为她的兄长复仇，并给她的子弟兵带来了冬衣。在后续的战斗中，秦良玉之子马祥麟眼睛中了一箭，仍然拔箭策马防御不退。平奢崇明之战，秦良玉和弟弟秦民屏、侄子秦翼明、秦拱明参与战斗；剿罗汝才、张献忠，秦良玉与侄子秦翼明共同战斗。秦良玉的土司兵，可以不夸张地说是秦家的子弟兵。

而秦氏家族的子弟兵之所以可以存在，应当源于土司家族自行承袭的家族传统。《明史·职官志一》记录了土司们在其统治地区比汉地官吏高得多的自由权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司可以根据地方分数，自行决定继承人，并可以保留部分私人武装、在军事上统领本族民众（“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品至从七品，皆无岁禄。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土司，诸番都司卫所，各统其官军及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

秦氏家族虽然忠于明朝，但并非虚伪的中原帝国道德中描述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义务，不问权益”、“放下性命就跑”的人物。对于他们而言，争取自身的权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秦良玉在她的整个军旅生涯里，都为她勇敢的兄弟子侄们争取勇士应得的报酬和权益。浑河之战后，秦良玉具陈兄长秦邦屏的死状，要求抚恤，秦邦屏得到都督佥事的封赠，其子得以荫官；天启五年陆广之战，秦良玉的弟弟秦民屏战死，两个儿子秦佐明、秦祚明重伤生还，秦良玉要求请恤，秦民屏得到都督同知的封赠，立祠赐祭，儿子们也得以进官。

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古代中原帝国官僚体系的逻辑中，并非如此简单。往往是有功则归于上级，而有过，则往往推诿于下层。

播州之役，马千乘、秦良玉夫妇立功最多，但主事的李化龙一度对上级隐匿不报（《石柱厅志·秦良玉传》）。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本人，也被仗势欺人、剥削地方的宦官害死了（明代皇室为敛财，往往令太监到地方充任税使、矿使，和地方民众官僚产生矛盾，可参考《宦官政治》篇）。秦良玉在为她的兄长秦邦屏要求抚恤的奏折中感叹，“臣自播州之战以来所建立的功勋，也填不满谗妒者的嘴巴，诬陷他人、罗织成罪的谗言者身居高位，我的忠诚又如何能表现给人们知道呢？”这确实是有的放矢的。再参考秦良玉、龙在田等土司后来指出的明末高层文武官僚的风气——“败于贼者，唯恐人之胜；怯于贼者，唯恐人之强”，就更容易看到明末军队堕落衰退的缘故了。古代汉化不深的蛮族厌恶汉地帝国的一大原因，就是汉地帝国著名的逆向淘汰机制：为了维持帝国的专制统治稳固而大力抑制豪强、打压英雄（参见《法家》诸篇）。

早在公元八世纪，突厥人的《阙特勤碑》里就记录下了“（他们）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的感受。

出于和这种逆向淘汰机制类似的动机，古代中原帝国同样压制汉地豪强家族的形成和壮大，并且压制帝国军队的家族化、地方化和本土化（例如，魏代转役制分离军士及其乡土亲属，造成“父南子北，室家分离”的局面，明代卫所制要求军丁往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地方服兵役），只有在那些汉化程度不太高，帝国的统治不能完全贯彻的地方（例如西南土司地区），古代帝国的君臣们才愿意让它们保持一定的本土传统。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想象：秦良玉、龙在田的土司兵的战斗力，明代汉地的官军是难以得到的；而秦良玉、龙在田这样的人物，也难以在明代的汉地产生，她们如果降生在汉地，恐怕就是明帝国不安定的因素，是需要及早根除的。事实上，自永乐以来，明代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就没有停止过。所谓的“改土归流”，又称土司改流、改土设流、废土改流，即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始于明朝中后期，是指将原来西南地区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废除，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

但是，改土归流这一提法本来就问题很大，比起流官制度，西南地区土司制度显然是更传统、更早的，何来“归流”（“回归流官制度”）之说？又如杨庭硕在《“改土为流”这一提法有待商榷》一文所说的那样，明清史籍中多用“设流官”、“改流”、“改土为流”或“改土设流”，绝少用“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不过是以帝国制度为唯一正确模板，将其他地方的帝国化做合理化辩解而已。而非常讽刺的是，到明末时，帝国又需要“非帝国化”程度最高的西南土司来续命，因为它们确实是当时东亚大陆最具战斗力、最具生命力的力量之一。

三、秦良玉的真实个人形象与文人的汉化包装

正因为秦良玉军功战绩背后是有异于中原王朝的西南土司传统，许多汉地文人和民众并不能准确地理解秦良玉，他们往往用一种汉地传统的观念来看待这位巾帼英雄，因此形成了许多的误解。首先，他们不明白秦良玉的成就源于善战好武的土司社会，却强调秦良玉身上的汉地传统“女性”色彩甚至是“香艳”色彩。如传说中崇祯赐秦良玉四首御制诗云：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其一

蜀锦征袍自翦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其二

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

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其三

凭将箕帚□□□，一派欢声动地呼。

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其四（见《石柱厅志》，甚为可疑）

又如陶澍《庚午典试蜀中后归舟晚泊西界沱寄题秦太保良玉玉音楼》：

词翰淹通意娴雅，锦袍艳照桃花马。

天子临朝识姓名，请缨独对平台下。

清人沈钦圻《秦良玉遗像》描绘了一通“满月粉颊扬青眉”的相貌：

缦缨银胄垂红緌，裲裆耀日风前披。满月粉颊扬青眉，绣旗飘翻拥长铍。

……

后世人想象中的女将形象

这里所谓的“鸳鸯袖”、“桃花马”、“胭脂”、“美人图”、“娴雅”、“锦袍艳照”，刻意强调的都是秦良玉身上汉地传统女性的闺阁色彩，然而，秦良玉之所以为秦良玉，恰恰在于她并非汉地传统里崇尚温柔顺从的女性，而是汉化程度不深的西南土司社会中的女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还没有被附加上上述种种文化符号的意味。

真实的秦良玉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月，朝鲜使节黄中允在通州遇到了率军援辽的秦良玉及其土司兵，并将其所见所闻记录在其所著之《西征日录》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则珍贵的画像：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我们来到曹庄，遇到了秦良玉。她的身材非常肥大，网巾、靴子、袍带都用男子的规格。她能读书写字，熟于兵书，在马上用重八十斤的双股剑，年龄大约三十五六，吹角打鼓乘轿，气势颇为雄壮。她的丈夫姓马，已经死了，儿子十六岁，他的母亲、姐姐、兄弟带领各队。女兵共有四十余名，穿戴战笠、战服，黑靴红衣，跨马驰突起来，和男子中骁勇强健的区别不大。战阵器械都有车运送。最初她从四川招募了七千精兵去征讨女真，是自发行为，不是朝廷命令。朝廷鼓励她，让她儿子做了游击的官职。⑧

和古代文人想象的，看起来如花似玉，意态娴雅的美人不同，真实的秦良玉形象，是肥健雄壮的；土司兵中的女性有的带领军队，有的跨马驰突，与男性无别。这是因为西南边民本来就缺少“三从四德”的女性规训或者“端庄柔顺”的闺阁要求，女人掌兵或者主事，并不是那么稀奇的事情。传说中秦良玉少年时追慕的古人冼夫人，正是南北朝时代岭南诸越部落的女首领（《蜀龟鉴》卷七）；秦良玉作为女性可以非常自然地继承土司位置，统领全族；秦良玉的儿媳张凤仪（马祥麟之妻，故古籍中亦称马凤仪）也非常自然地参与战事；秦良玉在其中并非独一无二的特例。因此，汉地文人代为设想的那一通“红妆”和“沙场”之间的冲突，在真实的秦良玉和土司兵身上，并没有那么奇特和富有戏剧性。

冼夫人（522？——601），古高凉（今广东茂名电白）人，两广地区的俚族女首领、将军，历南梁、陈、隋三朝时期，维护岭南治安和稳定。

总之，如果我们尊敬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就更应当分析和把握他们的所处环境和其所在的传统，才能明白英雄出现的原因，并逐步改造条件，使得英雄能够有更多出现的机会，如果只是用“天降圣人”、“星象气运”之类的理论解释，只放大、扭曲并关注他们身上外貌、身材之类的皮相细节，那么就只能把历史当作玄幻小说，或者言情小说看了，英雄豪杰也绝难从这种不切实际的文化环境中诞生。

给了冼夫人、秦良玉等女性发展机会的古代西南社会能够不断产生真正的女战士、女首领，而一方面渴望着“女将护国”，一方面又对此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呼云唤雨”、“如花似玉”想象的古代中原帝国，却难以产生这样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和讽刺。

注 释

① 《后汉书·马援列传》：又交阯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

② 滕新才, 张春花. 《明史·秦良玉传》与《女杰秦良玉演义》比较研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34(6):1-6.

③ 《明史》卷二百七十·列传第一百五十八：夫摧锋陷敌，宿将犹难，而秦良玉一土舍妇人，提兵裹粮，崎岖转斗，其急公赴义有足多者。彼仗钺临戎，缩朒观望者，视此能无愧乎！

④ 李化龙《平播全书》卷十五《批详》，转引自滕新才, 张春花. 《明史·秦良玉传》与《女杰秦良玉演义》比较研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34(6):1-6.

⑤ 《明史·兵志三》：“乡兵者, 随其风土所长, 应募调佐军旅缓急。其隶军籍者曰浙兵……曰川兵、曰辽兵, 崇祯时多调之剿流贼。”“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诸司, 宣力最多。末年，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其利害亦恒相半云。”

⑥ 《明史》卷二百七十·列传第一百五十八：十五年夏，中原盗益炽。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奋激国难，捐赀募精卒九千五百，战象四，战马二千，入楚、豫破贼。贼不敢窥江北陵寝，滇兵有力焉。五载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逼臣病归。自臣罢，亲藩辱，名城屡陷。臣妄谓讨寇必须南兵。盖诸将所统多乌合，遇寇即逃，乏饷即噪。滇兵万里长驱，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军易溃也。且一岁中，秋冬气凉，贼得驰骋。春夏即入山避暑，养锐而出，故其气益盛。夫平原战既不胜，山蹊又莫敢撄，师老财殚，荡平何日。滇兵轻走远跳，善搜山。臣愿整万众，力扫秦、楚、豫、皖诸寇，不灭不止。望速给行粮，沿途接济。臣誓捐躯报国，言而不效，甘伏斧钅质。”帝壮之，下兵部议，寝不行。

⑦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本），p. 59.

⑧ 黄中允《西征日录》，收《燕行录》第十六卷：是日（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行至曹庄，遇马门秦氏。体甚肥大，网巾、靴子、袍带一依男子。能文墨，熟兵书。马上用八十斤双剑，年可三十五六许。吹角打鼓乘轿而气势颇壮。厥夫马姓云已死，厥子年十六，其母姊兄弟并领各队。凡女兵四十余名，着战笠，穿战服，黑靴红衣，跨马驰突，不啻男子骁健者。凡战阵器械俱以车运。其初自四川募精兵七千往征辽贼，盖其自奋，非朝廷命也。朝廷壮之，官其子游击云。转引自杨昕. 朝鲜使臣笔下的明代中国女性形象[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3(05):64-66.

原标题：《明末女将秦良玉以及西南土司的尚武传统|读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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