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重治和他的上海时代

原创 刘柠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刘柠

日人撰写的关于三十年代中国的回忆文字，即使不到充栋盈车的程度，也算是碰鼻子碰眼了，尤以汉学家和左翼文化人的作品为夥。而在众多此类出版物中，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被公认是一部厚重的集大成之作，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具有独特的学术文化价值。1974年由中央公论社付梓以来，不断再版，先后出过新书、单行本和文库本等各种版本，并荣获日本随笔家俱乐部奖（第23回），堪称一部超越时代的长销书。

『上海時代ーー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上・中・下）、松本重治著、中央公論社、昭和５０年３月初版。

《上海时代》，（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松本重治（Shigeharu Matsumoto），是著名新闻记者、外交家、社会活动家。1899年10月2日，出生于大阪的名门望族，其外祖父是明治元勋松方正义，乃父松本松藏曾任日本九州电气轨道株式会社社长。贵为“官三代”“富二代”，松本重治走的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精英路线：从旧制一高到东京帝大法学部，一路顺风顺水。大学院时代负笈西洋，先后留学耶鲁、威斯康辛和日内瓦三所大学，学术兴趣在政经，特别是劳工问题。1925年春，应纽约一家进步杂志《国民》（The Nation）编辑的约稿，写了篇《日本的劳动运动》。后来去纽约时，偶然看到地铁站的书报亭中，放着《国民》志的新刊（1925年4月1日号），封面上印着“Labor Movement in Japan”。看到“自己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而且是英语，我很兴奋”，“当一个记者的想法，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在心中暗暗产生了”。

『新聞研究五十年」、小野秀雄著、毎日新聞社、昭和４６年７月版。

在书中，作者承认三年半的海外游学，其实是“用父亲的钱，一半是在玩”，但“却发生了两三件决定我人生的事。一件事使我决定成为‘国际性记者’，还有一件就是在研究美国的过程中，逐渐开始对中国问题发生兴趣”。应该说，后者也是受了其父的影响。耶鲁时期，重治曾收到父字——“他一生中大概只给我寄过两次信，这是其中之一”。父在信中嘱咐儿子：“尽量和中国留学生交朋友，将来肯定会有用的。”松藏自己年轻时曾留美十载，却终身沉湎于汉籍，手不释卷。在“汉学粉”父亲的影响下，重治上小学时便读过《大学》《论语》和《孟子》，中学时又读了《十八史略》，从内心养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敬畏。在美国时，重治遵父嘱，“尽量不和日本人接触”，而广交中国朋友。当时，大批中国留学生利用庚子赔款赴美，仅耶鲁大学就有七八十人，“其中，我至少有十几个中国留学生朋友”，与有些中国友人的交情甚至保持了终生，如经济学家、抗战时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次官，战后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何廉等。

东大法学部时代的松本重治（1921年）。

不过，对基本“不和日本人接触”的重治来说，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前辈鹤见祐辅。重治之所以在美国开始重视并切入中国问题研究，除了父亲和中国朋友的因素之外，还与美国历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A·比尔德的影响有关。而引荐比尔德教授者，正是鹤见祐辅。在上文提到的《国民》杂志同一期上，亦刊登了比尔德教授的论文《与日本开战有什么好处》，“标题比我的论文字号更大”。论文的大意，是美日开战，虽然对美国没有任何益处，但作者担心美国人因过于看重中国市场的魅力，中国问题未尝不会诱发战争。文章的结论简明扼要：“It’s China。”比尔德教授的论文令东洋青年学人深长思之，客观上对其确立未来方向，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再三看了这篇论文，第一次认识到日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问题。这是1925年5月，现在看来已经是五十年前了。从那以来，我一直把日美关系看作是日中关系。我在研究美国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1925年离开美国去英国的时候，就决定当一名国际记者。

1927年秋，松本重治携未婚妻花子从英国回国。已决定“当一名国际记者”的重治，并不急于跻身新闻界，而是先在政治学者、东京帝大高木八尺教授主持的“美国讲座”当助教，接受正规的美国研究训练。高木先生自己兼任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常务理事，便鼓励重治参加1929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京都召开的第三届太平洋会议（IPR），以积累国际经验。这对重治来说，不啻为一次绝好的历练，他不仅见识了许多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及其在国际讲坛上折冲樽俎的英姿，而且亲眼目睹了谈判桌下的互动与妥协。围绕会议的核心议题“满洲问题”，在全体代表出席的特别讲演中，发生了中国著名国际法专家、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教授与日方代表松冈洋右的激烈争论。松冈先发制人道：“满蒙是过去日本人用鲜血和金钱获得的特殊权益，现在和将来都是日本的生命线。”对此，徐教授冷静地、不失学者风度而又彻底地反驳了松冈的观点。他从历史和国际法的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自古满洲不是日本的，满洲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方主张条约上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这些条约和协定大都是无效的。”遭遇正面阻击的松冈，突然站起来说：“请大家允许我在明天对徐淑希教授的观点分要点一一反驳，务请参加。”争论之激烈，乃至初出茅庐的松本“真担心会议会谈崩”：

我想这下可出大事了，十五分钟后到食堂一看，徐和松冈两人，非常和气地在一起吃饭。嗨，原来是这样的，我非常吃惊。也许松冈知道这样大吵不行，事先已经想好了和解的办法，或许是灵机一动，邀请徐一起吃饭，这背后的情形我不知道。然而我学到了很多，知道了国际会议原来是有正面表演和背后技巧的。第二天，松冈展开反驳，徐教授可能考虑到会议的气氛，虽然进行了批驳，但没有用太激烈的词语，只是重复了前一天的观点。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松本结识了时任社团法人新闻联合社专务理事的岩永裕吉，不承想，后者竟成了他日后厕身新闻界的跳板——这是后话。

松本与花子夫人在金婚式上，摄于东京国际文化会馆（1977年10月）。

1931年10月至11月，第四届太平洋会议于上海和杭州举行。两年前，作为会议秘书参会的松本重治，此番作为日方正式代表出席，并用英语发表讲演，主张在太平洋会议的框架下，“须以相互理解和合作为基调”，“今后应该对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加以研究调查。因为最艰难的国际问题，往往是国内问题的对外表现”。其高蹈的姿态，虽被日本同僚目为过于“理想主义”，却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太平洋会议的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发了其讲演的内容摘要，并评论道：“这样年轻的一代应该挑起IPR未来的重任”；英国经济地理学者P·M·洛克斯比教授在《时代》（TIME）上撰文，评价了松本的发言，称“新型的国际化的日本人正在出现”。

在上海，松本又结识了徐新六、胡适、丁文江、蒋百里、张伯苓、吴鼎昌、董显光等一大票政、军、财和学界的精英。说起来，松本的中国关系网颇有点像今天社交媒体的朋友圈：通过耶鲁旧友何廉的介绍，认识了外交界的青年才俊高宗武。又通过高宗武的引荐，结识了更多的实力派人物，如周佛海、陈公博等，甚至搭上了国府的副统帅汪精卫。松本的上海时代满打满算，整六年时间。但六年之中，其所接触各界要员名人之多，关涉范围之广，被特定事件卷入之深，无出其右。正因此，他在回忆录中开宗明义道：“这六年是我人生的一个亮点，不仅是一个亮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他自己也承认，如果没有何廉的友情，如果没有后来高宗武等社交网络“节点”般的存在，“我的上海时代或许就会改变”。

但在沪杭的太平洋会议上，松本并不知道自己的上海时代即将开始。而且，上海也不是一个令他感到放松的城市。在会议期间，只要天气晴好，从下榻的凯塞宾馆到会场的国际俱乐部，大约一英里的距离，他会步行往返，“在道路两旁直至弄堂，都贴着抗日的标语。对于日本人来说，在街上步行就会感到紧张的气氛”。

在位于上海斯考特路的家中（松本夫妇，孩子和三名女佣，1937年）。

从上海回到东京后不久，在终生以“太平洋桥梁”为己任的前国联秘书长新渡户稻造的斡旋下，松本重治原本已做好了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准备，正在等待校方正式的邀请函，却不意先接到了联合通信社专务董事岩永裕吉的邀约：“想请你担任联合通信社上海支局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1932年7月，松本去轻井泽的万平旅馆，与正在那儿疗养的岩永见面，并当面回复对方：“我决定去上海。”是年12月12日，从东京火车站出发先到长崎，从长崎港乘船赴沪，从此开启了“上海时代”。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四年后的“双十二”，“西安事变”令举世震惊。松本坐镇上海，仅凭电话和各处的线报，便完成了对事件的独家报道，不仅是日媒第一报，也先于各大西方媒体——此乃后话。临行前，松本去和老板话别，岩永意味深长地叮嘱道：

……在工作上不必多虑，堂堂正正地竞争。中国的谣言是世界有名的，希望你能去戳穿它。只要报道真实就行，首先要注意维护日本的声誉。喝三年长江的泥水，你肯定能成为一个好水手。

同盟通信社编辑局长时代的松本重治（1940年）。

可没想到，扬子江的泥水一喝就喝了六年。其间，松本经历了联合通信社改组为同盟通信社（简称“同盟”），成为堪与路透社、美联社（AP）和塔斯社比肩的巨无霸“国策通信社”，亲眼目睹了中日关系从波谲云诡、战云密布到全面战争爆发、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历史性剧变。从一名从未受过专业新闻学教育的青年学人，成为日本屈指可数的国际范儿名记者，这背后自然有天生的禀赋和诸多过人的努力，但不能不提及入社之初，“联合”总管、被岩永称为“神武天皇以来最优秀的新闻记者”的古野伊之助的一番话：

一是“give and take”。采访别人时，“决不能一副贪婪的样子，只想探听有什么新闻。反过来，先说一些对方想知道的事情。像这样的话题平时要积累一些。比如说，在上海的日本人很想知道东京的动向，那就在这里先了解一些，告诉他们；第二，“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信誉，特别是情报源和记者的信赖关系，如果别人对你说不能写，那就决不能写。一旦丧失信誉，就再也当不了记者……如果大家认为你嘴巴很紧，是值得信赖的人，新闻就自然会到你这里来”；第三是如何抢到独家新闻。但“独家新闻这东西，一半是运气，事件发生时，碰巧你正好在现场，或者是花很长时间建立的情报源单独告诉你。不过采访的真谛在于创造新闻……你能创造新闻，那么都是你的独家新闻。对那些轻易不露面的人能有机会进行单独会谈，就能简单地创造出新闻。比如说日本的要人和中国或者第三国的要人会见，如果是你安排搭线的会见，这就是创造新闻，自然也是你的独家新闻”。最后，古野鼓励道：“现在说的这三点，或者说采访三原则，你如果能切实地去做，一定会成功的。”对初厕身新闻界的松本来说，“采访三原则”简直是“葵花宝典”。他当即暗下决心，要一生照做不渝。古野的话虽说是一位前辈记者的经验谈，可却像神预言似的，在松本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一一应验。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同盟通信社总社所在地市政会馆。

对新闻记者来说，最高的职业成就感莫过于抢到独家消息（scoop）。但就像古野所说的那样，此事“一半是运气”。而在松本看来，则有种偶然性，即“重大事件发生时，记者偶然在现场”。不过，在偶然性的前提下，松本还有一个心得，那就是“偶然身处现场时，还须有‘抓’的能力”。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关头，身处现场者往往并不少，但能真正“抓”住问题核心，并做出独家报道者，总是极少数。所谓“我在（I was there），我见（I saw it）和我报（I reported）”之“三件套”，拥有前两件说来并不难，端赖运气，可非做到第三步，不能算搞掂一个大独家，这里就分出了超越偶然性因素之上的专业水准之高下。

为向岩永、古野两位前辈具体了解新“同盟”成立的经过，并请示作为“同盟”上海支局应如何同路透社打交道的问题，1936年2月15日，松本回东京出差。先从上海乘轮船到长崎，然后再乘列车从长崎赴东京。途中，在神户临时下车，回到西宫市郊外的家中，探望阔别多年的病重的父亲，“现在想来，那天竟成了我和父亲最后的诀别”。20日，刚在东京的母亲家吃过早餐（松本的母亲是东京人，执意要在东京养老，故与夫君分居两地），西宫家中的佣人便打来电话，通报了松藏的死讯。松本马上向总部请假，再次回关西料理父亲的后事。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26日，是父亲的头七。那天上午，松本正在自家附近曹洞宗系寺庙凤林寺中参加法事，突然接到了“同盟”大阪分社冢本义隆君打来的电话，说“出事了”：“据说今天早上，东京一部分军队发生叛乱，大臣及冈田总理都遇害了。我们分社里也来了很多军人，看样子是来监视我们工作的。看那架势他们不会动武，但是我估计东京肯定出大事了……”松本挂掉受话器，“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必须赶回东京。于是我简单地上了上香，把后面的事托付给了叔叔们，让母亲一个人留在神户。我自己坐出租车赶往梅田站，幸运的是买到了午后大阪发车的‘燕子’号车票”。

与此同时，松本“同盟”总部的小伙伴们，正守在编辑部的电话机旁，或潜伏、逡巡在各事发现场。事发的前夜，是刚分到社会部的小田善一值班。26日凌晨6点左右，有电话打进来。小田拿起话筒，电话是从某地方报纸东京分社打来的。对方问：“听说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大事。你们那儿有什么消息吗？”小田机警地答道：“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挂掉电话后，旋即又接通“同盟”社会部部长冈村二一家。他向自己上的上司报告说：“刚才来了一通很奇怪的电话。我应该出去采访真相好呢，还是留在办公室好？请您指示。”冈村对他说：“你哪儿也别去。我马上去社里。”

冈村出门前先给警视厅挂了个电话，想从中打探事件的一鳞半爪。作为社会部“老司机”，冈村知道在事态正呈进行时发展的当口上，即使问警察出了什么事，除了被告知“不许采访”之外，往往不会有别的收获。于是他多了个心眼儿，拨通电话后，没等那边接线员应答，便对着话筒大喊一声：“喂，不好了！大家都保持镇静。”接线员果然说了一声“是”。接着，冈村用一种常在江湖走的老练而强硬的口气问道：“后来情况怎么样了？”接线员完全把他当成了警视厅的哪位头目，便一五一十地答道：“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一部分青年军官举事。元老、重臣及大部分阁僚都遇害了。”就这样，冈村不费吹灰之力，就摸清了事件的大致过程。他向接线员说了声“辛苦了”，就挂断了电话。

冈村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事态的严重性可能超过了“五·一五”事件，务须赶在当局的禁止报道令下达之前，在第一时间做出报道。因此，他再次给小田打电话，“小田君，我口授，你记录”：

今晨佛晓，一部分青年军官举事，发动革命。元老，重臣、阁僚中死伤者众多。这一事态的发展，将左右日本的将来。

冈村指示小田，在第一时间将新闻稿发出去，发给地方报纸之前，先通知外信部，让他们给路透和AP社发电。搁下电话，立即叫了辆出租车赶往社里。果然，上午9时许，内务省警保局向以“同盟”为首的各大新闻社，下达了“禁止一切报道”的命令。只有“同盟”抢先发出了新闻稿，各大报纸虽然都印好了“号外”，但都胎死腹中。中午，“同盟”收到了发自路透社和AP社总部的谢电，对在第一时间提供消息表示感谢。

晚九时，松本到达东京站，“我又很运气地拦到一辆出租车，直奔‘同盟’总部”。中途，松本特意让司机放慢车速，绕道向皇居方向开，“车子慢慢地从二重桥前面开到了樱田门前。前一天晚上下的大雪，把大地裹成了一片银色的世界，让我想起了井伊大老在樱田门外遇害时的雪景”。司机还告诉松本，叛乱部队都集中在赤坂的一家叫幸乐的料亭，“那儿是他们的据点”。松本驱车去那一带转了转，听了几个青年将校的演讲，深感“他们的革命手段极其幼稚”，“是打着为了日本的旗号的一种令人悲哀的行为”。

位于赤坂的料亭幸乐和山王饭店，成为“2·26”事变中叛军的据点。

此番独家报道，对非科班出身的松本来说，不啻为一次新闻专业主义的实战演习。他虽未直接参与报道操作本身，但因恰好回国，算是半个“在场者”，有幸置身于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场域中，见证时代空气的流变。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看到军部对政治的干预不断强化的现实，“预感到日本的前途将由此变得更加黑暗”。事件平息后不久，松本“带着从未体验过的忧虑”，离开东京回到了上海。

如果说，对“二·二六”事件的独家报道，是松本重治与“同盟”同僚们团队合作的成果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则是松本独立操作的大独家。1936年12月上旬，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匪”计划即将收官，但对其实效，松本始终抱有疑虑。12日8日，松本夫妇与孔祥熙的心腹、私人秘书乔辅三打网球时，旁敲侧击地问乔对蒋此番“剿匪”的看法，乔自信满满地答道：“我也听到了不少风声，但我认为，蒋委员长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松本继续追问：“但您相信蒋院长能够说服张学良吗？”“当然可以！”乔打了包票。

西安事变前夕，1936年11月，于洛阳举行的蒋介石五十寿诞贺宴。前排左起分别为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阎锡山。

可松本并不甘心。翌日，致电《大公报》社了解情况，听说主笔张季鸾刚从西安回沪，便尝试约饭局。张也是松本的老朋友，刚好也想向松本了解日方情况，便照自己的档期，定在了当周六（12日）晚上。“那么我在‘新月’恭候，请务必赏光。”“新月”是位于上海文路上的一家日式居酒屋，安静，氛围好，价格也适中，也是内山完造、鲁迅等人常关顾的馆子，而鹌鹑锅是那里冬季的招牌菜，再合适不过。那段时间，坊间各种小道消息不断，飞短流长，松本急于确认信息的真伪，“我是伸长了脖子期盼着星期六的到来”。

周六（12日），6点刚过，松本便先一步到了“新月”，“免得比客人晚到而失礼”。不一会儿，张季鸾也到了。松本略微寒暄了几句，张季鸾便说：“松本先生，我们都是新闻记者，别来那么多客套，今晚好好聊个痛快。”接着，张便率先吐槽起了日本的“二元外交”：“长此下去，日本这个国家是会被葬送掉的。你不这么认为吗？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松本则表示：“您对日本的批判，我无言以对……东京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错位，尤其是军部的鹰派对中国的认识相当不足，不仅不去分析新形势，相反逆流而动。”说着，便趁机切入实质问题：

但蒋介石对日本不是也没有拿出什么应对之策吗？好像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张先生，我听说蒋在10月下旬出发去西北时在南京曾明确宣布，这次一定要在一至三个月内的时间内剿讨“共匪”。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真能如期完成吗？

“张的脸色似乎一下子暗淡了下来……”松本却继续追问：“您在西安见过蒋介石了吧？”正在这个当儿，包间的扇门打开，女侍走了进来：“松本先生，是同盟社南京支局长打来的电话。”松本说了声“失陪”，便下楼去接电话。南京支局的芦田英祥告知，“出了件怪事。从今天下午开始，南京和潼关之间的电话联络中断了，蒋院长眼下应该在西安，可能出了什么事……”松本指示芦田向日本驻南京武官雨宫巽确认一下状况。紧接着，芦田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松本：“已问过武官，听说蒋介石昨晚已从潼关抵达西安，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另外，潼关的临时行营现在跟南京的军政部以及蒋院长秘书室没有任何联系。”

松本回到席上，原原本本向张季鸾转述了电话的内容。张当即表示：

松本先生，不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什么，也许发生了什么非常重大的事情。假如蒋院长今天到了西安，这之后却与南京没有联系，看来这很奇怪。承蒙您盛情款待，可我也想去了解一些情况，请允许我先告辞。

松本见他急于离开的样子，“似乎忘记了要答复我关于跟蒋介石见面的情况”。两位资深政治记者显然都预感到发生了什么非常事态，于是，干脆埋单走人。松本也要回同盟分社，便顺路先把张季鸾送到《大公报》社。握别时互致珍重，并相约“保持联系”。

松本回分社时还不到9点。在等待次长兼发信部长下条雄三赶过来的时间里，迅速思考了要证实这个消息背后的异常事态所应当采取的步骤，直觉从日本和第三国渠道都不会有实质性斩获，得出了“只能从中国方面入手”的判断。他先致电蒋百里，得知他也去了西安，而日裔夫人显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再往乔辅三家里打电话，乔夫人说：“我家先生傍晚的时候到孔（祥熙）公馆去了。”从乔夫人处得到孔公馆电话，一直占线。过十分钟再打，居然通了，且接电话者正是乔本人。松本单刀直入，上来就问道：“乔君，蒋院长去西安该不会发生了什么变故吧？”乔辅三立马说道：

出事了！重大事件啊！南京给孔部长打来的电话说，今天佛晓，在张学良的指挥下，张学良的部队和杨虎城的部队发动兵变，在西安郊外的华清池温泉监禁了蒋院长。张学良发给孔先生的通电刚刚收到，现在正在看这份通电。

松本急于了解“叛乱的目的、性质”，乔让他三十分钟后再打过来。

快10点时，被松本紧急召唤的下条赶到了支局。松本简明扼要地通报了一下情况之后，便与下条分工：松本负责与外界联络，获取情报并确认真伪，下条负责记录并给东京发电。二人都是见多识广的资深特派员，意识到一个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即将从自己的打字机上产生，难免有些激动。特别是下条知道，“今天晚上朝日支局的那伙人都跑到‘蓝鸟’跳舞去了”，更是难以抑制。接着，他又一溜烟跑出房间，十分钟后，回来报告说：“刚才我到一楼去了。听说今天晚上9点左右，南京政府给大北电信公司以及其他外国海底电缆公司的电报收发室下了一道死命令，禁止向海外发报。这样一来，哪怕是外国特派员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没法发出电报了。”松本说：“照这么说，看来我们这就是世界性的独家新闻了。”两人不禁相视而笑。几分钟后，下条便把第一条电文通过“同盟”专用的无线电网络发到了东京：

据中国方面消息，蒋介石11日去西安郊外的温泉后便音讯不明，南京正牵挂着蒋氏的安危。

松本深谙重大事件报道的分寸感和火候，爆料切忌一股脑，包袱要一个一个地抖，不能过密，但也不能断。他与下条简单沟通之后，对后续报道的进度做了大致的安排：“反正我们这里消息多的是。第二条报道就说张学良兵变和蒋介石被监禁，第三条就是逮捕监禁的时间和地点了……”而对蒋介石的生死问题，二人意见有分歧：下条年轻气盛，多少“沾染了富于煽动性的记者脾性”，为制造耸听效果，力主搏出位，不惜冒误报的风险，干脆写“蒋已被杀”；而松本则认为，蒋的生死问题“根本无从知晓”，“如果张学良遵守自己通电内容的话，我打赌他最终只是谏言，现在还没有杀蒋的意思”，主张使用保守的表述。结果，当然是分社长松本说了算。如此，从晚11时到翌日凌晨2时，上海支社共计发出了五十条电文，坐坐实实地抢了个大独家。事实上，因国府对通过海底电缆收发电报的紧急规制措施，连《纽约时报》上海特派员发纽约总部的电文，都是松本帮忙翻成日文后传给“同盟”总社，再从总社译回英文辗转传到纽约的。

13日，松本像往常一样，9点去支社上班。“记者们都在争相传阅昨夜电报的拷贝。30分钟后，大北电信公司的投递员送来了有线电报”，松本拆封一看，是本部发来的感谢信：

感谢昨晚的努力。《朝日》把你们的电报印成整版“号外”分发，祝继续努力。岩永、吉野。

松本遂召集分社全体员工，大声读了一遍电文，“大家听完后，直呼万岁。我也感到昨夜的疲劳一下子都消失了”。

毋庸讳言，松本重治作为由代表日本的“国策通信社”派驻“敌国”的特派员，自然有其官方立场和政治立场，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和平派”人士，从他当时所主导的战争报道和战后出版的、包括《上海时代》在内的若干著作中，均能体会到与战时主流舆论的“温差”。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针对海军陆战队武官室发表的战况，“其言辞完全没有一点人情味”的状况，松本派手下一位叫松尾哲夫的记者（战后任玉堂美术馆馆长）去前线采访，要求他“一定要搜集类似社会版面的新闻”。松尾去野战医院，亲眼目睹了战争的血腥、残酷。他报道一位在吴淞口登陆战中负重伤的士兵，因受伤痛的折磨而不住地呻吟，但哼的是“妈妈，我好难受”，临死前最后叫的是“妈妈”，而不是“天皇陛下万岁”。

“八·一三”事变时，松本重治（站立者）于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1937年8月）。

在街垒战最激烈的时日，松本在办公室闭门不出，和衣而卧，中餐和晚饭基本靠叫外卖。常用一家叫“杏花楼”的北京菜馆，“在电话中一预定炒面或炒饭等饭菜，马上就会送来”，令松本颇感动：

在中日两国开战后，中国人有大国的风度，非常沉得住气，明知我们是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的，仍然把饭菜送来。大概他们一定认为，战争这种事情，是下等人的军队干的。

当然也不尽然，“在此期间，也有打了电话，对方却寻找各种理由拒不送饭菜的情况。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作罢”。

对军部的占领南京计划，松本始终持明确的反对立场，认为在国民政府既已迁都重庆，军队也已撤离的情况下，“占领南京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使中国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且预料到南京攻略将使“日本军队兵站补给线拉得太长，粮秣不足，很可能发生掠夺”。主张“去南京之前，停止用兵，进行和平谈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日本”。他还试图通过近卫文麿首相的同窗、密友和智囊后藤隆之助说服近卫。后藤在沪期间，松本多次对其陈情，晓以利害，还为他约请徐新六，以便他更直观、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抗日决心。后藤很重视松本的意见，回国后专程赴京都对近卫建言（1937年11月26日）。但是，近卫叹息道：“我充分理解你所说的话，我也有同感，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了。”为此，后藤特致信松本，表达歉意：“我没把事情做好，很对不起你。”松本则在回忆录中缀笔道：

我感到后藤先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已经错过时机了。就在后藤、近卫两人会见后不多日，大本营于12月1日发出了攻占南京的命令。时势是可怕的，它盲目地推进一切。

尽管松本重治是军部南京攻略的“持不同政见者”，南京“陷落”后，松本作为同盟社在大陆的代表，还是受邀出席了“入城式”。松本也想与支那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见面，交换意见，他与松井是太平洋会议时期的老朋友。在松本眼里，松井作为参谋本部中国班出身的“支那通”，不单着眼于中国，而且关注英美在中国的权益及其对华政策，是深具国际视野的“国际派”。

松本在回忆录中，详尽记述了入城式的过程。12月18日下午两点，慰灵式。出席者须提前半小时进场，“我与深堀报道部长一起，急匆匆赶往仪式会场的故宫飞机场。那天是阴天，风虽不太大，但感到了刺骨的寒冷。昨晚的小雨已化作雪花，仿佛给会场化了淡妆。参加仪式的部队在规定的时刻以前已经排列整齐……”松井最高指挥官代表陆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代表海军担任斋主，坐在祭坛前面；后面是朝香宫中将、柳川中将和近藤战队司令官；再后面是各部队首脑机关将士约五百名列队。祭祀仪式按严格的神道方式举行，各项仪轨有序推进，一丝不乱。日高参事官代表川越大使致悼词后，两斋主供奉玉串，陆海军的喇叭手吹奏“镇国曲”，参与祭祀的全体将士举枪行礼……“我想这大概就结束了，突然松井指挥官站了起来，开始对朝香宫等参加仪式的将士训话”：

汝等虽然努力地弘扬皇威，但是由于一部分士兵的暴行，使皇威一举堕地！你们给我干了些什么事情？作为皇军能做这样的事情吗？汝等从今以后，必须严肃军纪，绝对不许虐待无辜平民。这就是对战殁、病殁者的供奉。

讲到后来，松井已是声泪俱下。坐在台下的松本，在心里说：“松井先生，做得好啊。”一边请求身边的深堀部长：“日本军的暴行，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我希望向世界转发松井大将训词的新闻，请报道部长批准。”

翌日，松本回沪后，立马赶到分社办公室，在向东京发送电讯的同时，要求部下把松井训词翻成英文，即刻发往路透等各家西方新闻社。但仅报道松井训词，也还是真真意难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虽然松井最高指挥官的态度是出色的，然而松井先生训斥的日本军人，在南京及其他地方犯下最可耻的暴行，屠杀、放火、亵渎尸体等事实，不断刺痛我的心。

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用汽油焚烧尸体。尸堆中，有不少普通市民，女性和孩子。

次年4月，一位在南京陷落时，与一些西方人一起坚守难民事务所，在建立难民区事宜上曾得到过松本帮助的中国绅士田柏烈先生到上海分社拜访松本，并带来了其编写的一本书《日本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田对松本说：“这对于有良心的日本人，真是感到很抱歉。但是，我们是想让世界知道这样一个可悲可恨的事实，战争会使人变成野兽。”松本当即表示：

田柏烈先生，我只是日本人中的一个无名小辈，对南京的暴行和屠杀，我感到深深的羞耻。大作可能具有反日宣传效果，这也没有办法。对于中国人，乃至对于全人类，我们日本人应该深刻谢罪，同时也希望把你的书作为我们反省的粮食。你的话太客气了，反而使我更加痛苦。

无论是当时，还是战后，松本在南京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鲜明的，眼里不揉沙子。在他作为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活跃于公共空间的七十年代初中期，“南京事件”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词汇，围绕大屠杀之有无的问题，日本社会展开了一场左右对决。松本在他先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中，对南京陷落后，日军针对战俘和平民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从来就直称“南京大屠杀”，而不是在主流出版物上更常见的较比“克制”的“南京事件”。只是他进入南京时，局势已基本平稳，故其本人未能亲眼目睹大规模屠杀，也确实并不掌握具体数据，但他直接听过一些随军记者同行们的讲述，甚至仔细翻阅过他们的随军日记，那些对日军残虐行径的原生态记录，甚至令松本产生了强烈的生理性抵触，难以卒读。田柏烈等中国和西方友人的证言，是松本重新检讨历史的另一个维度。大屠杀的亲历者、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M·S·贝茨也是松本的朋友，战后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松本与他在轻井泽重逢时，这位美国学者面带疲惫，只说了一句话：“那时候实在是太残酷了，我已经什么都不想说了。”但松本却再次受到强烈的触动：

虽然“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人数以及真相依然不明，但这在我们日本人的心底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然而，松本检证历史的努力却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政治势力的夹攻：认为所谓“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少数人人为制造之虚幻”的“幻影派”保守派分子，指责松本“造谣、污蔑，作伪证”；而左派人士则拿同盟通信社的“国策”背景及其自身的战争责任说事，质疑松本为何不在实施屠杀时去现场采访，等等。

其实，对松本来说，“与被害者人数相比，日本军人所做的非人道行为本身更令人痛心”。特别是当他看到“捷报”传到日本本土后，各大报纸纷纷推出“南京陷落”的“号外”，数以万计的东京市民在银座街头提灯游行“祝捷”时，深感“在日本国民中，正蔓延着一种错误的中国认识，以为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很快就会投降，而趾高气扬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时点上，“我开始认真考虑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的问题”，包括旋即被卷入“和平运动”，恐怕亦与彼时所受的刺激有关。所谓“和平运动”（以下简称“和运”），实际上是由日本政府和军部共同策划的以武力为后盾、以对华政治诱降为主要诉求的国家谋略，旨在通过招降并控制汪精卫集团（即所谓“汪兆铭工作”），促成国民党“改组”，进而使其易弦更张——“从彻底抗战转向和平”。说白了，就是把整个大陆变成“满洲国”第二，以达成“不诉诸武力而谋求一劳永逸之政治解决”的目的。

“南京陷落”的捷报传来，东京皇居前广场上祝捷的人群。人们提着灯笼从二重桥向银座方向行进。

应该说，“和运”之出现，绝非偶然。首先，“七·七”事变前后，在国民党权力层内部，有一个泛政治化的松散联盟“低调俱乐部”，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成员有周佛海、胡适、顾祝同、熊世辉、陶希圣、陈布雷、罗君强、高宗武等，他们经常聚会，讨论时局，对中日战争前景感到悲观，所谓“战必大败”。后胡适逐渐抛弃和平幻想，对汪说“和比战难百倍”，遂退出，其他人则依然故我，越陷越深。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权力层，特别是陆军中，也有一个主张“和平”的所谓“不扩大”派，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和支那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为首。双方有一个虚幻的目标交集——“和平”，尽管是完全不同定义的“和平”。而对于链接该目标的路径问题，双方的认识则高度趋同——即汪精卫。

汪作为党内老革命，风流倜傥，卡里斯玛无出其右，却在与蒋的权斗中处于劣势，悲情色彩浓厚，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该组织的核心成员，如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无一不是汪的“脑残粉”。1935年，中日两国通邮问题交涉时，汪的主旨演讲便给高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松本在书中写道：“高君曾亲口对我说，他非常崇拜作为政治家、同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汪精卫。从那一瞬间（即聆听汪演讲之时——笔者注）开始，他就决定了后半生要为蒋、汪两人工作。”汪也相当器重高宗武，通邮协定签订后，汪即任命高为外交部日本科科长，不到两个月又提升为亚洲司司长——当然，这种人事安排经过了蒋介石的认可。但显然，在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的麾下，高作为对日外交实务责任者，在与日方军政大鳄不断过手的过程中，内心的天平日益向汪倾斜。

国民党主帅和副帅。在权斗中，汪精卫处于劣势（1936年）。

更要命的是，松本自己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汪粉”。在他笔下，蒋介石是一个冷酷的专制独裁者，而汪精卫则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1935年6月，中日《何梅协定》签署后不久，在高宗武的破例安排下，松本初次拜会汪精卫，简直受宠若惊。直到近四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追述当时的感觉，仍难抑激动，乃至连大牌政治记者为抢独家而不顾一切的职业本能都暂告退隐了：

我常听说，汪先生是能够面对成千上万的听众呼唤吼叫的中国第一流雄辩家，今日得闻其声，不由得感到他是个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高超演员。更为难得的是，他不是叫我“松本先生”，而是称呼我的全名。我交往的中国友人着实不少，但是称我全名的，今天还是第一次。所以，这声音一直在我的胸中回荡。……或许也是因为初次见面的缘故，他说话特别客气，但是他始终直视着我的脸，目光炯炯：“松本重治先生”，就这样到结束叫了我数十次，汪先生的这样称呼，使我在心中深深感到，这是超越一般礼仪的诚意和对我的友情。

坐在汪精卫对面开始谈话后，单独见面作独家采访的记者本能，竟逐渐不知踪影。“汪先生，这次我来拜访您，不只是为了采访，我想不做记录，只是听您讲话，想了解您，理解您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请您随便地、并且坦率地谈一谈。至于我要发的电报，之后我会与高君商量之后再适当决定。”听了我的这些话，汪先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呀。不过，您能这样做的话，我也可以说得更自在一些了。”

松本从汪的身上，感到一种“面对日中外交充满荆棘的道路，勇往直前的悲壮感，于是不由得深深地受到了感动”。起身告辞时，“汪先生对我说：‘我希望先生也要多加保重。’‘汪先生也务必保重。’说完，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松本到底是有信用的记者。回到下榻的酒店，即起草了发往东京的电文，“删除了可能会对汪先生有影响的部分。接着，我立即打电话与高君商洽，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就发了电报（南京6月20日发“联合”电）”。初见汪先生的印象是如此完美、如此强烈，“没想到三年后，自己会协助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以至于松本竟有种在梦中的错觉。

可以说，这种对汪“人格”力量的景仰，在“低调俱乐部”成员与日本所谓“和平派”人士之间是一个共通项。当然，具体到人，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因人而异，未必能达到“最大公约数”的浓度，但至少对松本和高宗武来说，浓度不可谓低。直到事件已尘埃落定近四十年后，松本还在书中试图为汪正名：“如今被称为汉奸、被贬为卖国贼的汪精卫，如果打分的话，也许在零分以下，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一百年后，一定会重新评价汪精卫。”松本与高宗武之间非同寻常的“同志”（Comrade）情，及二人对汪发自内心的崇拜，“在汪精卫走向投敌叛国的道路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学者、《上海时代》中文版序说作者余子道语）。

南京“入城式”结束，回沪后不久（1938年1月17日），松本便应“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之邀，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此乃松本正式切入“和运”之始。至此，其“上海时代”也到了最浓密、最难忘的尾声阶段——也是作者最引以自豪的一段“峥嵘岁月”，此前的种种历练、经营，包括人脉网络的构筑，仿佛都在那段浓缩的时日中结晶、升华了。

董道宁也是松本的老相识，从小在横滨长大，说一口超流利的东京标准语，在国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日本事务，顶头上司是亚洲司长高宗武。董此番来沪，正是受高宗武的派遣，一来是见川越茂大使，“请大使协助，要求日本在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工作上缓和条件”，二来是与松本、西义显策划秘访东京的日程安排。董在东京顺利搭上了日本参谋本部影佐祯昭—多田骏这条谋和秘密管道，影佐还托他带信给何应钦和张群（二人均系影佐在“陆士”的前辈）。3月10日，董从神户出发回国，在大连受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鼓励，然后回到了上海。以此为开端，“和运”开始提速。

蒋介石、日本大使川越茂（中）和高宗武（右）。

3月中旬，高宗武来沪，与松本秘密商议推动“和运”的方略，松本提出“应考虑国民政府改组，或者设立第三政府”，得到高的首肯。高透露周佛海等“正在暗暗地摸索和平的途径”。3月16日，松本会同西义显的副手伊藤芳男与高、董四人会谈，在确立谈判路线图的同时，圈定了双方参与“和平工作”的名单，并按照加入的先后顺序，为每个人取了代号：太郎—西义显，次郎—董道宁，三郎—伊藤芳男，四郎—高宗武，五郎—松本重治，六郎—影佐祯昭。中方两位成员，均为外交部担当日本事务的实力派，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应该直接对汪精卫负责。而日方四位，则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西和伊藤，以“满铁”实力派人物松冈洋右为背景；影佐及稍后加入的今井武夫，是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新任内阁陆相板垣征四郎的代理人；松本虽被看成是首相近卫文麿及其密友、“同盟”社长岩永裕吉线上的人，但其实更具超派阀色彩，其本人与影佐有亲戚关系，与随后入围的参议院议员犬养健的私交亦笃，而且是笔杆子出身，日本数一数二的国际派记者，人脉深广，从哪方面说都堪称核心。在会上，正是松本提议，活动进程除了要向松冈洋右报告外，“还应该和首相近卫先生谈”。他还动议当月底在香港再谈一次，得到大家一致赞同。6月27日上午，十点半，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六人再次举行会谈。从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谈了大约七小时。松本在书中欷歔道：“这是战争期间，所谓敌对国人士的聚会，同时也是同志间的聚会，令人感慨。”

除六人会谈外，作者在香港与高宗武至少有四次深度磋商。松本提出先让蒋“暂时”下野，由汪“掌舵”国民政府的方案。日方则予以响应，发表在一定期限内从中国撤兵的声明，以此作为双方停战议和的第一步。二人甚至敲定了撤兵所需的时间（“因为是大军撤退，需要一年半或者两年”）。他还坚决支持高立刻赴东京，以期与各方大佬具体调整。见高有些动摇的样子（“我也不想成为汉奸啊”），作者苦口婆心地劝诱道：

宗武，你有你的想法，我尊重你。但是伊藤君已经等在船上，西君与影佐先生等人做了各种准备。我和日本方面保证，绝对不会使你们成为汉奸。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们、你们都可以中途叫停。你与蒋先生之间的问题，佛（即周佛海）不是说由他负责吗？你到东京去，决不是背叛蒋先生和中国呀。你到东京去，是为了中国永久和平与幸福，你应该向日本的朋友们滔滔雄辩，堂堂正正地阐述汪先生以及他那和平派的主张。而且，对日本应该要求的东西还是得要求的。你到东京去绝对不会失败，我可以绝对保证。你应该去做只有你才能胜任的事情……

《高宗武回忆录》，高宗武著，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最后，在轮船就要从黄埔港起航的一个半小时前，松本亲自驾驶同盟社的乘用车，掩护高宗武通过了外白渡桥头日军哨兵的盘查，直送他登上了“日本皇后”号客轮，走上了通敌谋和的不归路。松本作为朋友也够仗义，送走了高的次日，便乘飞机赶赴东京与高汇合（“我不能比四郎晚到”），并引荐同盟社首脑、近卫的智囊岩永裕吉和前首相犬养毅之子、国会议员犬养健与之会谈。作者本人还拜会了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一干大佬，纵横捭阖，寻求对“和运”的理解和支持。

同年8月，松本应高宗武之约再赴香港。但后者因吐血而住院，在与周佛海协商之后，推荐了梅思平作自己的“备胎”，与松本继续会谈。松本与梅思平连续谈了五次，使“和运”更加具体化、清晰化。9月8日，松本从香港回沪，正待把香港会谈的“成果”向东京方面汇报时，却不幸病倒，连日高烧不退，心脏也出现问题，后被确诊为伤寒，紧急住进了虹口福民医院。卧病之际，会谈的笔记本就垫在枕头下面，还随时准备做功课，奈何力有未逮。幸亏“西君和伊藤君从东京来看望我。我把备忘笔记本转交给他们，在病床上向他们报告了同梅君（即梅思平——笔者注）与高君的谈话要点”。报告完毕，松本“如释重负”，旋即陷入了长达两星期的昏睡，两度病况危笃。多亏了从东京传染病研究所派往上海的医疗专家应对抢救及时，有惊无险。直到12月初才跨出医院大门，回汉密尔顿大厦的公寓继续疗养。

12月20日，得到“同盟”总社发出的人事调令。于是，当月29日，在“万分遗憾”的心境下，乘船“离开了令人留恋的上海”。不过，令松本真正感到“遗憾”的，还不是关键时刻生病掉链子。在离沪前夕，松本已获知汪精卫脱离重庆的消息（12月18日）。随后，显然是为了呼应汪的行动，日本发表了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12月23日）。“但其中只提到‘为防共在特殊地点需日本军队驻屯’，而没有发现在这些区域以外，日军从整个中国‘撤兵’的表述”。松本“感到愕然，仿佛看到了笼罩在和平运动前方的阴影”：

虽然感到万分遗憾，但这时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我自己的身体还必须疗养数月，只能灰心放弃。

不过至此，他也总算看清了过去一年来，自己和高宗武等“同志”飞蛾扑火般全身心投入的“和运”的本质。

松本的“上海时代”结束了，可上海时代的故事却仍在进行时。回到“同盟”东京本社后，松本虽然与“和运”渐行渐远，但与当初在“峥嵘岁月”共甘共苦的“同志”们的交情却未翻篇，与有些人的友谊甚至持续终生，特别是高宗武。“高陶事件”后，高宗武隐居美国，彻底淡出了政治。而松本战后则长年担任日本美国学会会长，每每赴美出差，必在华盛顿约会高宗武。高宗武常对友人介绍，“Mr. Matsumoto（即松本）是我的救命恩人”。此诚非虚言或客套，而是确有其事。

1941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及其携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的文本，酿成“高陶事件”，举世震惊。

“高陶事件”两位始作俑者晚年于华盛顿合影（左为高宗武）。

松本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近卫时代》中，曾讲述过他在东京救四郎于危难之中的故事。高宗武与松本一样，原本就对军部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二人所参与的一系列谈判，也一直把“撤兵”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来加以推进、解决，为此而得罪了一些陆军中的死硬分子。加上高宗武年轻莽撞，性格耿介，有恃才傲物的一面，在汪从河内潜回上海、建立傀儡政权及“还都”南京等方针上大胆建言，不惜忤逆汪意，与周佛海等实力派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乃至随同汪精卫访日时，竟被单独安排住在远离代表团的酒店，且暗中受到监视。

『近衛時代ーー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上・下）、松本重治著、中央公論社、昭和６２年１月初版。

松本重治的两种著作：《昭和史的证言》（每日新闻社，昭和61年6月版）和《我们生涯中的中国》（みすず書房，1983年11月版）。

彼时，松本正因盲肠炎手术而再度住院。前“和运”同志、三郎伊藤芳男前来探视时，有意无意的一句嘀咕被松本听到：“陆军中的热血汉对四郎很是搓火，看来高宗武悬了。”松本遂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托三郎带话给四郎：“就说我想他了，让他来医院看我。”高果然马上就来探视，松本见了他就说：“情况似乎有些不妙。你最好明天就悄没声地离开日本。”高听了，笑而不答，但显然已经察觉到了什么，只用目光示意松本：“明白。”翌日，高宗武即从羽田机场回国。

两三天后，周佛海又来探视松本。松本故意问周：“宗武怎么样了？”周说：“那家伙好生奇怪。唉……失去一个同志虽然不无遗憾，不过也是没法子。”松本听了，更坚信自己的第六感，同时仍挂念着高的安危。直到“高陶事件”后，得知四郎已从香港赴美，才松了一口气。不过，此事虽说关乎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但对《上海时代》来说，则是题外话了。

（本文为文字首发稿，作者授权发表。碍于篇幅，略去全部注释）

原标题：《松本重治和他的上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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