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季瑞达：美国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市场的长远机会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1979年9月30日，季瑞达第一次到上海，将在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担任英语老师。这次机会难得，之所以能成行得益于中国和美国在9个月前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季瑞达是第一批受中国外国专家局官方聘请的美国教师。

年轻的季瑞达抱着开放的心态，恰巧来到了蓄势待发、即将迎来巨变的上海。他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社会、融入当地生活。他当时被安排住在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虽然学校每天有免费班车送外籍老师到虹口校区，但季瑞达还是选择了骑自行车去上班，单程就要45分钟他也乐此不疲。

穿着当时流行的中山装，季瑞达喜欢每天和学生们一样排队去食堂打饭——虽然他本可以去伙食更好、专为外国专家开设的餐厅就餐。很快，季瑞达就习惯了中式用餐时间：早上11 点他的胃就开始饿得咕咕叫了；到11:30他已经迫不及待冲进了食堂，带着自己的饭碗、调羹，还有饭票，和其他人一样排队。“我就是为了每天能多熟悉一点我的学生，多了解一点中国。”他说。

这成了季瑞达持之以恒、坚持遵循的态度。随着他对中国越发着迷，来华经历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妻子；在这里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几乎和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一样长。

现在身为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致力于帮助美国企业在复杂多样却极具战略意义的中国市场铸就成功——但更重要的是，帮助中美建立更好的经济关系。虽然对持续不断的贸易纷争所能带来的短期效应颇感担忧，但季瑞达相信大部分美国企业仍然对中国市场有信心，也期盼着未来继续在这里创造佳绩。

结缘中国：机缘巧合与欲罢不能

澎湃新闻：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得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

季瑞达：我当时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我记得我是在我的教授家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的老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是非常著名的中国史学专家。电视上播出卡特总统宣布中美建交消息的时候，我们正在一起吃晚饭。我们一群历史专业的学生和教授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兴奋。我们对中美建交有预期，从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开始，两国政府就开始为建交做准备。本来人们以为我们很快会实现建交，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得那么快，但最终我们还是做到了。

澎湃新闻：当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将改变您的一生？

季瑞达：还没有，但当时我已经决定中国将成为我的事业重心。我考虑过几种就业可能，但每一个都和中国有关。我已经报名参加了国务院的招聘考试，还报考了法学院，计划学习一个和中国相关的课程。两边的结果几乎同时出来了，最终我决定从事外交工作——虽然我只是通过初步筛选，还要继续参加应聘考核，最终结果还不确定。国务院的申请过程非常繁琐冗长。早在我来上海教书之前，我已经通过了几轮考试，但还需要通过体检和政审才能进入候选名单；此外，能否真正入职还取决于是否有职位空缺出来。当我1982年正式加入国务院后，我非常希望专注于中国。最后我很幸运地得以如愿。

澎湃新闻：您最开始在大学里学的是德国历史，怎么会改学中国了呢？

季瑞达：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我选修了一门亚洲历史研修课，其中一位老师是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他是一个汉学家，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国居住，后来给马歇尔将军当过顾问，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要瞬间。他让我开了眼界，开始对中国历史着迷。

后来我还上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课，其中有一门是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执教，主要介绍传统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尤其是清朝和近现代时期。中西方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有较大的文化差异，要不是上了那门课，我对此并没有那么深的认识。高家龙是我的一个重要导师，对我的职业道路影响很大。正是他后来推荐我去耶鲁跟着史景迁读研究生——他的博士导师就是史景迁。

所以，我对中国感兴趣有点机缘巧合的成分，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并没有想太多。但是我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感到欲罢不能，难以改方向了。或许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这是“缘分”。

季瑞达（右一）和小布什总统及白宫同僚在一起商议事宜。

外交生涯：发挥积极作用

澎湃新闻：您在美国外交系统工作了26 年，见证了中美双边关系史上的诸多历史性时刻。有没有哪些您参与的事件让您感到特别骄傲的？

季瑞达：大部分时候我的作用是微小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大团队中的一员，不能夸大我的作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取决于很多因素，通常也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不过，或许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的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我为此被安排从大使馆的常规工作中抽调了三个多月出来，专门负责为总统之行做准备。

多年前，早在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时，我曾作为先遣团队成员之一，在钓鱼台待了一个多月做准备。此后，我又陆续参与了一些总统出访海外的准备工作。所以在筹备总统访问方面我有一定经验。克林顿总统决定访华之后，我被选派为美国驻华大使馆与白宫团队对接的主要工作人员，帮助制定总统具体行程和主要目标计划。

克林顿总统率先抵达西安，随后到访了北京、上海和桂林。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特别的主题：西安让总统有机会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北京是重要的政治会谈场地；上海代表着中国的商业繁荣；桂林则展示了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我和白宫团队多次在中国各地走访调研，最终确定了这四个城市。白宫团队非常仰仗我对中国的了解，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认为我在设计行程和主题方面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

澎湃新闻：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觉得克林顿总统访华之行有什么重要作用和意义？

季瑞达：克林顿访华10天，是他在总统任期内最长的国事访问。四个城市，四个不同的主题，让他对中国的整体情况有了很好的认识。像这样的总统国事访问，我们不仅希望加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显然通过这次访问加强了互相了解和个人友谊，但我们也希望美国总统能对中国的国情有更好的了解，那么以后他在面临涉华问题重大决定时，能做出更好的决断。我认为这次访问内容的丰富性对克林顿加强对中国历史、国情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和认识是有很大帮助的。

美国总统来访也是一次传达美国人民友谊的绝佳机会，可以让中国人知道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反过来，中国也可以借此机会展现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在北京时，我几次和开道的总统摩托车队同行，到处都是表达友好欢迎的人群。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也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情欢迎。直到今天，克林顿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受欢迎度都很高，我想这和那次广为报道且非常成功的高调访华之旅不无关系。

澎湃新闻：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您怎么会成为美国国家馆董事长？

季瑞达：2005-2008年我曾担任美国驻沪总领事。在我任期的最后一年，美方是否参与上海世博会并建立国家馆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华盛顿对此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美国法律有规定联邦政府不能用国家财政支持像世博会建馆这样的活动。这项规定好多年前就有了，其实和中国本身没关系，但很不幸地却给美国参与上海世博会造成了干扰。

季瑞达（右二）在2010上海世博会美国国家馆破土动工仪式上。

上海非常重视举办世博会的一系列工作。中方希望实现最大程度的全球参与，也将此列为了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但美方迟迟未作决定。我担任驻沪总领事期间，至少尽可能地维持了美方参与的可能性。有几次布什政府似乎都已经决定了不参加并准备正式告知中方。我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大错，所以我就不厌其烦地“缠着”国务院负责相关事务的团队，希望他们改变想法。通过我的努力，至少在布什政府末期延缓了美方做出正式否定答复的决定。

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上任后，重新做了评估，最终决定参与并与私企合作筹集资金建立国家馆。我不能说这都要归功于我，但至少我没有让美方参会的计划过早夭折。

直面游行：危机中获得启示

澎湃新闻：1997-2000 年您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政治处副主任。期间有没有参与一些危机事件的处理？

季瑞达：1999年发生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事件，我参与了很多善后事宜。炸馆事件发生在一个周六，当天我接到紧急电话叫我回大使馆开会。我们的大使已经被中国外交部召见，我们也接到通知将有游行队伍（主要是大学生组成的游行示威群体）来到大使馆，游行示威者要求面见大使馆工作人员。我被指定为与游行队伍见面的美方官员。

这个任务可不轻松，示威人群普遍很气愤，数量也很多。我先在大使馆大堂里等着学生游行队伍到来，然后走到大门口，接收他们的请愿书。随着一支支游行队伍陆续到来，现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第一支队伍还相对平静、有礼貌，但后面来了四五支队伍后，你能感觉到人群的愤怒在增加，气势也在不断上升。每次都有两人陪我同行：一位是中方的高级安保人员，另一位是我们海军安保队长，所以我不是一个人。但在一众愤怒的人群面前，即使有两人陪同保护也是有点可怕的。第七支队伍到来时，人群开始朝大使馆扔石头，所以我没有再出来。那天我们一度被困在大使馆里，有些人甚至连续几天都困在使馆里出不来。

澎湃新闻：最后两国政府是怎样度过了这次危机呢？

季瑞达：很遗憾那次事件导致了中方人员丧命。但最后，两国政府都希望解决问题，因为度过危机对两国都利益攸关，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这为我们达成一致创造了条件。后来，双方就赔偿事宜进行了紧密而广泛地磋商，我是大使馆派去配合国务院谈判团队的工作人员之一，参与制定了对受害者家人的赔偿细则草案。国际上有一些相关先例，这为我们进行讨论提供了基础。

澎湃新闻：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季瑞达：我相信也非常确定这是一次意外。如果你看看这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就能理解美方没有理由故意为之。很多中国人可能以为美国情报收集系统如此发达，不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但作为一个在政府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的，很不幸也确实发生了。（1999年6月17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曾如此驳斥美方所谓“误炸”说法：“美方迄今对事件发生原因所做出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而得出的所谓‘误炸’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断然无法接受的。”——编者注）

澎湃新闻：您觉得我们可以从这类危机事件中获得什么启示？

季瑞达：我认为危机发生时，我们应该尽力保证沟通渠道畅通，否则只会使事态恶化。很不幸的是，历史上中美出现危机时，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其实，越是紧张的时候，越是要加强联络沟通，客观地了解情况。现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话的频率要比过去多很多，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另外，在危机爆发时，对双方而言认清事实都很重要。当然这并不容易。领导人有时候会过度依赖单一的消息来源，这是很危险的。当然，两边都有各自的政府职能部门，向上传达他们掌握的情况，但未必每个消息来源都是客观准确的。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根据掌握的信息，自然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但是如果能听听对方的说法，或许有助于甄别一些偏见和臆断。努力获得尽可能详尽、准确的背景信息后，再来做决定，总是更好的。

季瑞达和颜正安夫妇合影。

美企声音：仍然看好中国市场

澎湃新闻：是什么引发了中美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贸易战硝烟四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具体问题？

季瑞达：现在似乎主要有两派观点。特朗普总统特别关注贸易赤字，他的焦点很早开始就一直放在提高就业、振兴美国制造业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里的另外一批人则更关注中国的科技发展能力，认为这是对美国领导力的威胁。从我们商会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仅仅关注贸易赤字问题是短视之举，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把真正的重点放在系统结构性问题上，让中国变得更加趋于市场化导向。作为一个商会，我们主要关心两个问题：如何应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关乎公平性的因素？我们如何才能改善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7年了。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有了大幅提升，中国经济也实现了巨大的成功。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是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时候采取更大的举措加强市场开放了，要让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一起公平竞争。我们的会员企业还是认为中国的本地政策主要还是更偏向中国本土企业。

澎湃新闻：您怎样评价特朗普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一系列政策？

季瑞达：特朗普政府的方式方法都比较强硬和激进，主要是在挥舞“大棒”，没有利用“萝卜”。我估计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关税政策落地。但作为一个商会，我们并不喜欢关税，也不认为这能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市场准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深层次的问题上。

澎湃新闻：作为上海美商会会长，您曾几次带队拜访华盛顿的美国政府部门，传达会员单位的心声、提出政策建议。据您了解，在华美国企业的主要诉求有哪些？他们的声音华盛顿听到了吗？

季瑞达：我们的声音华盛顿肯定听到了，但是否听得进去就另当别论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美国在华企业在这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实现了收益盈利，业务规模也实现了拓展，他们仍然认为这里有商业机会，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期待来中国投资。这更加说明两国政府解决贸易争端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为对双方而言，只有实现经济互补、友好合作，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如果仅凭我们去华盛顿游说就能改变特朗普政府，使其出台我们倾向的政策，恐怕不现实。因为现在即使在商界人士里面，也有不同的声音。不像当年讨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时，商界上下一致都百分之百支持。现在情况复杂多了，在华美资企业因所处的行业不同，面临的处境不同，观点看法就可能完全不同。

现在华盛顿有些官员或许认为外资企业助长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华府人士，对中国在科技，尤其是未来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能力和空间感到担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目前的紧张关系。华盛顿政策决策者的这些担忧削弱了美国企业界的影响力。

我们经常能读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驾驶、新能源车等领域的报道，这些都是中国重点强调的发展领域。中国似乎认为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希望争得第一；但美国则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的头号科技大国，不会愿意这么快将龙头位置拱手相让。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越来越严密，甚至对美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加强了监管。

澎湃新闻：上海美国商会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商业报告》。你们有什么最新的发现？商业领域的新趋势对中美经济的未来有什么影响？

季瑞达：我们最新的《2018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总体上在中国发展得不错。去年的一些行情特点今年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比如：企业收益增加了；经营利润也提高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去年基本持平，都在80%左右。但与此同时，美资企业仍然面临着一些老问题，比如在运营方面，吸引人才、与本土企业竞争等。另外，美资企业对管理的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仍然非常关心。

从短期来看——这不是基于这份报告，而是根据我长期和会员单位打交道的经历——未来几年美国企业普遍比较担心，特别是关税、贸易战之类的问题加剧了紧张态势。但从长远来看，我仍然相信这里有巨大的机会。很多美国商人为中国投注了大半辈子的精力，希望了解中国、在这里取得成功。在很多方面他们实现了成功。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投入是长期的。

季瑞达与中美商界人士交谈。

中美未来：新时期、新调整

澎湃新闻：中美贸易纷争的背后，是美国重新审视对华战略政策。中国日益被美国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战略竞争者”。您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吗？

季瑞达：和过去相比，中国确实已经越发成为美国的竞争方，我想没人会对此感到震惊。但如果给中国贴上“威胁”的标签，我觉得应该更谨慎一些。

对中国和美国而言，双方都需要一个适应期。美国从二战结束到现在长期扮演着一个世界主导者的角色。现在这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过去几十年享有的权力大不如前了；相比之下，中国却在快速崛起。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两个国家都需要谨慎处之，都需要阐明各自的目标。要美国接受我们正在进入对华关系新时期的现实，需要一个调适期。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这个新阶段里了。

过去，两国的发展重点大有不同，很多中国活跃的领域美国并不起劲，很多美国活跃的领域中国并不起劲，所以我们利益重叠或冲突很少。但现在，随着两国政府都注重相同领域的科技发展，这是一个新现象，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挑战。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美会陷入战争吗，还是能找到合作领域共存？

季瑞达：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不认为两国必然走向冲突，但我们将面临更多摩擦。

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即使是历史上关系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还是认识到了维护友好的商贸关系的重要性，稳健的经贸关系总能把我们从陷入僵局的边缘拉回来。

很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的经贸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一大原因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这并不奇怪。指望中国一直甘心当一个低端产业制造国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四十年，展望未来四十年，我们需要向两国人民同时展示合作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对两国政府和两国企业界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国保持合作、推动关系向前发展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我们要提醒大家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比如，有一系列全球议题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可以成为我们加强合作的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推动全球卫生健康、应对气候变化、打击国际犯罪等方面合作呢？两国政府可以在这些领域加强合作交流，而不用过度担心政治问题。

在地缘战略领域，我们也有合作的空间。朝鲜核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另外，中国在维和行动方面表现也很积极，如果处理得当，这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从长期来看，这可以帮助减少一些怀疑和忧虑。

澎湃新闻：您的妻子是中国人，大女儿在中国出生，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季瑞达：我当然希望中美关系能变得更好、更亲密。我相信这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当然对我们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好处！我曾经做了二十多年的外交官，也在这里当过老师、企业高管、商会会长，我在大中国区生活的时间几乎比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还长，我为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我相信这是一项重要的事业，中美合作可以取得成功。

我也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能友好相处——至少我和我妻子相处很融洽，我们可以算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我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很多美国企业在这里聘用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员工，关系也很融洽，这很难得，也让人很欣慰。所以我还是乐观的，我希望我们能尽我们所能维持一个强大稳健的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