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资深外交官眼中的中韩关系三十载：必须了解真实的中国

【编者按】

韩国青瓦台本月初提名文在寅政府首任政策室室长张夏成出任新的驻华大使，张夏成被认为对现政府的施政理念有很深的了解，并曾在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做交换教授，还担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达8年之久。

而这一提名的另一大背景是，据韩国媒体2月披露，为加快推进文在寅政府的“新南方政策”，外交部计划从东北亚局中独立出中国局（暂定），专门负责对华事务。

一系列新安排折射出文在寅政府在对华关系权重上的新变化。现任韩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崔泳杉也于去年11月走马上任不久，近来正为纪念“三一运动”100周年而四处奔波。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走近这位“知华派”外交官，力图一窥韩国资深外交官的外交风格，以及他眼中的中韩关系新变化。

对于韩剧《请回答1988》中的女主人公德善来说，1988年的她正值青春年华，为了做好汉城（今已改称首尔）奥运会上的一名举旗手，她躲在家里一遍遍地来回练习举旗的动作，以迎接这一场韩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活动。

而对于现任韩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崔泳杉来说，1988年对他也具有特殊意义。那一年，正在汉城大学（后改名为“首尔大学”）攻读中文专业的他，凭着自己的直觉敏锐地发现，以汉城奥运会为契机，中韩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

“我要做一名沟通中韩的外交官！”一个念头浮上他的脑海。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却开启了他与中国“一生的缘分”。

缘起：山海之望

作为一名和中国打交道超过三十年的韩国资深外交官，崔泳杉自己都惊讶于和中国的缘分。

上世纪70年代，崔泳杉出生在韩国西南部的全罗北道。在那个山脉贯纵、和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故乡，崔泳杉的童年和当地大部分的孩子不一样。在同伴们都被送往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的时候，崔泳杉却被母亲送进了教授汉学的私塾中接受传统教育。从《千字文》到《孟子》，从程朱理学到中国传统书法，高中之前的崔泳杉浸润在汉学中。

“当上了高中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心，大学一定要学中文专业了！”时隔三十多年，当回忆起少年时代的雄心时，崔泳杉说着将双手交叉合掌，在胸前用力紧握了一下。

“当时全国教授中文的大学只有11所，而我下定决心要考上最好的汉城大学学中文。”崔泳杉语调平和，展现出专业外交官的儒雅风度，但眼中闪烁着光芒，如同他西服衣领上那印有韩国国旗的胸针在灯光下熠熠发光一般。

冥冥中的缘分还在继续。当崔泳杉1990年从大学毕业之后，他以中文科目排名第一的成绩顺利地进入了韩国外交部中国处工作。彼时，中韩尚未建交，这个隔海即能相望的国家在很多韩国人眼中还是一个陌生而古老的国度。

但崔泳杉一直相信中韩两国必将发生更多的联系，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总计算来，崔泳杉先后六次服务于韩国外交部中国处，并在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担任公使等职务长达十多年。期间，无论是负责中韩贸易、韩侨事务还是文化外交，崔泳杉的工作内容从未离开过“中国”。

近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崔泳杉早已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也具有极大的兴趣。平日里，他习惯每天花上一个小时练练书法，最喜欢方正的“欧体”带来的空间感；也喜欢泡上一壶茶，体验中国的“养生之道“；他最喜欢的中文小说是《三国演义》，最喜欢的中文诗集是《唐诗三百首》——诗歌中那种留白山水画般的意境总能让他反复品味，引发无穷想象。当被问及最喜欢的唐诗时，他立即朗诵起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称这首诗“意境宏大又触动人心”。

谈及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变化，崔泳杉最强烈的感受是，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了。对比30年前自己第一次来中国的经历，他说今天看到一种“我们愿意做什么就可以做”的自信在中国人身上成长起来了。

“以前很多（中国人）没那么自信，现在很好，没有自信的国家不能做成什么。”他感叹道。

风波：源自期待的羁绊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每每谈及中韩关系，崔泳杉总是反复强调“近邻”和“合作”。

作为韩国政府内资深的“知华派”，多年以来，他始终呼吁中韩友好对双方都有利，而两国人员的正常往来也将有利于两国人民增进彼此的友谊和消除误解。

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呈稳定快速发展的趋势，不仅两国经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两国政府和民间交往也日益频繁。

直到2016年，两国因部署“萨德”系统的问题，关系急转直下，一度降至冰点。

但到2017年，韩国新一任总统文在寅应邀访华，两国领导人重新将双边关系拉回正轨。

回想起中韩双边关系中这段波折的经历，崔泳杉至今感到“很可惜”，但仍不愿意把它界定为中韩间的“挫折”。

“如果我们当时不是对彼此期待那么高，也就根本不会对彼此失望。这让我们（韩国）更加意识到，我们和中国是不可分离的的邻邦关系。”崔泳杉说道，这个问题恰好给了韩国一个更加清楚了解中韩关系现状的机会，“以前中韩两国人民都觉得彼此没有任何障碍，现在我们知道，好的邻国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利益关切点，对彼此应该有更现实的理解，那就是中韩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立场也不尽相同。”

崔泳杉说，正因为中韩两国是不可分离的邻邦，今后处理中韩关系，也应该秉持更加全面、谨慎的态度。“但无论任何时候，合作和沟通都是中韩之间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哪怕只是社会和民间的一些小小误会。

2012年在北京担任公使时，在一次介绍韩国对中国公民的新签证政策的采访中，他就特地针对当时中国微博上盛传“韩国某教授认为中国奥运冠军孙杨是韩国人”和此前流传的“孔子是韩国人”等言论进行了澄清，他想要让中国公众知道，普通韩国人看到这些说法也觉得荒诞无稽。

在增加中韩彼此了解方面，多年的外交工作使崔泳杉深信，两国青年的了解至关重要，这是一项可以影响未来中韩关系的工作。

“中国是对韩国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年轻人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他们必须要了解现在真实的中国。”崔泳杉认为。

为此，韩国官方专门推出了面向中韩两国青少年的“青年外交团”、“友好旅行队”等项目，而这些活动的标语赫然醒目：“你们自己目睹现在的中国吧”。

再启程：从历史到未来

走进崔泳杉的办公室，门口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用棕色楠木精心装饰的相框。相框里有一张由大韩民国成立三年和大韩民国成立百年时拍摄的集体照合成的照片，两张照片拍摄于上海的同一地点，对比鲜明：近100年前拍摄的照片已经泛黄，颇有历史感；另一张则明亮清新了许多。赫然醒目的是两堆人群背后的韩国国旗。

崔泳杉去年11月初到上海走马上任，在今年初和上海的韩侨聚会之后，所有人在同一个拍摄地点，模仿近一百年前照片中前辈们的动作，再次合影留念。照片中的崔泳杉等一行人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眼光望向远方，神情自信而坚定。

在崔泳杉看来，这样一张简单的照片不仅铭记着韩国不断传承下来的历史，也记载着中韩政府最初互帮互助的一段宝贵历史——百年前的1919年，在今天的上海黄浦区马当路306弄4号，成立了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圣殿”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我和我的夫人来到上海之后，第一个访问的地方就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其次就是中共一大会址。”崔泳杉表示，当时的中国和韩国都受到外来的侵略，韩国在上海设立的临时政府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极大支持。

“饮水思源”，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计划在今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隆重举办系列活动，纪念韩国独立运动和中韩关系守望相助的历史。

大韩民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网页也描写道，上海不仅是韩国独立历史的圣地，也是中韩经济的桥头堡。

2018年，韩国和上海之间的贸易额为267亿美金，占两国全部贸易额(3,134亿美金)的8.5%。上海作为两国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韩国企业就有2,700多家。如果加上上海辖区下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省，从2017年的数据看，这些地区对韩贸易额的总和，占了两国贸易额的38%，在韩国对华投资的比重为48%，韩国企业数量也达到了6,500多家。

这也让身为上海总领事的崔泳杉在上任的5个月内格外忙碌。去年底弗一走马上任，他便马不停蹄在长三角周边进行了频繁的走访。

然而，异常繁忙的工作让他也有了更多的收获。此前在北京从事十多年的对华外交工作让他一度怀疑中韩关系是否达到了一个瓶颈，而如今在上海看到的一切让他发现两国在文化和经济交流方面尚有极大潜力。

崔泳杉笑称，第一次在上海任职的经历让他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可以定性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如今却发现没法仅用几个词就囊括我眼中的中国。”

今年春节期间，在上海的韩侨和崔泳杉的中国朋友，收到了一份由他和夫人自己亲手精心制作的“传统韩国点心”。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崔泳杉特意以韩国传统木匣盛放亲手制作的点心，再用镶边的韩国包袱布包装并配上了韩国传统的玉饰。

对于崔泳杉来说，他还有更多心愿。囿于时代，从全罗北道到首尔，从首尔到北京，再到如今的上海，在他30多年的时光里，和他一样同行前往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人并没那么多。眼下，他正忙着以韩国临时政府成立为契机，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开创中韩之间的下一个一百年！”

在崔泳杉的会客室墙上挂着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写的一幅字帖。这位曾经在中国各地辗转27年，颇具传奇色彩的韩国著名政治家、独立运动家，在那幅书帖中用飘逸的书法写着：踏雪野中去／不须胡乱行／今日我行踪／遂作后人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