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老布什｜冷战后美国的承前启后者走了，一个时代也已远去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30日，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在其休斯顿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为世人尤其是中国人熟知的是，他不仅有深厚的中国情结、冷战也在他的任期内结束，而且在1992年的美国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败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成为二战结束以来仅有的未能连任的两位共和党总统之一。

然而较少为人所知的是，他也是过去半个世纪平均执政支持率最高的美国总统和一位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可以说，他的成败全因时势使然，他的离开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远去。

历史情怀与战略担当力挽中美关系狂澜

很难想象，如果1989年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或奥巴马，中美关系会走向何方。在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瓦解等背景下，中美在此前20年建立起来的战略协作关系有瓦解之虞，合作的基础——联合抗苏——不复存在，两国关系存在陷入漂移和对抗的巨大风险。

幸运的是，此时的白宫主人是一位有着浓厚中国情结和丰富政治经验，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具备历史情怀的总统老布什。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老布什便作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一年多，故而了解中国，能够避免单纯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观察中国。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与邓小平有着良好的私交。用傅高义的话说，“他们在70年代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并且都预感到对方将是各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因此，当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主张对中国严厉的时候，他会说出“假如我没有同邓小平见过面，我也许不会自信地认为现在还应当与他们保持联系”这样的话。正是在老布什和邓小平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外交关系才避免了急剧滑坡的境地，很快恢复了高层互访。

除直接的外交影响外，政治风波还波及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从1989年到1992年，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两院极尽全力向中国施压，不仅要求老布什政府制裁中国，还主张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先后通过举行听证会、发起议案等方式影响中美关系。然而，老布什却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屡屡顶住国内压力，甚至不惜动用总统否决权阻止国会涉华消极法案的通过。

这一系列行动充分表明，他是一位具有战略担当的总统，懂得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中国进行全面接触的政策，与中方一起顶住了美国国内的压力，成功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某种程度上，今天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同样呼唤具有历史情怀和战略担当的美国总统。

从结束冷战到连任失败：成败皆时势

当老布什于1989年入主白宫的时候，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战争已在一片狼藉中渐趋终结，勃列日涅夫近20年执政所持续僵化的体制正日益腐蚀着苏联的肌体，而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疾风骤雨般的外部攻势与内部改革更是加速了这个庞大帝国走向寿终正寝的步伐。

事后来看，冷战的结局在此刻似已全然定型，老布什只不过凭借历史赋予的运气成了结束冷战的美国总统。当柏林墙于1989年11月倒塌的时候，人们更多联想到的是里根两年前在这里的演说：推倒这堵墙！因此，老布什的确乃时势造就。

然而另一方面，老布什也在造就时势，如果没有老布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历史前进的方向很可能会有所不同。其中，力主推动两德统一与发动海湾战争都在国际格局从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更为重要也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冷战后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稳定、转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老布什并未成功将其外交战绩转化为实现连任的保障。所谓“祸兮福之所倚”，老布什在引领整个世界顺利地从冷战时代过渡到后冷战时代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承担时代主题转换的代价。如果说冷战时期安全是美国的首要国家核心利益的话，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安全议题的式微，经济已经超越安全成为美国民众最为关心的议题。这一现实在美国国内财政赤字突出、经济表现不佳的背景下成为老布什政治生涯的决定性变量，也成为克林顿及其“问题是经济，笨蛋！”的竞选口号强势崛起的法宝。

随着冷战的和平终结以及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老布什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其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85%。然而高支持率让老布什忽视了隐含在外交成绩背后的国内经济阴影。面对里根时期大幅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老布什被迫放弃了“不会加税”的竞选承诺，并且这一时点与美国经济的短暂衰退周期恰好重叠。在广大选民看来，是老布什的加税政策引发了经济衰退，随之而来的是民意支持率的快速下降。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回顾老布什政治生涯时的特别报道中所说的，他的民意支持率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平均执政支持率中排名第一，却遗憾地在大选阶段跌入最低谷。

成也外交，败也外交。时势造就了老布什和他的高支持率，时代主题的迅速转换却使他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中被迅速抛弃，成了一位不合时宜的政治家。这一政治现实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尽管没有里根的魅力光环和克林顿的经济奇迹，但老布什执政时期是美国的内政外交“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他对于中美关系的再正常化做出了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对于世界历史从冷战时代走向后冷战时代的平稳过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无论是结束冷战的辉煌还是单届总统的落寞，他的成败皆因时势而起，他的历史性贡献与历史性局限也应继续引发我们的更深层思考。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