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陕西关中农村，落土为安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近年来，随着农村殡葬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各地殡葬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火葬取代土葬、简化葬礼仪式成为历史的必然。其实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传统的土葬仪式已经在慢慢消失。十年前，我开始拿起相机，将这些古老而隆重的场景留在底片上。
在我的脑海里，最早关于农村土葬的记忆，要追溯到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人们突然聚集在一起，合力在一户村民家外支起木头架子，盖上篷布，吊起灯饰。没过多久，我就听到村口有女人悲戚的哭泣，后来人越来越多，一顶绘着八仙过海图案的轿子也停在了村口……
悲伤的妇人被人们搀扶着走出村子。
在我最早关于农村土葬的记忆中，最深的印象就是神秘、庄严。后来爷爷去世时，我才明白了葬礼中蕴含的亲情和农民对土地的情感。这是村里一位老人去世后，老人的儿子进到墓道中，将里面清扫干净，寓意给百年后的老人一个干净的长眠之地。
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纪实摄影师，农村土葬改革的触角，已经从城市慢慢向更偏远的乡村延伸。我慢慢意识到，也许十年、二十年后，那些我小时候见到过无数次的场景，我们的下一代人也许只能在照片里看到，或者从老人的口中听说，于是我开始了系统的拍摄和记录。
头戴疙瘩帽、披麻戴孝、高亢的唢呐、深沉的洋号，这些元素构成了关中农村葬礼的景观。这是在老人下葬的前一天，儿孙们带着祭品和花圈去祖坟祭奠。这些隆重的礼仪一方面缅怀逝者，更重要的是教育子孙后代行孝。孝悌文化、家族凝聚力在仪式中传承、发扬、巩固。
陕西人爱听秦腔，老人去世后，子女一般会给老人点戏。有的大户人家在老人过世后，会请剧团来唱三天大戏，说是给过世的老人点，其实也是点给乡亲们，感谢乡亲们在老人活着时的照应。
热气腾腾是人间的烟火。
披麻戴孝的妇人在院子里。
过“正事”的当晚，亲朋友好都会在这天夜里来祭奠。在迎献饭仪式上，晚辈们把用面做的花馍或是水果、零食等用头顶着给老人送去，一步三叩拜，感谢老人养育恩情。
天还没亮，去世的老人从家中离开前，总管会高喊“起灵”，随后孝子在门前摔碎土盆起身。“父母在，子女的肩头掮着土盆，就是‘孝’字；父母亲不在了，再也不能尽孝了，‘孝’字就没有了土。所以摔掉土盆，从此以后就成了不孝子！”常在乡间经管白事的老李告诉我。
老人棺木上刻的图案，龙代表男性，凤代表女性。村里许多老人在生前就已经置办好了棺木，他们看待自己棺木的态度也坦然从容，就好像等待入住的新家一样。而许多子女也愿意在老人身体硬朗时为老人选棺木，据说这样老人可以长寿。
寂静的清晨，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抬着八抬大轿，走出村子，走向田野。“葬礼是对老人一生褒奖的最高仪式。”在村民眼里，一定要用八抬大轿送老人出村，抬轿的人越多，礼仪越隆重，也象征着老人身份越尊贵。
下葬的时候，需要全村的男人一起抬棺。村民们有句口头禅“白事家家门口过”，意思是谁家也免不了会有老人过世那一天，村里也有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村民“报丧”，每家每户都要回来一个人抬灵送葬。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村里大多是老弱妇孺，抬灵送葬渐渐地以中老年人为主。
棺材送进墓道内，打墓的匠人背靠棺材，用脚蹬墓道将棺木送入墓室。关中农村经济条件略好点的人家，墓葬结构都是砖垬墓。这种墓葬无法用大型机械在地下作业，只能靠打墓的匠人在狭小空间内挥动小锄头，再将土一小袋一小袋装运出去。
如今，做打墓的匠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大都离开了，能找到的匠人年龄都比较大。打墓的工作非常辛苦，因为老人去世后，遗体在家中最多停留一周，短的只有一两天，这就要求匠人得尽快完工。所以一连好几天，匠人吃喝都不离开墓穴。
棺材下葬后，村民们一起回填，天还没亮，一座坟头已经填起。吹唢呐的乐人在在燃烧的花圈旁，吹奏起苍凉的曲子。
按照村里的传统，老人去世后子孙需要守孝三年。三周年时，还需举办仪式——立碑。立碑仪式往往很隆重，这个仪式象征着老人过世后子孙们的财力、运势。只有立了碑，儿孙守孝才算结束，可以“脱服撂孝”不用再穿白衣服了。
雪地中，一座坟墓默默静立着。也许，在商业社会的大环境下，土葬这一古老的民俗被简化乃至消失，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性，但其背后朴素的人伦秩序哲学，以及代代相传的孝悌文化也将慢慢随之瓦解。
我的家乡在陕西，我是地地道道的关中人。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的爷爷、父亲在这里出生，在这里耕种，又在这里老去。我家葡萄地不远处的一个个土堆，就是我爷爷、奶奶、二爷、二婆的长眠之地，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劳一生，最后在这里落叶归根。
正是那场送爷爷去荒野的葬礼，让我走过了青春期最漫长的一段路，也正是那条路让我明白了土地、村庄、亲情于我们的意义。
抬灵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村子出发，走过果园，走过田野，走过我家的葡萄地……
在我的脑海里，最早关于村里土葬的记忆，要追溯到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人们突然聚集在一起，合力在一户村民家外支起木头架子，又盖上篷布，篷布下吊起五颜六色的灯饰。没过多久，我就听到村口有女人悲戚的哭泣，后来人越来越多，一顶绘着八仙过海图案的轿子也停在了村口……神秘、庄严，悲伤又隆重，人们因为某种原因团结在一起，不分你我。
再后来，我的爷爷——那个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离开了我们。作为家族中第一个过世的老人，爷爷的离开改变了我对那种神秘仪式的印象。它不再是记忆中五颜六色的灯饰和神话里传说的八仙，而是幼小心灵里挥之不去的痛和无法挽回的亲情。
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纪实摄影师，当我再一次将镜头对准故乡土地上的葬礼时，一切开始悄然发生着改变。村里的青年人大多踏上外出打工的道路，农村土葬改革的触角，已经从城市慢慢向更偏远的乡村延伸。我意识到，也许十年、二十年后，这些我小时候见到过无数次的场景，我们的下一代人只能在照片里看到，或者从老人的口中听说，于是我开始了系统地拍摄和记录。
头戴疙瘩帽、披麻戴孝、高亢的唢呐、深沉的洋号，这些元素构成了关中农村葬礼的景观。一个家族中老人过世后，葬礼就是对老人一生褒奖的最高仪式。这些隆重的礼仪一方面是为了缅怀逝者，更重要的是教育子孙后代行孝。
“父母在，子女的肩头掮着土盆、压着担子，就是‘孝’字，也就是说儿女们在做孝子；父母亲不在了，再也不能尽孝了，孝子没有了父母，‘孝’字就没有了土盆，所以摔掉土盆，从此以后就成了不孝子！”
在近十年的拍摄观察过程中，我发现关中地区不同地方葬礼的仪式繁简不一，受周礼文化熏陶的宝鸡部分地区相比较西安、咸阳等地，礼仪更加隆重，但不论繁简，其中对子孙的教育，孝悌文化的传承却是不变的基调。
而如今，城镇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加之快餐文化的盛行、国家政策的引导，古老的土葬习俗处在一个巨变期。村里的土葬正在变的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里，甚至都很难找出“抬灵”的人。
也许，这古老隆重的民俗被简化乃至消失，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性，但随之消失的不仅是淳朴的民俗，更是在乡野流传千年的朴素的人伦秩序哲学，以及代代相传的孝悌文化。
赵钊：陕西泾阳人，独立摄影师，媒体人、西咸新区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西咸影像工作室创始人、2018年国家艺术基金纪实影像创作人才高级研修班学员、入围2018索尼青年摄影师发展计划。
作品持续关注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民族文化、亲情和信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