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西方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艰苦历程

太阳底下无新事。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八章“工作日”中，马克思就清晰地指出了资本家冷酷的本质：“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超长的工作时间在当时西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是常态。以美国为例，当时的工人普遍每天要工作10至11个小时，并且没有双休日。欧美的工人们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苦斗争才夺取来了今天朝九晚五，一周双休的工作待遇。当时的工人们打出的口号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我们可以简称为888工作制。五一国际劳动节也依然是我国的法定假日。温故才能知新，通过回顾劳动者争取888工作制度的历程，我们更能珍稀来之不易的权益。

我们是现代工人！我们要享受生活的权力！

“在灰蒙蒙的晨光显示出笼罩在科克顿上空巨蟒般的浓烟之前，那些童话般的宫殿就已经灯火通明了。木屐在人行道上喀哒喀哒地响着；铃声急促地尖叫着；忧郁地发狂的‘大象’被擦拭地亮晶晶的，并且上了油，以准备这一天单调的工作。沉重的活动又开始了。”

寥寥数语，狄更斯就勾勒出了十九世纪英国工人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他的这本《艰难时世》也被认为是全面展现十九世纪英国劳资冲突的重要作品之一。十九世纪的欧美经历了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大规模提升。大量农民涌入伦敦、巴黎、柏林、纽约等工业城市。为了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他们必须没日没夜地工作。很多时候，工人们都必须每天工作14至16，甚至是18个小时。在这样长时间工作的折磨下，工人们的健康状况普遍堪忧，因为疲劳产生的工作事故更是时有发生。更为重要的是，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剥夺了工人作为人的本质。如果人们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休息，那么人和机器又有什么区别呢？

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发展与壮大，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在欧洲兴起。工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也要像一个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他们开始向当时的社会发起挑战，向资本家们发起挑战。

莫里茨·布罗梅就是这一批工人的代表。布罗梅于1873年出生在德国图林根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同时也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他自己则是一名钢铁工人，从小受到他父亲的熏陶，自然也支持社会民主主义。1903年，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他正在治疗自己的肺结核。在这难得的闲暇时光里，他决定提笔写下自己的自传。十九世纪的工人普遍文化水平还不高，写下了自传的更是凤毛麟角。从他留下的文字里，我们得以一窥那时工人的诉求。

布罗梅在自己的自传里记录了一个典型的劳动者形象：他的岳父。他的岳父一辈子都在图林根的一个林场中工作，每天都要进行重体力劳动。每天从天不亮就要出门去砍树、修剪树枝、种树、挖树桩。等到太阳下山才能回家，只为了一点微薄的工资。而在夏天，林场上无事可做时，他就必须到附近贵族的庄园中去劳作。他每个周日都必须躺在家里休息，完全没有余力做其他事情。

“他已经年近古稀了，却还是要每天做这样的工作。”布罗梅不无叹息地写到。

但是布罗梅自己也知道，他属于新一代的工人，他无法像自己的岳父一样生活。

“新时代的工人有更多的需求！他要求享受生活的乐趣。他想要提升自己！”

布罗梅写下了自己既朴素又真诚的愿望。

迈向八小时工作制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这一口号，最早是由著名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于1817年提出的。在工人们普遍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那个年代，这句口号仿佛是痴人说梦。饭要一口一口吃，事情要一步一步做。

迈出这第一步的，是法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1848年初的法国，正在七月王朝的统治之下。七月王朝本质上是一个大资产阶级的保守政权，经济政策偏向大资产阶级及垄断企业，政治外交上也保守而软弱，没什么建树。因此法国的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一直期望可以发动革命，建立共和国。为此，他们需要团结当时逐渐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以及社会主义者。因此，当1848年二月革命成功，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后，自然要回馈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一回馈的具体体现就是革命后不久，政府于1848年3月2日发布的政令：

“鉴于每日过长的手工劳作不光会损害工人的健康，更会影响他们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伤害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将每日的工作时长减少一小时：在巴黎由每日11小时减少为10小时，在地方各省则由每日12小时减少为11小时。”

每日工作10小时，没有双休日。这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完全就是血汗工厂的排班表，但是对于当时的工人来说已经是一个胜利了。巴黎的街头，工人们为此高呼“共和国万岁！”

事实上，此前的法国根本没有全国性的工时法案。各个城镇，甚至各个工厂都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刻表。所以实际上政令代表的实际意义要远远超过其字面上表达的“每日工作时长减少一小时”。这是法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发布全国性的工时法案，而十小时或十一小时工作日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来看，绝对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样的进步还是远远不够的。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英国及法国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中期都陆续确立了十小时工作制，工厂主们总是有办法迫使劳工们超额劳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记录了当时英国工厂主普遍采用的伎俩：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6点前1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6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5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10分钟。星期六下午到2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星期一至星期五：早6时前15分钟、晚6时后15分钟、早饭10分钟、午饭20分钟，即60分钟/日，5日共计：300分钟；星期六：早6时前15分钟、早饭10分钟、下午2时后15分钟；1周共计：340分钟。

也就是说，每周多出来5小时40分钟，每年以50个劳动周计算（除掉2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27个工作日。”

1866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写进了决议中。这也是八小时工作制第一次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们共同争取的目标。此后，欧美各地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频频举行支持八小时工作制的游行。这在许多当时的政府官员和资本家们看来，成了工人阶级贪得无厌的体现，引发了政府的强烈反弹。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工人们走上街头，举行支持八小时工作制的游行。游行进行到5月3日时，芝加哥警察开始介入并强力镇压，开枪打死了两名示威人员。此后，在5月4日，工人们聚集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广场，抗议警察的暴力行径。最终事件演变为暴力冲突，总共造成7名警察及4名游行人员死亡。史称干草市场事件。

1889年7月，第二国际在巴黎会议上决定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节日也延续至今，到现在依旧是我国的法定假日。

此后，随着工人抗争的不断进行，不少被迫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主和资本家发现，给予工人充足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实际上可以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是一件双赢的事情。1902年，芝加哥的公会和企业主们向美国工业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激动地表示，自从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以来，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劳动效率都提高了许多，工厂的产出甚至比过去实行10小时工作制时还多。同样的报告像雪片一样从美国各地飘向华盛顿。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正式在其工厂中实行8小时工作制，两年后，8小时工作制正式在美国以联邦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欧美主要的工业国家普遍都是二十世纪的头一个二十年内完成了8小时工作制的立法。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明文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这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才争取到的权益。而且实践也证明，8小时工作制不光可以保证员工的健康，也可以提升企业的效率，使劳资双方获得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