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7，死神降临：黑死病时代的欧洲

仔细翻看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在王侯将相、宗教战争与各种传奇故事的字里行间潜藏着一个隐蔽的魔鬼：瘟疫。无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瘟疫，还是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时代的大瘟疫，在知名度和历史影响方面似乎都难以和席卷整个西欧、反复折磨欧洲人数个世纪的黑死病相提并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与瘟疫的斗争从未彻底胜利，瘟疫的爆发在许多时候也成了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比如，许多学者认为雅典的瘟疫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最后失败；罗马帝国时代的瘟疫则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动摇了整个帝国的统治根基。1347年以来爆发的黑死病，更是被视为中世纪晚期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走向最终崩溃的重要标志。

黑死病的创伤记忆

《格林童话》本是格林兄弟收集的德意志地区自中世以来的若干民间传说，由于黑死病在欧洲肆虐时间特别长、造成的危害特别大，在民众中形成了创伤性记忆。因此，在《格林童话》中有不少关于瘟疫的故事，其中以《哈梅尔的吹笛人》流传最广。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数百年前，哈梅尔这座小镇曾经遭遇老鼠成灾，正当各家各户无奈准备举家迁移的时候，在路口遇见了一位穿五彩斑斓衣服的少年，腰间别着一把精致独特的笛子。他对镇长说，自己有办法消灭这些老鼠，但需要一大笔酬劳。镇长将信将疑地答应下来，这个少年就抽出笛子吹奏起来。然后人们看到满城的老鼠都跑到了大街上，随着少年的笛声，全部投入镇子旁边的河流中。鼠患一旦解除，镇长却仗着人多势众拒绝支付少年的酬劳，并威胁要对他动武。这个少年只得默默离开，但在某一天夜晚，小镇附近的山上传来了诡异的笛声，各家各户的孩子都往山上跑，无论如何也拦不住。所有的孩子都跟着那个吹笛人消失在了丛林深处，只有一个拄拐的小男孩没有赶上。这个孩子之所以拄拐，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解释，最恐怕的版本是说这个孩子曾经救过一个长得像老鼠的人，反而被这个人削掉了脚趾。最后塞翁失马，又得了活命。这个暗黑的故事，背后映射的就是鼠疫所带来的灾难。

从14世纪到15世纪，欧洲许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在黑死病的大背景下书写的。我们熟知的《十日谈》，其故事背景就是在佛罗伦萨瘟疫时期。一些贵族少男少女跑到乡下去避难，在自我隔离的百无聊赖之际，讲一些很有内涵的故事互相取乐。《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特别详细的描绘了黑死病的发病过程。其最初的主要症状是流鼻血，其次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等地方生出像鸡蛋一样大小的肿块。随着肿块的蔓延，人的身上会出现黑色的斑点，遍布整个手臂和大腿。他感叹说，凡是侥幸生存下来的人，都聚集到安全的房子中，将自己反锁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着。

就黑死病对于欧洲历史的影响来说，如何评价也许都不会过分，英文词中大写的瘟疫“The Plague”就可以直接指代“黑死病”。这一场灾难从14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蔓延，使整个西欧世界都陷入到无边无际的死亡气息当中。根据学术界的估算，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瘟疫屡次侵袭欧洲，几代人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当中。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口在瘟疫中丧生。随着人口的急剧下降和社会动荡，整个欧洲的治国理政、商业贸易以及日常生产等活动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将欧洲的历史发展推向了未曾预料的方向。

瘟疫起源与应：惩罚、净化与鞭笞者

在古代，由于科学的落后与宗教意识的社会性弥漫，人们完全无法认清这场瘟疫灾难的真正的起因。事实上，直到1894年才由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正式确认了，五百多年前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源于一种特殊的病菌。后来，就以他的姓氏命名为耶尔森氏菌。

在瘟疫传播过程中，主要是借助跳蚤、老鼠以及其他啮齿类动物，并首先是在动物中蔓延的。在13世纪初期，中亚和黑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就出现了类似疾病。从事皮毛生意的商人和猎人发现，当地的旱獭（土拨鼠）大量死亡，但他们对此并未在意，在野生动物皮毛贩卖过程中，这场动物界的瘟疫开始向人类发起进攻。从热那亚到比萨，鼠疫快速在意大利传播，继而越海进入马赛，然后传播到波尔多。瘟疫又跟着波尔多的红酒贸易越过英吉利海峡。1349年，一些挪威人在海上发现了一艘漂流的航船。船上装满了高级英国羊毛，但船员全都死亡了，他们为这意外之财大喜过望的同时也收获了鼠疫。

瘟疫的迅速蔓延使瘟疫爆发的原因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在面对这场瘟疫的屠杀时，当时的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科学能力来应对这场灾难。他们所能想到的手段，不过是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放血疗法或熬制草药，但最为主要的却是以祈祷、悔罪和补赎来祈求天主平息愤怒、收回对人类的惩罚。宗教除了为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提供慰藉之外，也试图为这场人间悲剧找到一种解释。

就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文献，最早对黑死病进行解释的似乎是阿格拉蒙特的詹姆斯（James of Agramont）。他在1348年写了一篇小论文，简述了瘟疫在他所知地区的传播经过和瘟疫所到之处的悲惨景象。在他看来，这种疾病根源在于罪人触怒了天主，这种解释也是希伯来—犹太传统宗教的经典解释。在《圣经》当中有大量关于瘟疫的记载，而瘟疫的流行往往被视为来自神的惩罚。比如《旧约·申命记》第二十八章中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得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痢疾、刀剑、干旱、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瘟疫的流行是对人类傲慢的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以瘟疫的形式促使人们认罪并引领人们悔改。

《圣经·默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分别是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瘟疫爆发被视为末日即将带来的前兆。马格德堡的康拉德曾经写道，当人类普遍陷入罪恶之中，瘟疫的到来就是神明积聚的愤怒，是对人类罪恶行为的残酷揭发。大多数神学家和布道者们也持有基本类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人类自己的软弱和罪恶使魔鬼获得了侵入人类身体和人类社会的机会，从恶如崩一般地搅乱了整个人类正常生活，并扰动着所有人的心灵。但也有些人从更为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认为瘟疫的发生是“净化人类群体、促使人类悔改的必要步骤”。

面临黑死病的蔓延，出现了许多对肉体进行极端惩罚的激进苦修者，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鞭笞者团体。鞭笞者运动在13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北部地区，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古代基督教的苦修传统相契合，但其表现形式却极其暴力血腥。许多参与者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耶稣受鞭打的模仿，也是通过对肉体的惩罚来公开赎罪。除了大量的平信徒参与之外，鞭笞运动中更包括了大量的隐修士。他们的鞭笞活动多以三十三天为一个周期，这个数字正是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生活的年数。早期关于鞭笞者的文献指出，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参与到了这场行动中，甚至许多市政官员和贵族都参与其中，认为正是自己的罪过引发了这场瘟疫。这些人赤着脚从一个城镇游行到另一个城镇，一边挥舞着带铁钉的鞭子游行，一边高唱赞美诗。随着疫情的蔓延，人们对于死亡和末世的恐慌也越发强烈。当时的见证者说，随着这股末日审判即将来临情绪的迅猛扩展，狂热的鞭笞者认为这场赎罪的活动要持续三十三年，直到基督王国的救赎与弥赛亚的最终降临。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更是逐渐产生了反对教士主义、官僚体系和进行社会革命的激进思想。

这种在公开场合进行自我鞭笞的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当时的教宗克雷孟六世不得不在1349年的10月20日发表教宗谕令，治则这些鞭笞者的行为只是“充斥着迷信的徒劳”，认为他们是趁着瘟疫蔓延之际人们的恐慌，以“捏造和虚伪的言辞”来否认教会的权威，挑战教会的权力，甚至直接呼吁世俗政府对这种公共集会式的公开忏悔进行强力干涉。然而，鞭笞者们却对教宗的谕令回答以“不能”、“不明白”，仍旧不断地用带着尖锐铁片的鞭子抽打着自己的身体，以作为悔改的标记。

这种极端的自我肉体惩罚行动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历史渊源和基础。对作为主流的教会来说，瘟疫的惩罚是为了劝人悔改的一种手段，虽然极其残酷但只是暂时的。而对鞭笞者来说，瘟疫的蔓延与在灾难中所见到的苦难景象，使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永恒惩罚与谴责的标记。因此，鞭笞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地狱永火的焚烧，他们害怕了，他们恐惧到了极点，他们似乎已经不再相信教会能够成为诺亚方舟带他们脱离苦难。

在中世纪的基督徒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瘟疫是圣经中已经预见的事情，是注定的劫难，因此人类对此几乎束手无策。但在巨大灾难降临的时候，人类往往亟需寻找到一个替罪羊以解释他们自己正在遭受的不幸。在这场巨大瘟疫来临之时，他们所找到的替罪羊无疑是一直受到隔离与歧视的犹太人。这些狂热的鞭笞者所到之处，总会对当地的犹太社团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自我鞭笞的同时，仍然斥责犹太人的罪过。许多地方都怀疑是当地的犹太人团体亡我之心不死，在井水或河流中投毒，认为瘟疫的蔓延就是犹太人一手造成的大阴谋。

医治、隔离与社会重建：教会与政府的应急措施

在黑死病蔓延期间，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和各个地方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疾病的蔓延，虽然其中许多宗教仪式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显得荒诞不经，但在那个时代对稳定人心非常有效。比如，当时英国的主教们要求人们在每周三和周五的补赎日进行集体赤脚游行，要禁食祈祷，在一切空闲时间多念诵《天主经》和《圣母经》。

作为社会运行的核心力量，教会在各地设立医院，提供日常医疗服务。14世纪的英国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可以说走在了各大中古国家的前列，虽然全国只有大约400万人口，却有600多家医院。当然，这些医院主要也是由教会的神父、隐修士和修女们组织起来的救护所，无法提供现代意义上的治疗，更多只是予以基本的照顾和清洁。同时，一些主教也开放自己所辖的教堂，使那些尚未感染的人有避难之所，并接济他们的生活。

中世纪时期医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黑死病的推动。当时的医生数量很少，且多数都不过是纸上谈兵，以萨莱诺为中心的医学研究从12世纪以来就享有盛誉，从1215年前后，医生成为了受到教会认可的行业，并成立了自己的职业行会，却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医学治疗的科学体系。因此，民间力量再次凸显。

首先是一批带有外科医生色彩的理发师，其次是一批游方郎中色彩的魔术师一样的治疗者。许多知识阶层的人都认为，人体的病症和瘟疫的蔓延与天文现象有关，而疾病的治疗主要采取放血疗法和熬制草药。比如，牛津大学的莫城的杰弗里（Geoffrey de Meaux）专门撰写了《瘟疫的星相学原因》一文，以“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医学知识，给出恰当的补救方法”。在经过一大通火星、木星、土星汇聚在水瓶座使瘟疫爆发的论证之后，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尽可能生活在旷野之处、在密闭空间焚烧乳香、少吃动物的肉、多食用蔬菜水果、不要随便洗澡、更要禁绝房事等措施。

在当时由世俗政府所主导的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限制人口流动。欧洲许多城镇在瘟疫来临之时紧急订立法律规条，严格限制受感染严重地区的人群向其他地区迁移。在一些海港城市以及商贸要地，政府会专门派遣武装人员进行拦截，甚至对试图逃出疫区的人就地正法。比如在意大利黑死病盛行时期，皮斯托亚要求所有经过重点疫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或者船只、货物都不允许进入该城。皮斯托亚的居民也不许离开，尤其是不得进入疫区及周边地区，特别是比萨和卢卡等受瘟疫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如因紧急要求，必须要进入或经过这些地区的，只有在市政厅获取通行许可才能够出行。

隔离的政策在中世纪时期也非常流行，威尼斯作为港口城市，人员来往复杂，所以最早设立了隔离法。在1348年，威尼斯市政厅为保证当地居民的安全和贸易，所有抵达威尼斯的船只和船员必须在指定地点隔离四十天，确认无事后方可在周边进行交易。威尼斯政府有权禁止任何可疑的船只、货物或个人进入所辖地区。到1403年，威尼斯在纳匝勒的玛丽亚岛上建立了拉撒路医院，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隔离医院。

1374年，米兰大公也对米兰城中的瘟疫状况做出指令，要求所有受瘟疫感染的人必须离开城市，到指定的森林郊野地区生活，一直等到这些人痊愈，或者，死亡。到1377年，米兰人又将拉古萨指定为隔离区，凡是从“疫区”回来的人都必须在那里生活一个月，经过“阳光与风的净化”后，才可以进入米兰。

世俗政府是瘟疫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重建的主要力量，世俗政权面对瘟疫的救助功能首要体现在减免税收上。比如在英国，由于大量劳动力的丧失，使国王和各地领主不得不降低税率，以减轻人口恢复和经济复苏时期的经济负担。其次，世俗政权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瘟疫时期，许多人出于求生的本能而四处奔逃，很容易造成瘟疫的快速蔓延。在英国和意大利等地，国王与执政官们都禁止人口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迁移。此外，由于城市中的人口聚居使死亡人数众多，导致原来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周边农民拒绝进入城市输送粮食，这也需要世俗政权加以协调和武力强制。最后，为了恢复经济，世俗政权也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保障复工和经济稳定。这一点在英国体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黑死病造成了大量劳动力丧失，从某种角度来说促进了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城镇化”运动。雇佣劳工往往待价而沽，从一地流动到一地以换取更好的劳动待遇。为了限制这些劳工的工资上涨，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在1349年颁布了《劳工法令》，要求所有健康的劳动者必须从事劳动，工钱只能以1346年的支付标准为原则，且劳动契约不得短于6个月。

但有的时候，死亡也并非人类终极平等的标尺。以英国各个社会阶层为例，教士阶层是死亡率最高的群体，一般统计达到45%。因为他们往往要对受感染者进行终傅圣事，为患病者祈祷，主持各种礼仪活动，因此最容易受到感染而去世。许多修道院的编年史对黑死病时期的记录往往戛然而止，原因无外乎整座隐修院里的人都死光了。一般民众的死亡率也高达40%，尤其是城市人口。因为城镇人口密度较大，卫生条件较差，交叉传染机会增多。相对而言，经济较为富裕的大领主的死亡率则在27%左右，因为他们往往都避难居住在乡下城堡中。

毋庸置疑，旷日持久的瘟疫对于当时欧洲统一的核心支柱天主教会也造成了重大影响。人们看到许多达官显贵、高级教士身染重病，许多大主教、主教、公爵、侯爵在生病及死后尸体迅速腐烂发臭，这都与信众心中的期待大不相同。由于《信经》中宣扬的是“肉身之复活”，腐败发臭的肉身却是深陷地狱的确凿标志。大量教士阶层的死亡使人们开始对教会的神圣力量产生了怀疑，而教会在这个时期里通过葬礼和大赦的买卖，也引发了无数的尖锐批评。随着大量教士的死亡，教会也不得不选择一些未必称职的人填充到教士队伍当中，这也造成了欧洲教士阶层整体质量的迅猛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死病作为无差别的死神，打碎了欧洲中世纪盛期逐渐形成的看似坚不可摧的社会等级堡垒，一切的岁月静好都在死神的咆哮中摇摇欲坠，死亡之舞在欧洲大陆上摇摆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