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眼光与世界情怀：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思考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外国史）研究领域呈现宏大叙事被微观研究所取代的趋势。随着中国学者接触国外文献资源和国际交流的便利，国内外国史与国外本国史（比如英国的英国史）的研究视角、研究路径与评价标准呈现“同质化”的特征。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应从中国的现实关怀出发，在国别史研究中体现中国眼光。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在性质上与海外中国史研究具有更多相似性，而与国外本土学者以及国内中国史的研究存在更多差异性。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不必与外国本国史研究亦步亦趋，由此才能真正确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的地位，并为国外本国史研究提供中国观点。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应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与关联，研究成果不仅惠及中国并且对其他国家具有意义，发挥史学的普世价值。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需兼具中国眼光和世界情怀。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应当体现中国眼光，研究成果要凸显中国特色，能够体现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关怀，充分发挥史学可资殷鉴的功能，从外国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与此同时，中国世界史研究要有全球视野和世界情怀，我们的观点与认知要与时俱进，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谋求史学研究的进步与创新。

一、世界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实质上就是外国史研究。但是，史学的现实关怀始终是中国世史研究的出发点，外国史研究应发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社会功效，对中国社会当前及未来面临的问题有所启迪。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的快速增强，中国了解外部世界不再是被迫“睁眼看世界”，而是发出中国声音的主动融入世界之举。正如钱乘旦教授所言，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任务乃是“帮助中国客观、正确地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整体发展以及各个国家的真实历史轨迹，知道世界的多样性，了解历史的不同发展方式”。

历史学家一再强调史学研究的现实关怀，克罗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被反复引述。对历史学者来说，兼顾历史与当下至关重要，“历史研究不仅仅同过去相关，历史研究一直关注的，是过去对于当下与未来究竟具有何种意义”。钱乘旦阐释了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实用性的重视，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早于我国，认真总结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得与失，会“使国家少走弯路”。反观我国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大多可以在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找到类似的案例，如西方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中国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命运、国家需要一直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

我国外国史研究要有体现中国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王立新以美国史研究为例指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使中国学者把中国问题作为分析美国历史问题的参照，不仅可以看到美国历史问题中被本土学者忽视的面相，而且会赋予美国历史以不同的意义；外国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不仅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同时也使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具有中国特点，这是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重要前提。李世安认为：“历史学科具有记忆功能、反思功能和爱国主义功能，历史不为人民服务、不为时代服务就会失去其功能。”刘明翰则指出：“在世界史中说明中国的重要地位、历史作用，是中国史家的责任与义务。”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以观照国家现实为出发点，同时形成中国的独特风格，在外国史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孟广林提出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的主张正是这样一种追求。“如果将西方文化的种种比作‘种子’，那么将这些‘种子’移植到我国的国土里，还需要经过筛选、淘汰与改良，才可能使这些植根于本民族土壤的西方文化的‘种子’得以萌发、成长直至开花结果。”这种“筛选、淘汰与改良”的过程便是中国视角的体现。历史既包括过去的事件本身，又包括后人对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历史研究体现了研究者对历史的认知，世界史研究也需要体现中国人对其他国家历史的认知。

然而，史学的现实关怀不是指单纯地应答时事，而是具有一种更接近普遍性的、前瞻性的意义。史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与经世致用非常重要，但绝不意味着这是一项功利性的任务。外国史研究中探讨的问题有可能是当下我国社会正面临的困境，也可能是多年后它的实用价值和光芒才会显现。高毅指出：“历史研究不能太务实，人文科学是一种长时段的精神建设，史学成果对社会的影响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是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史学工作者应有远见，有胸襟。”而且，外国史的现实关怀必须建立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不能出于功利心而一味地迎合现实，甚至滥用史学。为此，李剑鸣更进一步地指出，史学家在关注现实生活、把握现实需要、塑造现实积极力量的同时“要对现实的影响保持警惕，要恰当地处理现实需要和专业规范的关系，不能为了现实需要而抹杀历史的‘过去性’”。在最近翻译出版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中，帕特里克·格里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即不可将专业学识一味地奉献给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信仰，这些行为往往会给公共生活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历史学者要正确地参与现实生活，保持自我独立的学术人格，在史料、史实的基础上提出观点，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而且，外国史的现实关怀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进行反思。罗荣渠指出：“历史学作为每个时代所需要的一门基础社会科学，又要求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现代科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历史学家应有鲜明的时代感与责任感。”陈志强也提到：“人们在深切感到现实生活的巨变和我们周围事物不断变革的时候，必然需要对这种变动做出回应，力图通过理性的思考对当代世界如火如荼的变动进行合理的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国和世界的情况都跟过去大有不同了，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应根据中国现实与时代情景而“水涨船高”，在新时代对过去的史学研究有所超越。正如斯里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表达的那样，“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在中国开展外国史研究的早期，我国社会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因此早期的外国史研究注重对发达国家历史的介绍与借鉴。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机遇与挑战并存，外国史研究也应在传统研究基础上有更多的反思与对话。“史家若不能经常性地形成自我反思，就无法做到自我认知，更不能做到对人类的认知。”外国史的研究成果应当自觉接受变化了的中国和世界的再检验，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理由。

一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档案文献资料不断解密公开，跨学科研究方式的不断涌现，加之大数据时代电子资料的丰富性与便捷性，这些都对传统史学研究形成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我们具备了比过去更为优厚的研究条件，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队伍也有很大发展。

另一方面，史学家们过去的研究结论是否符合现实境况也需要重新思考。对老问题的新思考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注入了更多的新现实、新视野和新史料。新的语境下，面对同一问题将会有不同的认知。近年来，世界史研究题目中越来越多出现的“再思考”就体现了这一趋势，如刘景华教授《关于英国“衰落”问题的再思考》一文鉴于当下英国经济的复兴与国际作为，重新思考了英国的“衰落”问题。

二、外国史研究与本国史研究的差异性

现实关怀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但随着中国外国史研究与国外史学研究的“国际接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开始呈现碎片化的趋势，“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一些研究者不愿花时间夯实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发现问题开展研究，而是热衷于依靠某个电子数据库和外国学者观点，实质性重复，隐秘式抄袭，因为“原始资料丰富”，一些毫无创新观点和现实价值的文章还常能在“名刊”上发表，由此产生示范与恶性循环。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的视角、主题与国外本土学者愈来愈相似，呈现出一种同质化趋势，其结果只能是拾人牙慧，不利于中国特色的外国史研究的发展。孟广林指出，我国当前的世界史研究过度聚焦在对西方新史学路径的借鉴，对新的领域趋之若鹜，“弃旧图新”“唯新是崇”，其实是一种片面化、畸形化的“断层式”“路径依赖”，我们的外国史研究将会成为“西方史学的‘克隆品’或‘复制品’”。对西方史学的这样一种“依赖”，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与外国本土史学研究趋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既不能简单地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同质比较，也不能与外国本国史研究亦步亦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与国外的中国史研究有更多的同质性。

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与国外的中国史研究的相似性。首先，不同国家的外国史学者在观察视角、研究目的等方面具有更多相似之处。比如，对中国外国史学者与海外汉学家来说，二者的研究对象都具有一种“他者”身份；对研究对象而言，外国学者都从属于“他者”之群体。因此，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不同国家间历史、文化、地理和认识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皆背负着母国社会、文化所塑造成的民族情怀与价值取向，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在外国史研究中会体现其母国视角。如美国的汉学家在早期中国学研究中，就注重从美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外国史研究是一个输入与输出同步的双向过程，在文献研读、田野考察中，外国史学者加深了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必然有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间的文化碰撞，其研究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其次，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的价值追求有共通之处。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研究模式上与中国学者都不尽一致，值得中国学者关心和注意，他们成果中的相当部分，体现了国际学术前沿的视野和观照。同样，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也应有为他国史学研究提供中国视野之价值。

外国史研究与他国本土史研究的差异性。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外国史学者面对的是异域文明，研究面临着文化、语言上的挑战。学者在遭遇文化、地域上的阻隔时，会有意识地考虑到异域文化的特殊性，缩小文化隔阂，以增进了解。而本国史研究是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考察，“身在此山中”，研究外国史的学者身处域外，视角不同，看到的风景、得出的结论就有差异。其次，国外本土学者的研究视角、路径与外国史有很大不同，他们的选题、视角多从本国出发，有些选题对当地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却难以在中国社会产生共鸣，对我们的借鉴意义自然十分有限。因此，外国史研究与本国史研究的重点应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

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强调研究外国历史时心里要有祖国，要善于用中国眼光观察世界，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早期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以国外研究为摹本，模仿与跟从在所难免。中国如今已经走向世界中心，全面参与全球交流与对话，我们的外国史研究范围大大拓宽，更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因此，一味地追随国外本国史研究（比如英国人对英国史的研究）并非一种明智选择。西方的路我们可以参考，但不一定要跟着对方走，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而且，同发达国家对话，与发展中国家交流，均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外国史研究的对象不能局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同样需要我们去探索。

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也有着很大不同。两者的发展历程、社会功能、目标追求和队伍建设等都有很大不同。中国史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本国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国的历史撰写传统悠久，迄今仍然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主阵地。但是，“如果说民族史的功能是培养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的话，世界史则是一种‘国际教育’，两种缺一不可”。中国史的研究人员多，专注研究中国一个国家，使用的是母语；世界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人员少，研究对象为世界各国，需要通晓外文。因此，二者在选题的广度、深度等方面有不同要求，在史学研究的方法、史观等方面也有差异。

在选题方面，面对日益流行的微细专题研究，从小处切入引出深刻结论成为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但我们要认识到哪些题目最适合本土学者做，哪些对外国史学者更有研究价值。李剑鸣提出，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保持平衡，“外国史研究则不仅需要推进本土化，同时也要有国际眼光，既不追随对象国的范式，也不固于本民族的立场，而是在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既学习对方，又有自己的视角和解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在历史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新时代对中国外国史学者的要求。

当然，谈论本国史与外国史在研究方面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二者无互通之处。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既要借鉴国外史学的新理论和新成果，也要借鉴中国史研究的传统理论与新思路，重视中国史研究与外国史研究的关联，“打通中国史研究和外国史研究的隔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者需要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创造，通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传承创新，逐步形成具有中国视野、中国智慧、中国气派的外国史研究，如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等国别史研究等。例如，近期出版的六卷本英国通史》，内容包括自远古至当今英国脱欧公投的历史，这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体现了中国学者英国史研究的话语方式和学术观点。钱乘旦在总序中写道：“学术总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先辈的努力和积淀，也就没有今天这部多卷本的英国通史。”学术积淀有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纳，也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同时，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近年来，国外档案资料的大量涌现和文献获取的便捷，缩小了中国的中国史与外国史在文献资料上的差距，二者研究水平差距亦在缩小，可以说，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正在迎头赶上。当然，外国史的日益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也将会拓宽中国史的研究。

中国的外国史学者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更为深入，阅读原始档案资料更为方便，把握国外研究动态更加全面。因此，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更应当在研究的视角、选题、结论中突出中国学者的特色，体现中国眼光，构建中国自己的外国史阐释体系。研究要做到发现大问题，获得新启迪，找准中国外国史研究的定位，虚心学习国外本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史学理论，虚心学习中国史研究的丰富经验和历史观、方法论，虚心学习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路径和视角，为中国社会提供历史借鉴，为他国史学研究展现中国路径。

三、外国史研究的世界情怀

新时代的外国史研究面临着新的任务与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立足全球，强调各国合作，共同面对国际挑战，共同推动人类进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之下，中国的历史研究应当具备这样的开放胸怀和全球视野，避免囿于自己的“后花园”，将自我与他者融为一体，既要走向世界，又要让世界走近我们，共同组成一座“大花园”。

世界各个单元间的互动性、关联性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此，“全球史”研究提倡从全球视野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探究不同地区、社群之间暗含的联系。“试图填补传统历史学纵向写作方式所留下来的，在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历史之间，或是在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空白区”。全球史研究更注重综合的观点，摒弃民族主义的、狭隘的单向或局部认知。徐国琦倡导以“共有的历史”的方法和视野来研究国际史，“着眼于人类共同历史旅程及追求”“着眼于跨国史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他以“共同的历史”的视野考察了亚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突出了亚洲参战的重要意义，重述了亚洲和世界接轨以及参与世界共同历史进程的过程。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亚洲对一战的参与被摒弃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外，通过研究亚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恢复一战在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忆”。这种“共同的历史”视野实质上就是跨越国别、跨越学科，从整体互动的角度关注世界历史。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更应关注某一事件、某一地域与其他要素、其他区域的互动联系，这将有利于我们发现局部视野内所视而不见的问题。

于沛认为：“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然而，关于全球史概念本身的讨论层出不穷，我们要认真思考全球史的概念所内含的复杂性和话语权。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大国的价值导向非常突出，历史研究的“全球史”路径如果一味追随他国，就很难建立自己的独立话语权。对全球史的单纯“介绍型”研究实质上体现着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难以体现中国学者的特色以及价值。钱乘旦指出，全球史的书写关注横向的、综合的历史，书写横向历史时有意无意地抛弃了纵向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来横向的偏颇，由此带来的“扬弃民族国家历史的立场有可能被某些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为了更好地写出完整的人类史，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方法就像是河流汇入大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向荣指出：“虽然全球史可以更多地利用综合，但也需要有所取舍，尽可能将全球视野与具体问题研究相结合。这也是全球史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这似乎又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内容，中国外国史研究应当体现中国特色。李剑鸣指出：“在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学术必须具有民族性才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不同国家从世界整体视角去回顾人类历史，但不同国家背景的历史学者做出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民族性、国家特色在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强调中国外国史研究的中国视角与中国关怀并非狭隘的民族视角，史学研究也不仅仅是为单个国家服务。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启迪，还要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具有普遍借鉴意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仅仅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一个只为某个国家、民族、人群书写的历史不会是个好历史，只能安慰其作者而已。即使是研究小历史的历史学家，也应该追求普遍性，这并不只是忠于史学理想的问题，而是因为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了解人类的历史，这是因为人类各个群体的历史，都只是更大更复杂世界的一部分。史学并非满足某一群体利益需要的工具，历史学者也并非某一特定立场的执笔人。现代人不再仅是一邦一国的人，同时也是世界人，必须抱着世界性的胸怀与视野，才能全面而客观地来了解过去的历史。外国史研究应当秉持更加开放的心态，研究主题不仅要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作用，还要普适于更多的国家与群体，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史研究既要看到外国历史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又要兼顾对外部世界的观照。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要以中国眼光去发现和提出问题，同时置于世界整体大背景下考察。

阿克顿勋爵说过：“各民族的历史，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叙述，而是根据它们同更高的历史序列的从属关系，即根据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贡献的时间和程度来叙述。”马克垚指出：“世界史是组成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世界史，是组成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贡献的世界史。”因此，外国史研究的内容、选题等应当顾及对不同国家间的作用力。中国外国史研究正处于“走出去”的转折点，受众不仅仅是中国的读者，也要引发外国人的共鸣。这要求我们不论研究宏观事件还是微观问题，都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坐标，在对中国提供现实意义的同时，使其他国家也能从中有所借鉴，彰显史学研究的普世价值。这也是“学术无国家界限，有同情者得共求真理”之意义所在。

外国史研究要防止两种现象：一种是“碎片化”的追随型研究，另一种是“全球化”的介绍型研究，两者在研究话语权上是一致的。国外本土史研究代表了该国别史研究的前沿，对其学术与参考价值必须正视。但本国史研究与外国史研究有不同的任务与要求，同质化研究绝不是明智之举。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外国人研究其本国史，两者之间应有所区别。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首先应当体现中国的眼光。研究应当能够体现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关怀，从外国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提供借鉴。因此需要学者们带着问题意识去研究，在外国史研究中凸显中国特色，构建中国学派。全球化时代的史学研究更需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学者的共同参与和对话。不被国外某种话语权所主导，在中国视角下具备全球意识，体现中国特色又不故步自封，为中国及更多国家的社会进步作出贡献。这是新时代对史学研究提出的要求，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图文编辑/何丹

作者：刘成，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双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