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国录之阿根廷危机｜遥远的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与北

【写在前面】2018年，强美元席卷新兴市场，除了土耳其，阿根廷也卷入这场货币暴跌的“腥风血雨”。

澎湃新闻记者在2018年11月中下旬的2个星期中，走进了危机下的阿根廷。

2018年，将写入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一年，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腰斩，阿根廷成为拉美地区继委内瑞拉后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阿根廷汇率虽不再像8月般剧烈变动，但汇率贬值造成的影响已迅速蔓延，物价纷纷上扬，露宿街头的人随处可见，民众走上街头……

澎湃新闻记者走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城市萨尔塔，采访了政府高官、参议员、国会顾问、地方官员、企业主、普通民众、探戈演奏者……

此外，还深入刻画了四位民族主义者。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在他们看来，拉美的历史也是关于掠夺的历史。

澎湃新闻此次采访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决策各层面，形成《探戈的变奏：阿根廷危机镜鉴》系列报道，旨在呈现危机中的阿根廷之全貌。鉴于眼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化出现逆流，阿根廷的危机或可为中国之镜鉴。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中高阶层的富裕精英们居住在城市的北部，越往南越贫困。澎湃新闻记者在这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区域采访了两对父子，这两个区域相距30多公里，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认知也截然相反。

一

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我最后一次见到Siaba Serrate，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糟糕的交通，我迟到了十五分钟，也比我预计的时间晚到了四十五分钟。

看着因为迟到而焦躁的我，他说，“欢迎来到阿根廷，这就是阿根廷，它总能超出你的预期。”

就在采访前的一个周末，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只最大的球队——博卡青年队和河床队间发生了冲突，导致南美解放者杯决赛被延期，几乎让所有翘首以盼的阿根廷人大跌眼镜。

Jose在他的推特上写道，霍布斯的丛林世界中尚且还有法则可言（丛林法则），阿根廷却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

Jose Siaba Serrate是一名经济学家，今年59岁，现在分别在公立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私立大学UCEMA教授宏观经济学，同时也是阿根廷资本市场学术委员会和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CARI）成员，他还是阿根廷主要财经媒体Ambito（《金融界》报）的专栏作家，曾经一度担任总经理一职，在它的网站上你能看到最新的美联储动态和对最新的经济数据的分析。他现在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咨询公司。他今年受邀还来到了上海和北京。

Jose的儿子Pedro也毕业于UCEMA的经济学专业。这是一所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私立大学，1978年由一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改为一所大学，主要教授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这个学校的老师大都毕业于美国常青藤高校。父子二人的英语都非常流畅，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不常见。

“要知道这里不是上海，所有的标识都很清楚，相反，这里的生活并不太容易。”

“在这样的国家做经济学家会是什么感受？”

面对我的好奇，Jose平静地说，这就是阿根廷，习惯了就好，“毕竟中国不会像我们这样，我们不是高通胀就是超级通胀。”

即便2018年阿根廷经济很糟糕，Jose依旧认为2019年投票给马克里是明智之举，这样马克里政府才能有机会将刚刚有所起色的政策维持下去。

2018年，Jose还和其他几位作者发表联名论文，讨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需要更多的沟通与协调。

他也是G20的专家组成员，在G20峰会忙碌的一周后，他受邀接着前往东京参加经济研讨会议。

“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说，阿根廷并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国家。比如，读了马尔克斯，很快就能理解哥伦比亚和拉美，但是读完博尔赫斯，却仍然很难想象阿根廷的模样。”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也许是因为博尔赫斯的作品更具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正是阿根廷的特点所在，我们是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的移民国家。”

Jose的儿子Pedro27岁，现在在一家名为PPI的本土债券公司做固收研究员。美国是他去的最多的国家，他的英语说得很流畅，而且带着美国口音。

他去过很多国家，除了美国还有欧洲、日本，但是从未去过中国，“全世界的迪士尼乐园只有上海和香港的我没有去过。”

他迫不及待地问我对邓小平如何看，他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才让中国有了今天。

2018年在阿根廷金融市场经历的一切对他而言就像念了一个研究生学位。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危机，我看到情况很糟糕，现在我开始认真考虑再去念个研究生学位，去美国或者英国。”

Serrate一家是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他们有西班牙的双重国籍。除了继续学业，Pedro也第一次考虑离开这个国家，欧洲是他的一个可选项。

很多中国人因为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得以一窥阿根廷的面貌。电影中梁朝伟打工的那间Bar Sur（南方酒吧）也因此成了很多中国游客的必游之地。这家酒吧坐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老的城区之一的San Telmo。Serrate家就在这，这里的居民曾经成功抵抗了英国军队的进攻。

San Telmo在五月广场以南6条街外，现在已成为旅游景点，鹅卵石街道两旁上了年份的宅邸和古董商店。居住于此的多为商人和知识分子。

Pedro是个很好的向导，他带着我走在这些古老的街道上，这是他最喜欢的日常活动。他带我走到一座天主教堂前，他就是在这里受的洗。像其他传统移民一样，Serrate一家信奉天主教。Pedro虽然不去做礼拜，但依然保持着这个信仰，他称自己为“世俗化”的天主教徒。

二

但在城市的另一端，却是截然不同的故事。

Pablo Fresco在阿根廷埃塞萨（Ezeiza）国际机场工作。埃塞萨国际机场距离市中心约32公里，他和他的家人也居住在机场附近的区域Equiza y ruta，这个社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贫困的区域之一。

Pablo是机场人权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担任国际运输工人联盟驻阿根廷培训办公室的秘书长。

危机爆发后， 阿根廷航空公司举行了多次罢工，光是11月就爆发了4次。阿根廷航空公司前不久决定不按照通货膨胀率增加工资，2018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将超过40%。但是阿根廷总统马克里邀请工会进行谈判，却批评公司的高劳动力成本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这些损失都是由公共财政承担的。

Pablo介绍说，这次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薪资问题。2017年原本已经和公司协商好的条款，公司和政府却迟迟不肯出资。现如今，有376位工人无法上岗工作。

Pablo很早就参加工会举办的政治活动，在担任了三任委员后，八年前被推选成为机场人权部门秘书长，任期一共为四年，最后一次选举在2017年5月，选举每四年会举行一次。

“对我影响很深的是我第一次被选为委员的时候。那次完全改变了我对于政治的看法。我看到每个人有机会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那时我才24岁，在此之前我只是机场维修部门的一个小小职员。”

在这八年中，因为有两个工友被无故解雇，他曾领导工会成员组织了一次罢工，将埃塞萨国际机场封锁。

“对我来说这次事件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我们的工会不大。这是我们第一次站了起来对抗Intercargo国立公司。”

后来，Pablo还加入到国际运输工人联盟驻阿根廷“ATPA”和其余地区的驻地。通过这个组织Pablo能到世界各地参加工会的峰会，他去过新加坡，加拿大和墨西哥。借这些机会，他了解到世界各地工人活动的模式，这些经验让他更清楚地看到阿根廷的独特之处。

对比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Pablo称，阿根廷是更自然，更有激情和热情的，而其他地区更为中规中矩。另外，阿根廷的工会向工友们提供医疗保险和娱乐，这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今年的危机不仅会影响工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工作环境，大家都人心惶惶，担心会失去工作。这也意味着工会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大街上的示威游行也越来越多。

Pablo却告诉我，工会还打算在11月30日，也就是G20峰会第一天在七月九号大道上举行大型游行，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工会都会加入，主办人之一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Perez Esquivel(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可是后来，整个区域在11月30日当天都被封锁，最终游行没能成功举行。

Pablo对2001年那场危机记忆犹新。那时他还在学校半工半读，他和父亲常常会去公路两旁送吃的，也看到了最惨不忍睹的一幕。

“我们现在也在组织反抗活动。不只是工会，而是整个政治组织。我们在贫民区进行社会帮助，这让我感到像回到了2001年。”

11月他们在他们居住的Equiza的穷人食堂举行了一场聚会，用于收集食物，提供给需要的人。这次的聚会也是为了庆祝庇隆党（正义党）的忠诚日（该节日纪念庇隆1972年11月17日重返阿根廷的日子）。这次活动上他们为庇隆主义和上一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唱赞歌。克里斯蒂娜也将于明年竞选新一届的总统。

三

“我恨克里斯蒂娜。”Pedro毫不犹疑地说。

Pedro性格温和，但在谈起他们的两任总统时却毫不掩饰，在马克里和克里斯蒂娜之间，他只有讨厌和不那么讨厌的区别。

他带我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金融街上，这里有阿根廷的央行，央行对面就是汇丰银行。

“你看。”他指给我看街边的涂鸦，写着NO FMI(英文 NO IMF)。

“IMF在这里是一个敏感话题。”

我告诉他我可以理解当地民众对IMF的反感，毕竟过去很多阿根廷人对上一次危机还记忆犹新，现如今他们的总统如此急迫地请求IMF的贷款，对他们而言这有损尊严。

“国际投资者才不在乎尊严。”Pedro和他的父亲都算是阿根廷为数不多的自由派。在阿根廷，很多人对“新自由主义”充满了敌视。

Pedro才第一次经历危机。对他来说，他更记忆犹新的是2018年8月30日。那天，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收跌10%，报37.60比索，创收盘历史新低；盘中更是经历了历史最低位——1美元对41.35比索。

但在这一刻，办公室却出奇的安静。

“我原本以为这个时候大家会大声喧闹、抱怨，但实际上却是完全的沉默。”

当日数据显示，阿根廷央行在外汇市场卖出3.30亿美元外汇储备，平均售价38.7102比索/美元。这也是阿根廷央行连续第三天大举抛售外汇储备。可是，比索对美元仍然重挫，年内迄今已累计下跌近50%。

Pedro一路从私立中学到私立大学，他念的Escuela Argentina Modelo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所老牌的知名私立中学，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区，月学费在10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000元），远超出普通阿根廷人的消费水平。

阿根廷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只需在毕业时缴纳文凭的工本费，大概在100比索左右。阿根廷的大学就像德国、法国的大学一样，没有限制毕业的时间，大多数学生半工半读，能在4年内按时毕业的并不多。

Jose自己毕业于公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这是整个拉美最好的大学。他解释让儿子念私立大学的原因很简单：私立大学效率更高，他们既然能承担得起，这是更方便的做法。

四

Pablo今年43岁，在工会待了16年，在国际运输工人联盟6个月，有两个孩子。

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工会活跃分子。

“我的父亲出生在Corrientes省，至今还参加不同的政治活动。我的爷爷是西班牙人，他也曾是工会的领袖。他曾是阿根廷总工会博卡区（La Boca）的领袖。”

博卡区也是阿根廷最古老的区域之一，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传统贫民区之一，著名的博卡青年队就在这里，现在成为了旅游景点。

Pablo的儿子Nicolas今年19岁，在社区附近的一所大学学习计算机，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他也热爱化学。他最好的朋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化学，这让他很是羡慕。不仅因为这也是他热爱的专业，而且能在离市区近一些的地方生活是他的梦想。比如，布大有来自整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学生，可以结交很多不一样的朋友。

Nicolas从小学到中学都在社区里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但是他却从不信教。他说，正是因为在教会学校上学，让他看清了宗教只是成年人的童话。

罗马天主教是阿根廷的国教，现任罗马教皇方济各正是阿根廷人。可是，在Nicholas的眼中，成年人只是需要通过宗教来告知自己，他们的生活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并不好，他们需要相信，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后他们最终会得到好的回报。

他还热心地给我推荐了一首他很喜欢的歌：波多黎各著名雷鬼组合Calle 13的《Latinoamérica》。他建议我好好看看这首歌的歌词。

这首歌充满了拉美风情，旋律优美，节奏也很轻松，但是看到中文翻译后，歌词却是这样：

我是被抛弃的

是被剥削后剩下的

我的村庄在山巅

严酷气候有我的皮囊抵挡

我是残喘的加工厂

你们消费着我的血汗

我是酷暑时的严寒

是霍乱时期的爱情

太阳升起

我却在绚烂的日落中死去

我见过最美的脸

是失踪人口的照片

我是流淌在你血脉的热血

我这块土地值得开垦

我是一框子青豆

是马拉多纳踢英格兰连进两球

我扬起旗帜

我的山脊是地球的背脊

父亲教导我

不爱你的国家就等于不爱你的母亲

我是拉丁美洲

双腿被缚却脚步不停

……

Nicolas认为这首歌描述的就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他支持父亲的工作。

2018年他在伦敦待了一个月，在那里学习英语。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离开阿根廷。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让他很是新鲜，他第一次交到了其他国家的朋友，也见识了伦敦市区时髦的club。

可是，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他无法长期离开阿根廷的土地，因为拉丁美洲才是他的根所在。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对本专题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