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的冒险｜希腊化时代

一、凤凰涅槃

黑暗时代的希腊（Greek Dark Ages）人口只有青铜时代晚期的四分之一，迈锡尼文明消失，对外联系中断，人们退回到部落生活状态。但是到了大约公元前9世纪，希腊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从希腊墓穴中出土了充满异域风情的饰品；希腊人有了自己的新文字——源自腓尼基字母的希腊语。这些证据都指向一点：希腊文明的重生与腓尼基人密切相关。

希腊本土不是一片适宜于农耕生活、自给自足的地区。像雅典城周围的土地基本上只能种橄榄树，粮食完全依赖进口。因此希腊文明必须依靠贸易才能存活下去，而当时垄断地中海贸易的正是腓尼基人。

如之前所说，善于学习外族文化是希腊文明最优秀的基因。希腊人紧紧追随腓尼基人的步伐：学习他们的语言发展出更为精致的希腊语；学习他们的造船技术改造出性能更佳的船只；学习他们的商业模式，腓尼基人建造贸易站和殖民地，希腊人也建造贸易站和殖民地。

如图1所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基本上分享了环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网络。考虑到腓尼基人当时在商业上的霸主地位，这种对待希腊人的善意令人惊讶。但不管怎样，通过贸易，更是借由贸易而输入的文化动力，希腊文明获得新生，进入了古风时期（Archaic Greece）。

古风时期的希腊文明与青铜时代不同，因为无论是米诺斯人还是迈锡尼人都消失已久。然而米诺斯人的艺术、迈锡尼人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兼收并蓄的文化基因都依稀保存了下来，在经由贸易网络汲取了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文化遗产之后，最终的果实，是希腊人引以为傲的“希腊文物”（Hellenikon）。

“希腊文物”泛指一切与希腊相关的文化与器物，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希腊艺术、希腊文学、希腊科学和希腊哲学，都兴起于这一时期。但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恐怕还是“城邦”。

“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πóλις），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965，第3页）

城邦是最高的善，这是希腊精神的本质，也决定了希腊人的命运。

或许是因为黑暗时代的惨痛记忆，除了斯巴达这个特例以外，希腊世界的人们拒绝采纳青铜时代几乎所有国家都通行的政体：王政。希腊人不需要“卢枷尔”（lugal，苏美尔人所称的“大人物”，即国王），国王只能存在于城邦诞生的传说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腊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激进的政治实验，他们尝试过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知的几乎所有政体形式：民主、寡头、共和、僭主、集体化、无政府等等，只要能够想得到的，希腊人都愿意去试试，就是不承认国王。

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城邦竞争。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那种“竞争”，以现代人的观点看，这类竞争只能用残酷血腥来形容。哪怕是闻名遐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展现的也绝非是我们现在宣传的“奥林匹克精神”那种和平、友谊、团结的氛围。古典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真正你死我活的角斗场，胜者能够享受城邦最高的荣誉，败者只配拥有生不如死的耻辱。

城邦竞争是古希腊挥之不去的梦魇，但也是其优势所在，它为希腊文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引领其进入古典时期（Classical Greece）：这是希腊人的黄金时代，也是黑铁时代。

“希波战争”的胜利让希腊人无比自豪于自己的文明，看似一盘散沙般的（其实也确实是一盘散沙）希腊城邦竟然能够抵挡住近东地区最庞大的权力怪兽波斯的入侵。希腊人的自信心膨胀到了极点，各个城邦向外扩张的欲望也前所未有地强烈，但如此一来城邦竞争的所有优势也就消失殆尽。赶走波斯人后，没有了外部威胁，城邦竞争也就没有了安全阀，最终导致一场几乎摧毁希腊世界的“大爆炸”。

这次“爆炸”在两个最强城邦之间迸发。雅典和斯巴达，各自处在政体形式的两个极端，他们将整个希腊世界拖入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正义，没有荣誉，也没有人性可言的战争，有的只是无尽的杀戮、欺诈和阴谋，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战争的结局是雅典战败，但斯巴达也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内耗严重的希腊城邦极度虚弱，波斯在一旁虎视眈眈，希腊世界再次处于岌岌可危之势。但这次很幸运，希腊文明以所有希腊人都厌恶的方式避免了浩劫：他们迎来了一位国王，马其顿的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

二、亚历山大的征服

马其顿地处希腊北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但是希腊人一直对这片“原材料供应地”持蔑视态度——尽管早期希腊人就是从这片土地迁入希腊本土的。

当希腊城邦互相争战、分崩离析的时候，腓力二世统一了马其顿地区，建起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一些希腊城邦为此主动邀请马其顿来对付自己的敌人——这恰好说明当时的城邦竞争是没有任何底线的。腓力二世当然不会拒绝，带兵入主希腊，只不过他来了就不会再离去了。公元前338年，在完败雅典和底比斯联军以后，希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抗衡，从此以后希腊就是马其顿，马其顿就是希腊。

但是腓力二世的雄心壮志不是一个小小的希腊世界就能满足的，他的目标是东方巨兽波斯。一次意外的刺杀行动让他梦想成空，他的伟业注定要由其子来完成，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上能够配得上这一美誉的人物不多，亚历山大无疑是最有资格的一位。

长期以来，对亚历山大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的趋势，他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同时也是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笔下的“强盗”。亚历山大死后的两千多年里，他的模仿者络绎不绝，但是他的成就无法被复制。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倾其国库所有钱财（还拖欠了大笔债务），率领一支大约5万人左右的军队（还有一支约160艘船只规模的舰队，但是没什么用），带着最多只能维持6个月的给养，从马其顿首都佩拉（Pella）启程，沿着当年波斯侵入希腊的路线，踏上远征。十年间，从安纳托利亚到黎凡特，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直至巴克特里亚（今日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亚历山大的军队横扫一切胆敢抵抗他的势力，未有一次败绩。最终，亚历山大止步于印度河流域，因为他的士兵疲倦不堪，不愿再征战下去了。尽管如此，他仍然给当时的难陀王朝致命一击，亚历山大离开后，孔雀王朝取代了难陀王朝。回到巴比伦一年之后，亚历山大逝世，时年32岁。

亚历山大的征服是一次典型的只有年轻人才会做的、不计后果的冒险行动。腓力二世曾经聘请了亚里士多德作为亚历山大的老师，想让他的儿子接受完整的希腊教育。但似乎亚历山大对希腊文化没什么兴趣，亚里士多德也未谈起过这名学生。亚历山大心中只有荷马的《伊利亚特》，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和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才是他的偶像。他的征服不为开疆拓土，不为攫取财富，更不为传播希腊文明，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统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像所有少年一样，他迫切地想得到世界的承认，他只为自己的荣耀而战，为此他成为了希腊世界的解放者、埃及的法老和波斯的独裁者，建立过至少15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但就是没想过如何治理国家，如何让自己的政治遗产继承下去。他短短的一生就是追寻个人主义式的理想：成为一名像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那样的英雄，征服再征服，直到世界的尽头。

奇迹的是，他真的做到了。将当时已知文明世界的近乎三分之一的疆域纳入他的帝国（图2）。

亚历山大依靠的，是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玛”（Charisma），即超凡魅力。这注定他的帝国是不可持久的。亚历山大死后，他的侍卫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他儿时伙伴托勒密将军（Ptolemy）、希腊-马其顿总督之子卡山德（Cassander）以及步兵指挥官塞琉古（Seleucus）瓜分了亚历山大征服过的土地。

疆域分裂看似帝国黄昏，但这不是希腊文化的黄昏。相反，希腊文明因此而得以迎来新的曙光，这就是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Greece）。

亚历山大的将领们不具备他那种“卡里斯玛”，他们要使用更为务实的手段来统治自己的新领地。所以他们面临一个和周代殷商以后同样的难题：如此少的马其顿人，如何去驾驭如此广阔的异族土地？军事征伐、恢复政治秩序和充盈国库这些都是必要手段，但还不够。马其顿人无法采用西周那种“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策略，他们使用的是意识形态战术，引入优势文明来为他们的统治合法性正名。而在当时，对马其顿人来说，最具优势的就是希腊文明。

于是，数十万希腊人踏上亚历山大曾经走过的路，奔赴世界的尽头。从北非的昔兰尼到印度的旁遮普，希腊语成为通用语言；希腊文化成为精英文化；希腊公民就是世界公民。

要问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传播的范围有多广，诸位读者只需看看图3和图4。

图3和图4是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的代表，其形制和我们现在所见的印度、尼泊尔以及中国佛教造像不同，带着浓郁的希腊风格。这是希腊式佛教（Greco-Buddhism）的产物，来自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此地尽管已在希腊化世界的边缘，仍然深深镌刻着希腊文化的印记。之后犍陀罗佛教东传，进入汉地。所以诸位如果在西域佛教壁画中看到神似爱神丘比特样子的飞天形象，不用怀疑，这就是希腊文化的影响。

同时，从犍陀罗佛教造像中，我们也能看到显而易见的本土元素。是的，希腊文明在向外输出的同时，其博采众长的文化DNA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向自身输入异域文化。这使得希腊文明发生了质的改变：从地域性文明转变为世界性文明；从单一型文明转变为复合型文明；希腊文物不再是希腊人的，而是播种四海的文化与器物。

这才是希腊文明延续至今最为关键的因素。

所以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文明进入了第三次高速发展时期。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那些古希腊艺术珍品——断臂维纳斯（Venus de Milo，图5）、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Laocoön and His Sons，图6）、胜利女神像（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图7），其实都不是希腊本土产物，而是来自于希腊化时代。

除了艺术领域外，希腊医学、科学和哲学也达到了古代文明的巅峰。希腊雕塑之所以如此栩栩如生、震撼人心，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希腊艺术家和医生密切合作，应用了解剖学知识。生活于亚历山大港的希罗菲拉斯（Herophilos）被认为是神经解剖学之父，他首次发现了血液循环系统。

科技方面，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亚历山大港图书馆馆长，阿基米德的好友，他在公元前3世纪就提出地球是圆的，认为世界上的海洋是连成一片的（这意味着环球航行是可能的），并计算了地球的周长，而且以此为依据得出地球一年的时间为365又1/4天（图8）。亚历山大港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制作出了一个“汽转球”（Aeolipile，图9），作为他智力训练的小玩意，差不多两千年后，这就是推动整个世界发展的动力引擎：蒸汽机。

对于欧洲人而言，以上所有这些知识直到大航海时代以后才又被重新发现。

哲学方面自然不用多言，能够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流芳百世的，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己，当他们去世时，都是被雅典人嘲弄的对象。是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他们在希腊化世界的激烈争辩，才让这些哲人的思想光辉闪耀至今日。

公元前4世纪，希腊文明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明，它不需要再依靠某种个人魅力、某个民族乃至某个国家来维系自身的发展；它不仅超越了地域，还跨越了时间，为之后每个时代的西方文明注入精神驱动力。因此，当代西方世界所有主流学科的思想溯源基本上都必须回到古希腊。对于经济思想史来说也不例外，古希腊是它的始发站。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