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一半︱以跨境合作，保护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

【编者按】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9+2”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发展区，作为中国“一带一路”、“三大主轴”等重要战略的节点，大湾区正面临着复杂的生态文明建设挑战与机遇，湾区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其发展的生态资本需求及其可持续性。近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一个地球基金会联合中科院共同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足迹报告2019》。这期，我们邀请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华南项目成员来给我们从水保护的角度来讲解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跨境保护，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

三角洲与大湾区

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珠江三角洲地图》，已有些年头。曾有来访的朋友看着图说到，这 “三角形”的珠江口还真是明显。相信不少朋友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这却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珠江口地图

河流携带着泥沙奔向海洋，在入海处河口断面扩大、水流速度骤减，泥沙就逐渐沉积在河口底部，不断堆高，形成近似三角形的沙洲，即三角洲。一般而言，三角洲的顶部指向河流上游，外缘面向大海，可以看作是三角形的“底边”。珠江三角洲却恰好“不一般”，这一方面归功于珠江的西江、北江、东江三大水系从不同方向而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州白云山、中山五桂山和南海西樵山等曾经浅海中星罗棋布的基岩岛屿。珠江水系携带来的泥沙正是以这些岛屿为沉积核心逐渐淤积扩展，连接成陆，加上人类活动，最终造出了拥有独特河网与地形的复合型三角洲。

与“三角”不同，珠江三角洲最明显的特征，是复杂的河网和放射型的分汊出海河口：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及崖门等“八大口门”。这里的一些名字一定可以引起你的兴趣，例如林则徐虎门销烟、葬送南宋的崖门之战等。

那么，图上的蓝色三角形是什么？那是另一个可以勾起民族共鸣的名字--伶仃洋，也就是联结粤港澳的那个珠江口的河口“湾”。

河口湾、珠江口、三角洲，这些内地与港澳共同守护的自然单元，串起了内地与港澳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养育了红树林、黄唇鱼、黑脸琵鹭、中华白海豚等跨境而生的宝贵生命。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地图 ©WWF

湾之子 白海豚

写此文时，正好接到广东省林业局的邀请，去珠海考察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珠江口现存有中国数量最大、约2000头的中华白海豚群体，种群世代比较完整，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保护区就坐落在珠江口的核心地带，珠海市辖区与香港之间，其东侧边界即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边界。保护区1999年由广东省设立，2003年升为国家级，其主要保护对象是中华白海豚及其栖息活动区域的自然环境、水质环境、海底环境、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易危物种（VU），其最大特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上的深色斑点会逐渐完全褪为白色，这也是其得名的由来。

在位于珠海市淇澳岛的保护区管理基地科普馆里，我们见到了许多白海豚的标本，他们有的是因为被船只螺旋桨击伤而死，有的是因为污染物感染，而讲到“老白”时，工作人员的眼眶湿润了。

2012年3月，一头白海豚在广东佛山布满淤泥的河道内搁浅，被保护区成功救护，由于其通体雪白，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老白”。“老白”已属高龄老年，绝大多数牙齿已磨平，捕食能力差，行动缓慢，背鳍还曾被螺旋桨打断。根据这一特点查找到的资料显示，这一处旧伤早在1996年就被在香港目击过。救护初期，在香港海洋公园和长隆海洋王国的协助下，“老白”先后进行了15次体检，并进行了积极治疗，健康状况得到稳定。但进入11月后，受天气等多方面影响，“老白”食欲下降，经国内外顶级专家的治疗和护理也未好转，经多次抢救，最终在2013年1月因器官衰竭而死亡。

这些人与豚的故事触动了我，白海豚是珠江口的孩子，各界跨境救护“老白”的努力正是大湾区共同保育大自然的珍贵案例。

跟随着保护区的巡逻船，从珠海香洲港出发，我们一路向西直奔中华白海豚保护区水域。一座长桥映入眼帘，这就是2009年动工、2018年通车、创下多项桥梁世界纪录、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跨境大通道--港珠澳大桥，直接贯穿白海豚保护区的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当年因为保护区与国家重大工程的关系，引起过不少争议。而保护区东侧紧邻的香港屯门及大屿山对出的一带水域，虽不完全是保护地，但也是中华白海豚的重要生境。

中华白海豚对他们家园的边界（香港、澳门或是内地）“无感”，对水里发生的一切却都很“敏感”，比如污染、填海、噪声等。港珠澳大桥在建设时，将施工噪音干扰、悬浮物扩散、往来船只碰撞等对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控制到最小。

例如，每年四至八月是中华白海豚的繁殖高峰期，噪音对于刚刚生完宝宝的海豚母子影响较大，可能造成母子失散，为此专门设立的观豚员在打桩和挖掘施工作业前，通过望远镜在施工地点半径五百米范围内，连续观察五分钟以上，在确保没有中华白海豚在施工区域时方可施工；如施工区域五百米范围内发现中华白海豚出没，则严禁施工作业；还采用实时声音探测装置，监测中华白海豚的出没情况，一旦触发警报，海上工程作业即暂停。据专家介绍，如今施工期后中华白海豚恢复的状况不错，不少已经回到大桥附近一带；除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外，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机构也在对粤港澳大湾区海域中的中华白海豚种群恢复的状况保持着关注，并推进其保育工作的开展。

“快看！”顺着船长的手指方向，一只隐约还有斑点的中华白海豚从水中露出了脊背，几次翻腾后，扬长而去。看了看GPS，我们正处在港珠澳大桥西人工岛附近，再往前去，就是香港水域了。

从船上看港珠澳大桥 ©张诚

珠江水 母亲河

提到香港的水，那可是跨境合作的典型案例。河流是人类的母亲，千百年来，珠江的儿女们在母亲培育的土地上劳作、繁育，产生了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文明；位于半岛和岛屿的香港，无法直接取用珠江水，随着人口的逐渐高度集中，用水问题自然成为瓶颈。

开埠初期，香港一直倚赖山涧水及雨水作为主要水源，此后建成了多个水塘及水库，但仍饱受缺水困扰，从1920年代就已开始构思从广东省购水。随着人口压力及多次旱灾出现，水资源短缺问题在1950年代达到顶峰，“楼下闩水喉”（楼下的，关水龙头，楼上才有水来）成为那个年代香港人的共同记忆。为帮助香港解决水源问题，内地先后建设了深圳水库和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其中1965年3月1日东深工程开始向港供水，大大缓解了香港的缺水紧箍咒。

东深供水工程自东莞市桥头镇太园抽水站至深圳水库，全长83公里。其中将一条原本由南向北流入东江的支流──石马河变成了一条由北向南流的人工运河，河水由下游抽回上游，逆流而上，工程因而相当艰巨。整个工程经八级泵站提水，将水位提高46米后，注入雁田水库，再由库尾开挖3公里人工渠道，注水至深圳水库，最后由深圳水库输送过境至香港。除供港外，东深供水工程还可灌溉沿线农田、排涝，并向深圳沿线城乡供水。经三次扩建后，2003年更建成了专用密封输水管道，以避免沿途污染。

太园抽水站 ©青城环境

尽管对供水水质、“供水过剩”等问题存在探讨空间，但如今香港饮用水的70%来自东江是不争的事实，东江是名副其实的“香港母亲河”。多年来，来自香港、深圳、广州等东江下游城市的政府部门、企业、民间组织、学者以及居民都饮水思源，不断地参与到支持东江上中游地区的生态保育、环境保护、脱贫等事业中。

我所在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自2015年起开展东江源水生态保护，开展森林和湿地保育、环境治理、生态扶贫、自然教育等工作，并为东江流域上下游跨地域、多部门协调沟通创造机会。大家都相信，只有上游的生态环境好了，下游的水才会好；只有大家共同合作，才能更好地保护水源。

与香港类似，澳门也地处海滨，境内没有河流，并且受制于有限的土地资源，没有条件兴建大型水库，沿江饮用水源又长期受咸潮影响，随着城市用水量不断增加，用水压力山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自1960年代起，广东省先后修建了多座水库、抽水站、原水管等由珠海向澳门供水工程，基本解决了澳门安全用水的问题；如今，位于珠江口西岸的澳门和珠海依然共用一套水源系统。

21世纪之交时，由于西江枯水期咸潮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珠海当地水库蓄淡水量已不能满足调咸要求，导致供水困难。水利部从2005年开始，连续7年开展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水和珠江流域水量调度工作，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澳门、珠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供水安全。2006年，珠海完成“西水东调”工程建设，将原来位于珠江磨刀门水道下游的取水口上移约20公里，并扩建泵站，枯水期供水问题暂时得到缓解。2011年，珠海竹银水源工程通水，为珠澳供水系统增加4000多万立方米的调节库容，使珠海东区供水系统调节库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标志着珠澳供水系统调咸蓄淡能力、供水保证率、应对突发水危机事件的处置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有中央的支持，也有跨境的努力。2006年，粤澳双方建立了供水合作机制，在粤澳合作联席会议机制下成立了粤澳供水合作专责小组和技术小组，加强多层次的沟通和合作，推动粤澳供水合作取得长足进展。

在对澳门供水近60年间，广东省已累计向澳门供水22亿多立方米。目前，澳门日常约96%的原水由广东省珠海市从珠江供应，澳门也是珠江母亲的孩子。

共保护 大发展

从珠海回程的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绿树白云，梳理着中华白海豚和人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大湾区生态系统：

1956年，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它也成为1979年中国第一批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的保护区；

此后，大湾区的自然保护地风生水起：

1988年，升级深圳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5年，香港米埔和后海湾自然保护区成为国际重要湿地；

2003年，升级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1年，香港建成世界地质公园；

2015年，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通过验收；

2018年，珠三角地区9个广东城市全部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形成森林城市群。

然而同时，生态环境仍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短板：这里每1万美元GDP用水量为214.47m3，比东京湾区高30%；单位GDP能耗是其他三大湾区的两倍左右；空气质量水平差距明显，PM2.5年均浓度是同期国际一流湾区水平的3倍左右；地表水黑臭水体占比8.9%。

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对于我们的环境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相信会有别人来拯救它”。好在跨境大保护，其实已经在路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2月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目前粤港澳三地正按照“规划纲要”，共同编制《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但由于香港和澳门与内地的政治体制不同，其立法、行政、司法等体制和程序都有所不同，《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乃至大湾区的整体跨境保护必然要考虑这种差异，注意协调和可操作性。这种特殊的跨境合作，既不同于内地省份、城市之间的合作，更不同于国际合作。对此，可提出如下几条大湾区跨境合作保护的建议：

一、机制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设立跨境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由中央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部委和粤港澳三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部门参加；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既允许三地通过各自的管辖权，采取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措施，体现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又要求港澳特区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述职时包括跨境生态环境保护内容，体现统一性与协调性。

例如，目前港澳与内地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同，但可以尝试通过跨境协调机制进行相应的自然保护地标准和规范衔接；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在内地与香港尚未实现连片，可通过协调探索更科学合理地设置相应自然保护地。

二、目标上，大湾区要实现综合性可持续发展，其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不应是孤立的，而应围绕大湾区整体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设立，既体现约束性，也体现相关性和保障性；应协调粤港澳设立清晰、具体的子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例如，对供港原水的保护，不应仅以香港接受的原水水质为保护目标，更应以其内地上游东江的河流健康状况为更综合的保护目标，该目标除水质外，还应包括水量、水生态、生态服务功能等在更大的流域尺度设立。

三、形式上，大湾区跨境生态环境保护除了需要制定纲领性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必然要开展规划环评，纳入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等。对于跨境生态环保问题，应在跨境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下，充分让各地政府部门、人大代表（特区议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社会组织代表等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并形成共识，以转化为各自的措施。

四、内容上，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应涵盖大湾区面临的主要跨境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大气、河流、海洋、固废、生物多样性等。一些三地都关心的问题，可以沿用已有的成熟做法或借鉴内地已有成功经验的做法，尝试协调开展。

例如，内地开展的跨省区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在港澳与广东省之间尝试；在这方面，广东与广西在九洲江流域、与福建在汀江-韩江流域、与江西在东江流域都已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积累了丰富经验。

回到办公室，我把最新版的《粤港澳大湾区地图》挂上墙。与珠三角老地图相比，除了新增的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突出显示的自然保护地，其实最大的变化，是基于国家战略和国际高度的可持续发展新视角。相信粤港澳跨境合作大保护的努力，能使三角洲山更美，母亲河水更清，白海豚更欢腾。

[作者张诚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华南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