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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 病毒学家顾方舟:消灭小儿麻痹,一生拯救千百万人

2019-01-04 11:5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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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一级教授顾方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2日3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顾方舟,浙江宁波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5年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医学副博士学位。顾方舟教授研究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42年,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消灭“脊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采写的《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下了顾方舟的风雨人生,揭开了一段拯救千百万人却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今天我们选取其中片段,致敬这位曾改变许多人命运的科学家。书中内容经商务印书馆授权发布。

顾方舟先生肖像

结缘脊髓灰质炎

我是1955年回来的,我回来以后就到了卫生部直属的流行病学研究所,在北京昌平那边。那些年乙型脑炎在咱们中国闹得挺凶的,每年咱们国家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流行,发病挺厉害的,也没有理想的疫苗。所以我从苏联留学回来以后,主要就是研究乙型脑炎的问题。

1956年,我国第一次召开长期科学规划会议,当时请了好多苏联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因为我刚刚从苏联回来,所以让我也参加了这个规划。我一个任务是在语言方面帮助中国专家,帮他们和苏联专家沟通,第二方面因为我比较了解苏联医学科学方面的发展,所以也参加了这个规划的制订工作,规划的规模还是挺大的。

当时决定成立两个科学院,一个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规划,都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总而言之,那时候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这是一桩大事儿,我们医学科学院也是在那时候成立的,后来我就调过来了。当时我们的科学技术,确实是比苏联落后很多。所以苏联来了好多专家,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当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像搞导弹、卫星研究的钱学森,他是从美国学成回来的。

1956年,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医学组的科学家合影(前排右1:顾方舟)

跟脊灰结缘,说起来是组织上给我的一项使命。20世纪50年代,这个病在国内流行很厉害,一般来说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流行年有个别的地方像南宁、上海,就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不得了。孩子们没有得到很好的免疫,在非流行年积累了,这些易感儿童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爆发了。1955年江苏南通,那时候叫南通专区,发生了一次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发病人数挺多的,有将近2000个孩子,属于麻痹型的脊髓灰质炎。还有广西的一次大流行,在南宁市七八月那么热的天气,家家户户都把窗户关起来,不让孩子出去,都怕成这个样子。脊髓灰质炎是这样的一个病,它是病毒传染的,破坏脊髓神经,具体不同的症状就看破坏的是哪一段神经。

……每种病毒或者它是DNA的,或者是RNA的,因为核酸的结构不同,它都有特定的感染对象。像小儿麻痹病毒,它的核酸就针对脊髓前角细胞,专门跟它有亲和力。所以它进入人体以后,就到了脊髓前角来破坏脊髓前角的运动细胞,负责运动的我们的上肢、下肢,都是由脊髓来管的。所以要想办法预防这个病的发生,就要针对这个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核酸,产生免疫力,这就是所谓特异性预防措施。

像注射疫苗,这是主动免疫的一种,就是特异性的预防,特异性指的是专门针对这一种病原,使身体获得对这一种病的抵抗感染力。同时还有非特异性的预防,那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吃东西要干净,流行季节不要抱着孩子到人多的地方去等等,这些都是非特异性的预防。特异性的预防一般是疫苗,得要打针,比如麻疹现在还是有流行,但是有了预防麻疹的疫苗以后,发病率下降了很多。

脊灰的症状有轻有重,大部分是隐性感染。隐性感染就是感染了以后,发发烧咳嗽咳嗽,就像得了感冒似的,过了几天烧退了,没事儿了。它本身不发病,是所谓顿挫感染,就是不造成肢体瘫痪,以后就没事了。也有的孩子感染了,发烧了以后突然发现孩子走路不行了,胳膊不能动了,所以这个病麻烦就在这个地方,它大部分都是隐性感染。他感染了以后好了,就像得到免疫一样。但是病毒在肠道里面繁殖,繁殖以后排泄出来,出来以后还会传染别的孩子。

严重程度看病毒感染的是哪一段,病毒侵犯到哪一部分,哪一部分肢体就麻痹了,不能动了。好多孩子就因为腰椎脊髓破坏了,腿就不行了,就不能走路了;有的孩子颈椎破坏了,手就不能动了;更厉害的是侵犯延髓。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得呼吸,谁来调节,就是延髓有个呼吸中枢,它支配着你的横膈膜,晚上睡觉的时候横膈膜上下自主地呼吸。所以病毒一旦侵犯延髓的呼吸中枢,横膈膜就麻痹了,就不能够上下动了,这叫呼吸麻痹。呼吸中枢神经破坏了,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有什么办法呢?就放一个人工的被动的呼吸机器,是大的铁盒子放在身体里头,用机器想办法帮助呼吸。美国曾经有一次很大的流行,医院里面躺着戴呼吸器帮助呼吸的孩子,都排满了。所以这个病闹得很多孩子因此就残废了,而且没有什么好办法治。

有一天一个家长找到我,他的孩子得了这个病以后就瘫痪了。当时这个家长背着孩子过来找我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我说:“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的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的功能,要让他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后来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家长直到很晚才走。病毒破坏的是支配腿的脊髓前角的运动细胞,这个细胞被破坏了,就恢复不了了。如果轻的话可以治好,但是绝不会恢复到像以前一样,运动细胞破坏了,就恢复不了。所以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在想办法研究预防的疫苗。

应该是1957年,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位苏联专家,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邀请,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来办班,教病毒学。这位苏联病毒学教授叫索柯洛夫(Cokolob),他是被苏联卫生部、保健部派到这里的。他点名指定我,说要顾方舟来帮我这个忙,因为我在莫斯科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做过研究生,我们俩认识。他到中国以后,不会说中文,他找别人当翻译的话,专业上有点跟不上,翻译不懂专业,所以让我去。这样我就被借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去工作,那时候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还在上海,不在北京。

我说叫我去行,我得争取把我实验室的几个人一块带到上海,因为要开展工作得要有人做,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可以给他和我配备助手。后来我就说,我实验室有几个人跟我一块都借调吧。

我在被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前,曾经做过脊灰病毒学流行病学的工作。那个时候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工作的经历,所以这位苏联专家也更关心脊灰的问题。这样我就跟脊灰打上交道了。其实这些病毒的疾病,一般的规律都是相通的,不会说就知道乙型脑炎,不知道脊髓灰质炎和其他的病毒病。后来,我们小组在国内,第一次证明了上海的一次脊灰流行,确实是由脊灰病毒引起的,不仅仅是腿瘫痪不能走路了,这个临床症状非常符合脊灰,从病原上也证明了这是脊灰病毒。

南通不是有一次大爆发嘛,所以就需要有人研究脊灰的问题。但是做这个工作,必须得掌握技术,得有办法来培养这个病毒,有办法来鉴别这个病毒,不然怎么做呢?正好我在苏联的时候,掌握了组织培养的技术,有了组织培养的技术,就可以在体外培养这个细胞,从而鉴别它,所以就由我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研究上海或者是南通的这次流行,究竟是哪个型别,比如Ⅰ型、Ⅱ型、Ⅲ型哪个引起的。当时三个型都有,比例不一样,主要是Ⅰ型。

我临从北京到上海出发以前,当时卫生部的崔义田副部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谈话挺严肃的。当时咱们年轻,没见过大部长,我说,崔部长,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他说对,让你一辈子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我说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所以我是带着使命到的上海。当时我们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很不怎么样,做研究工作很困难,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创造。

我举一个例子。……组织培养就是把细胞在体外培养来研究病毒。可是体外做细胞培养需要一个成分,就是牛的血清。血清是从牛的血里面分离出来,然后加在培养液里培养细胞。国外都是商品化了,咱们中国没有这个商品。当时没有怎么办?那个时候研究所在昌平,离县城很远,我就带着实验室的人,我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采血的设备,到昌平县去跟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对方说那你们得到屠宰场去,人家不可能把牛牵来,让我们采血。而且这个牛的血清不是什么牛都可以用,只有小牛,甚至于胎牛的血可以用。所谓胎牛,就是还怀在妈妈肚子里头的小牛,采这个血。

1965—1966年自制牛血清(图片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提供)

我说我们等到小牛刚生下来的时候,采它的血就行了,咱们不能按照老外的方法,一定把孕牛杀了,把胎牛拿出来采血,那成本太高了,把大牛杀了,小牛也杀了,就取一点胎牛血。后来我们就这么办,跟屠宰场说好了,您什么时候有小牛要生产了,我们到那去采血。我们以前哪干过这事儿,可是没办法,做组织培养的工作,必须要这个。当时实验条件非常非常困难,但这样也过来了,我们那会儿年轻,也不怕这么干。

建立免疫屏障

咱们中国那时候穷,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了条件也不行,但是疫苗不能不做。每年有两万到四万的患病孩子,卫生部也着急。消灭这个病靠什么?靠这个疫苗。除了疫苗以外,更重要的一个是免疫的方案得制定出来。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又比较落后,这么庞大的人口,没有一套办法是不行的,疫苗当然很重要,但光有疫苗还不够,还要培训一批防疫人员。这个我们中国具备条件,能办得到。

我前面提到过,当时我从苏联回来就跟卫生部建议,一定要靠活的疫苗。Salk疫苗是死疫苗,它能够产生抗体,能够保护个人,但是它不能够阻止病毒扩散,不能阻止人和人之间传播扩散。活的疫苗能够引起身体的变化,不但能引起抗体,而且肠道组织也能够免疫,这样就能够切断病毒的传播。后来咱们中国采取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

要说我有什么贡献,我觉得一个是引进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被国家采纳了,建立了实验室,建立了生产基地。第二个有了疫苗,怎么来组织疫苗服用,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用欧美的办法,出生以后几个月或者是七岁以下,抱着适龄的孩子送到保健站去吃药去打针,咱们中国不行,城市里可能行,到农村就没这个条件了。活疫苗有返祖的可能,怎么解决?我当时提出来就是免疫策略问题。要针对这个病的性质,病毒的流行病学的性质,来设计免疫的策略。

策略,在军事里来说,就是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光有武器,有枪、有炮,怎么打?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战略就不一样。所以我提出脊灰疫苗使用的策略,就是要在短期内在一定固定人群口服率要达到95%。所以脊灰的免疫策略主要有几条指导思想。

第一个,一定要以乡、镇、县为单位,甚至于后来扩大到以省为单位。一定要在这个人群里,比如你这一个乡里头有多少适龄的孩子,我们当时定的是7岁以下,服用率就是适龄儿童服用疫苗的百分率。一个镇也好、一个乡也好、一个县也好,不管你有多少孩子,得给我统计出来。你服这个疫苗的总量,一定要达到不低于95%。目的在什么地方呢?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免疫的屏障。因为这个病都是在小孩子身上发生,7岁以下的孩子,给他们吃了疫苗以后就建立起屏障,所谓屏障建立就是病毒不互相串了,不会你串给他,他串给他,外面的也进不来了,所以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免疫屏障。

再一个就是要限定一定的时间内。我们当时是7到10天,有个幅度,7到10天要给一个县,或者是一个乡、一个镇,适龄的儿童95%的人都给他把疫苗吃了。也就是要求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免疫屏障。好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体制,要达到这个目标也还不是太困难。在欧美国家办不到,它们都非常不赞成这种办法,都是抱着适龄的孩子,大约6月龄到7岁,到卫生站去吃疫苗,所以它稀稀拉拉的,可是它人少好办。它们这种方法在我们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很困难。所以说脊灰疫苗免疫策略的重点,一个是服用率,一个是时间,还有一个是以县、乡、镇等为基本单位。

1999年,顾方舟(右1)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广西督导消灭脊灰工作,给小儿喂服糖

免疫方案有一个过程,有一些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小儿麻痹病毒是三个血清型:Ⅰ、Ⅱ、Ⅲ型。最开始是先服用Ⅰ型,然后一个月以后吃Ⅱ到Ⅲ型。后来发现这样太麻烦了,因为你不止要免疫一次,动员防疫人员下去到新疆等地方跑一个村落,得费多大劲。所以后来我们就改进了,在剂量上给它调配,Ⅰ、Ⅱ、Ⅲ型就给它做在一个糖丸里头,吃一次就行了,所以它的免疫方案有了一些变化。现在是Ⅰ、Ⅱ、Ⅲ混合型,所谓三价型,吃下去就都可以免疫了。

(选自《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顾方舟口述,范瑞婷整理,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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