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风险社会视阈中的“全民公投”：欧洲民粹主...

本文原标题：《席伟健：风险社会视阈中的“全民公投”：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展望》

引子

近年以来,以“全民公投”的频繁运用为标志,欧洲民主政治实践开始面临认同危机,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作为对恐怖主义刺激反应的民粹主义心理和行为的滋生。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和国际事务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以多种“颜色革命”为代表的民主输出战略受到挫折。同时,由于互联网社交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赖以维持其社会稳定的行政、司法制度设计也都因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爆发遭到强烈质疑。解析处于高风险阶段的西方国家应对这些事务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同样提前被卷入“全球风险社会”中的我国的政治发展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西方民主一度被认为是解决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的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甚至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基于国族认同、民族自决的民主理念成为笼罩全球、不可撼动的政治信仰。到了21世纪,作为直接民主载体的全民公投制度开始被广泛地应用于涉及国家战略走向判断的重大事务,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对于致力于推进治理现代化改革的中国来说,以全民公投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在自媒体时代遭遇的挑战和困境,值得我们借鉴、反思。

一、西方民主制度遭遇“全民公投”带来的“民粹主义困境”

2014年下半年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的数起重大事件,预示着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推销的民主化战略遭遇到了新的挫折:其一,是2014年8月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发生白人警官枪杀黑人青年威尔逊的事件。11月,陪审团做出的不予起诉的裁决,这一决定导致超过70个美国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美国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问题再次激化。其二,2015年初,法国巴黎爆发“查理周刊事件”。事件起因是该周刊坚持刊登涉及侮辱伊斯兰宗教先知的漫画,但政客们坚持判断此行为处于所谓“言论自由”允许的范围,当地穆斯林移民多次抗议无果后,极端分子采取了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暴力措施来表达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2016年底特朗普上台之后,其所作所为进一步激化了美国政治土壤中的种族矛盾和认同危机,撕裂了以往为经济发展业绩所掩盖的政治裂痕。

英国自2014年以来境内有两次全民公投,第一次是2014年9月的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投,第二次是2016年英国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重大决定全部都诉诸全民公投,直接民主与民粹主义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这些政治事件不是孤立地发生、存在的。在第一个事件中,非裔美国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美国人一直津津乐道的陪审团这种美国人最早“在法庭上实现民主”的制度,美国赖以立国的制度现在面临着被种族问题撕裂的危险。第二个事件既显示了西方政客一如既往的价值取向上的傲慢,又表明经过几十年发展,随着穆斯林移民占西欧诸国人口比例的持续上升,国族认同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政治参与都借助了“自媒体”时代的先进互联网技术。加上今年发生的“剑桥分析”案件,西方民主的“选票拜物教”在高科技前显得捉襟见肘。

西方民主为何走到这一步?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根基,无非是以多党政治和建立在选举制度基础上的代议民主为基础的理论学说体系。但是,这个大厦的地基不牢靠:从“民主”到“代表”,从“代表”再到“选举”,是概念上的两大跳跃,理论上很成问题。无论从思想史上看,还是从现实考察,选举制一直都有产生“自然贵族”的倾向,其所导向的是产生“陌生权贵”主导的“寡头政治”而非民主。一个半世纪前,托克维尔似乎就预见到了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命运:在享受充裕物质条件的时候,如果人们失去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不再愿意主动参与自我管理,关心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公共事务,就会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托克维尔称之为“温和专制主义”的制度,将西方民主秩序推向悬崖。

二、利益集团政治将西方民主化战略推向破产

1992年,福山曾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津津乐道地宣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但是,本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表明,福山的乐观似乎是缺乏现实支撑的。2001年,美国以“911”恐怖袭击为契机,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中东一系列国家煽动“颜色革命”,将其全球民主化战略推向新阶段。但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被强制输入民主的亚非发展中国家在失去政治强人的统合后,纷纷陷入了社会溃败的治理怪圈。

2011年9月,在纪念“911”10周年之后,“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并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彼时也发声支持民众的抗议运动,说美国民主本质上是“各种为如何切分国家经济这块大蛋糕而斗争的战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它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如果说特殊利益集团已经绑架美国内政外交的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二战”之后形成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简称MIC)莫属。“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1月17日的《告别演说》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当艾森豪威尔提出“军工复合体”这个概念时,是用它来表示国家的军事机构(国防部)与军工企业的联合体。在近40年的冷战期间,战争和军备竞赛,使军工复合体逐渐演变成为美国内最大的获利集团。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科研机构所组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它有200多万军事人员,100余家军工企业,几十个科研机构。军工复合体的构成,决定了它是一个靠发战争财,靠发军备竞赛财的特殊的利益集团。冷战结束,和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民的要求和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但这不是美国军工复合体所希望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军工复合体要想获得更多利益,影响和控制美国的防务政策,制造敌人、发动战争,进而扩大国防预算,是其基本途径。

根据华盛顿的公民责任和道德组织的调查,从2009年到2011年,美国退休的三星和四星将领共计108人,其中有76人在退休后干起了国防承包商和国防顾问的行当。2011年,国防部仅在五大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雷神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身上就花了将近一千亿美元,几乎与联邦在教育方面的总预算相当。同年,美国最大的100家承包商共卖出了价值4100亿美元的军火和军备,其中最强的10家公司交易额总和就达到了2080亿美元。很显然,西式“民主化”已经使国家偏到寡头政治的轨道,引发一系列政治功能紊乱疾病。

至于美国到处输出民主、煽动颜色革命的后果,以乌克兰为例,这个曾经以“欧洲粮仓”著称,在苏联以工程师比例最高,制造业和工程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几乎沦落到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发展程度“垫底”的境地。整个20世纪90年代,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5%。2012年,乌克兰实际GDP相当于1990年的69.5%,人均实际GDP只相当于1990年的81.1%,国民生活远不如苏联时期。2013年7月,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亲西方的乌克兰西部居民59%倾向于西式民主,但中部地区这一比例只有30%,东部地区仅有15%。历经“颜色革命”狂热与混乱之后,该国民众得出结论:颜色革命并不能创造民主和幸福的神话,西方国家输出的是混乱和无序,追求的是地缘政治私利,乌克兰不过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民众不过是政客争权夺利的垫脚石。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民众不具备共同的国族认同(identityofnationstate),启动民主化只会加剧种族、教派间的对立和矛盾。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福山也无奈承认,克服“末人世界”(TheWorldofLastMan)挑战的人类命运抉择在于重建道德共同体,提升社会资本,从而保持自由民主内在的平衡。研究表明,20世纪中期构成美国文明社会的道德社群(从家庭、街区,到教堂乃至工作场所)现在正受到冲击,许多指标显示总体组织社团的程度在下降,这个时期被福山称为“大分裂”。早期道德共同体的衰落主要表现是:一方面,离婚率和单亲家庭的增多不断促使核心家庭衰落,这既是道德共同体衰败的原因,也是其直接结果;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却日益兴盛,但这些群体大多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联系在一起。

三、后危机时代西方民主话语实践的嬗变

如果我们分析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却可以发现,从那以来,与民主概念密切相关的“民主化”一词在西方学界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含义:就是指以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为标本、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政治转型和制度变化。在西方现代民主主义的主流观点中,代议制政府理念已经被当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种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政体被看作是最理想的治理形式:“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已经被作为理论和政治评论界据以确认“民主”的通行标准。根据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这个关于民主的最低限度的定义,民主的本质在于通过全民普选和自由选举实现垂直的责任性。这样,当权者要依靠大众的选举来获得执政的权力,而不是对一个由非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贵族议会负责。熊彼特的这个定义,将对民主的理解简化为制度化的选举过程,也就是民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领导人是否是由选举产生的。

不过,人们通常忽略的一点是,西方民主的光谱中不是只有自由主义民主一种色彩。自由主义民主观点更为关心如何限制公共权力以捍卫公民作为自由个体的基本权利,民主过程仅仅是以利益妥协的形式实现的。以平等为导向的共和主义民主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合作的、自治的共同体之平等成员的公民的自觉实践。如果非要提纲挈领地做一个区分的话,人民民主意味着以卢梭所说的“公意”(generalwill)为基础的、集体本位且体现公民“积极自由”的民主形式,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可谓是体现公民“消极自由”的、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弱势民主”,乃至是“保护型民主”。近年来西方诸多民主理论家尤其是社群主义者都看到了“弱势民主”的弊病,提出要在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增加抽签程序和强化公众参与,在重要政务信息透明公开的基础上,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力推以“全民公决”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实现形式,克服选举制的弊端。

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发展贯穿于西方世界演化过程的始终,“民主”及“民主化”这组概念可以将西方社会发展史中政教分离机制、分权制衡机制、代议民主机制、司法独立机制乃至各种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机制都囊括在内。这些机制体系间所存在的不同是,总的说来它们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步,以西欧诸国早在中世纪就已经进入的“法治封建社会”的“法治”土壤为基础,先从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开始,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市民阶层出现,进而导致智识层面的革命发生,打破中世纪封建迷信,倡导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兴起人文主义思潮;第二步,各项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与发展权利的制度出现并成型,近代法治社会形成———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何种权利,都起先限于贵族阶层,后来才逐渐扩大到一般民众。最后一步,才是各项现代民主制度安排的出炉,进而“民主化”浪潮才一波一波地发生。

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近现代西方民主如何千变万化,都不会改变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服务私利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指出,那些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那些价值之间表面上的和谐仅仅存在于精神绝对化的想象之中,把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强加于不同社会传统当中,只能带来社会灾难。

现代民主话语获得今天的话语霸权,则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即撒切尔-里根时代。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修辞替换后,一系列体现“价值中立”要求的社会学词汇开始系统替换左派词汇,西方国家终于完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意识形态逆转。民主“话语霸权”,其实意味着一种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集团的“文化霸权”。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些非常有洞察力的社会学家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成功地瓦解了文化等级制和传统道德,也就成功地为资产阶级洗刷了文化和道德上的恶名。实际上,资产阶级通过20世纪60年代运动夺回“文化霸权”后,其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便在悄悄地进行,而且以“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的面目出现。资本的力量并没有消失,而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掌握资本的那个阶级却不再被称为资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尽管它在众多情形中并不意味着“中间阶级”。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势证明:被自由主义终结的并不是一切意识形态,而只是左派的意识形态。

除了文明差异外,由西方国家构成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全球战略,将始终敌视非西方的、政治思想上“异质”的国家的存在。它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压力以及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渗透力,极力遏制、摧毁有别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修辞学上是一种以部分暗示整体的借代法。不过,至于取哪一部分,则体现出意识形态的暗中操作。本来内容丰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在都被“扁平”化了,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这种词语替换,使东方阵营在道德和合法性上处在了致命的劣势,从此被那种有损国家主权、利益与尊严的民主观“雾霾”笼罩了。

四、启蒙的辩证法:风险社会条件下民主化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近年来,由国际局势的发展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一些学者和政论家在谈到民主以及民主化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一种将该类问题意识形态化,乃至提升到所谓“文明”高度的宗教式的崇拜与狂热,进而推出一系列所谓“普世价值”的宣传口号。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来自西方的政治观念是全方位的,其中位于终端的一个价值,就是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普遍主义的“进步”观念。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表明这一点———他在分析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张力时指出:人们抨击普遍主义,是因为它是一种“乔装打扮的特殊主义”。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是话语共同体的必要目标,但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都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可能只是特殊。所以,后发国家应该促进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而非简单地搞民主化的邯郸学步。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性所具有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具有跨区域的、全球性的空间意义,而且在价值上也是排他的,即不允许有另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一旦确立了西方的普遍性,它的支配性力量便无处不在:从概念到参照系,从理论到意识形态。

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筚路蓝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内生性矛盾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即伴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渐次展开,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混杂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的三个层面的斗争确实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包括殖民侵略与反殖民侵略之间的斗争,农业生产方式与工业生产方式的斗争,以及发生过宗教革命的基督教文明与传统的非基督教文明的斗争。亨廷顿对于21世纪“文明的冲突”的鼓吹,从某种意义上极具误导性,“文明冲突论”掩盖了现代性政治的真正论题。

自从人类迈进互联网时代以后,民主的宏大政治话语不再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网络技术已经解构了旧的政治模式。互联网以横向信息之间的迅速转移的方式传播,一切控制都将最终失败。美国在输出颜色革命时所不遗余力推销的技术手段,现在反过来影响到其社会的稳定,互联网扭曲的社会现象激化了潜藏于其社会内部的深层次矛盾。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用“第一现代性”来描述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性:集体的生活方式、进步和控制能力、充分就业和对自然的开发是“典型的第一现代性的东西”。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被称为“第一现代化”,或“简单现代化”。但是,工业现代性的发展也孕育了另一种可能的趋势,即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毁灭的因素,最终使工业现代性寿终正寝的往往正是工业现代性的胜利成果。可以用他的“压缩饼干”理论来比喻说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世界两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历程,其间的震荡和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一包压缩饼干,初时尚无饱意,但不久肠胃胀痛与不适就会接踵而来。相应地,一个处于转型阶段的社会的剧烈变迁,并非发生在社会民生最凋蔽的时候,而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民生问题初步得到解决的时刻。但此时如果不能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来推进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会失去动力,甚至陷于停滞,进而引发新的动荡。如果遭受国际政治干涉和外力打击,沦为地缘政治的棋子,那么几十年发展的成果很可能会付诸东流。

从以上的问题出发研究民主、民主化及民主观问题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除了取决于自身发展的客观条件以外,也取决于周遭的国际环境条件。我国作为一个迥异于西方的特殊文明体,绝不可能照搬照用西方民主的制度,而是需要众多学者、政治家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将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问题提升到文明交流的高度,警惕西方借推销民主来操纵本国政治发展的同时,努力发掘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智慧,才有可能真正找到问题解决的办法。

（本文转自：《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席伟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期责任编辑：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