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何亚非：中美需要大国胸襟来推动关系向前发展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何亚非的外交履历十分丰富，他曾在联合国机构任职，又从事过对美外交，这使他对美国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对中美关系发展也有深入的体会。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两起中美危机——“炸馆事件”与“撞机事件”——恰好都被当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的何亚非“赶上”，还有其他许多日常的多边、双边外交工作经历。这些年在外事工作中他体会到：以从战略高度着眼未来，既坚持原则、又寻求解决问题的精神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和其他双边关系、多边问题至关重要，这使中美度过了一些困难重重的事件乃至危机，推动两国关系经历风雨仍能保持向前发展；而面对未来，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都需要秉持“大国胸襟”，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不冲突、不对抗，只有这样才能跨越分歧，实现合作共赢。

回看中美关系40年

澎湃新闻：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之后的中美建交对您的个人生活轨迹和事业发展有何影响？

何亚非：我在外交部工作时，从作为军控司副司长参与中美之间的谈判，到去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后来回到部里工作，有不少时间从各层面处理中美关系问题。处理多边问题时其实也涉及中美关系，比如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我主要处理联合国政治事务，特别是安理会相关事务，但与美方打交道是工作的重要方面，毕竟美国是个大国。从驻美使馆回到外交部以后，于2002年开始担任美大司司长，接触和处理中美关系问题就更多了。

从外交角度看，无所谓个人事业。外交无小事，始终在党中央的坚强英明领导下展开工作，是国家大事。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对我来说，做好对美外交既是工作所要求，更是作为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从未有懈怠。对美工作需要深入的研究两国关系，更需要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习近平主席要求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其中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在世界上如何相处、中美关系能否处理好，不仅关系着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未来，特别是亚太的未来。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40年来的中美关系？

何亚非：中美关系40年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曲折和风浪，甚至经历过一些危机，正所谓合作与斗争如影随形，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过去40年里，两国的合作始终占主流，斗争后继续合作，合作中会有摩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所以，40年两国关系的总体趋势是合作，是向前发展的。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交往逐年增多，举例来说，现在就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当然现在特朗普政府开始限制一些学习的领域，这不利于两国的长远合作。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最明显的领域，两国贸易额从建交时不到200亿美元，如今超过每年6000亿美元；双向投资也不断增长。美国500强公司在中国大都有投资，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看好。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关系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现在，美国方面不顾中美的共同利益，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美经贸关系会造成严重伤害，美国应该三思而后行。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希望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但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两国在多方面截然不同。中美之间的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中美40年来能够有长时间的合作，并在合作与斗争交替中保持了合作态势，是因为双方战略上有契合点，有共同利益。当年尼克松访华是因为双方都有应对前苏联的考量，因此交往大门重新打开。后来，双方的利益格局拓展了，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就更大了。

2009年5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率团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贝德率领的美方代表进行会晤。

澎湃新闻：除了建交之初共同对抗苏联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哪些因素驱动着中美两国走向合作？

何亚非：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的需要减少了。两国开始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融入全球化和现有国际体系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凭借艰苦奋斗和全球化大潮成为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重要一部分。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不管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世界上很多商品确实都在中国生产，而且是第一大生产国，但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美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双方经济结构和市场规律所决定的。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有巨大的合作需求，有利于推动世界大市场的形成；中国和美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生产链不同的位置，互补性较强。这就是两国合作新的支撑点，也就是过去经常说的，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当然，这40年两国一些摩擦、战略认知不同也不时有所显现。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已经开始酝酿把中国列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出乎美国意料。“9.11”事件迫使美国调整其战略优先顺序。原来，美国把大国威胁列在第一位。由于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本土，美国自然就把反恐调整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战略威胁。当时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说，现在全球主要大国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可见，当时美国对大国关系的描述和认知与现在不太一样。

这种情况延续了将近10年，美国因“全球反恐战”而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当然对伊战美国还有别的战略意图。两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由于美国长期放松金融监管，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这当然也是美元资本输出的强烈需求——导致华尔街点燃了世界金融危机导火索。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而且产生于美国本身，对它打击很大。换言之，21世纪头十年，中美有加强合作的共同需要——反恐、大国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等。我当时是中国G20事务协调员，在20国集团这个平台上，中美两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危机蔓延——首先是为了防止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继而防止可能导致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为G20的整体合作奠定了基础。

澎湃新闻：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亚非：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是两面或者是两手的，即合作与制约交替。只是2010年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制约的一手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不少杂音，如“转向亚洲”“亚太再平衡”、TPP等等，美国再次反思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执政已近两年，美国这一轮对华政策的辩论和反思，对中国似乎有了“新的认识”，或者说对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战略评估。

美国过去一直希望通过经济全球化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以推动中国政治制度沿着美国希望的轨道转变，使中国成为“又一个美国”。这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想。中美建交后八届美国总统大致上都是按照这个战略来设计对华政策的。

现在美国的战略评估认为，美国这个想法有误，对华政策不成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经过短短40年迅速发展起来，适应了国际规则，克服了很多困难，走完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不管是融入全球化，还是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始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确保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既保持国内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想，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美方所希望的结果啊？特朗普上台后，2017年底、2018年初相继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新的《国防授权法》等战略文件，以及特朗普和其决策核心圈的纳瓦罗等高官，把中国连同俄罗斯等一起定义为将对美全球经济利益、安全秩序、治理体系、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当然，这只是美国战略目标的表述，迄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

2016年10月，何亚非（中）出席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美论坛。

理性看待美国对华态度转变

澎湃新闻：结合您长期从事对美工作的切身经历，您如何看待美国现在对华态度的变化？

何亚非：1998年到2002年，我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这一段时间正是美国战略重点调整期，即从大国威胁调整到“全球反恐”。其实，美国当时已经倾向于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只是反恐成为首要战略目标后，美国战略重点作出了调整。

从美国遭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核心利益——即美元体系、金融体系受到重大挫伤，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作用显现出来。比如“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很快发去慰问电，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反恐问题上是站在一起的，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从长远中美关系出发，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反恐和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合作。

这些年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这是对美国总体战略的再次调整。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有动力的地区。美国认为，要保持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金融体系、全球化、全球治理中保持领导地位，必须更加重视这个地区。面对中国发展壮大，看到中国力量日益增强，美国深感担忧和焦虑，加上意识形态等传统的偏见，从中得出了一些负面的结论，导致现在两国关系出现下滑的情况。然而，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冷静观察。在当前风云变幻之际，这尤为重要。我们要做最坏打算，往最好处努力。

澎湃新闻：中美经贸关系的繁荣发展长期以来在维护两国总体关系的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今面临什么干扰因素。为什么？

何亚非：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还未加入WTO时，美国国会每年需要通过决议，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否则中国的商品就很难进入美国，因为关税会很高。当时，无论是支持中国加入WTO，还是每年游说国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商界都发挥了较大作用。有一个词叫“敲门行动”，意思是美国商界、企业家去敲国会议员办公室的门，找议员谈话和游说。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资特别是美国资本在中国获利良多，而且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双赢、多赢”格局给两国总体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动力。

现在，美国政界、商界的看法有一些改变。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即同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提高市场作用的同时保持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社会的稳定，这是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摸索出来的，既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

但是美国政商界现在似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不成功，或者抱怨中国变了，于是对中国发展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美国现在做的是要“修改游戏规则”，以增加中国发展的难度和成本。TPP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例证，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TPP。前一届美国政府曾公开表示，美推进TPP就是不想让中国参与新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这怎么行得通呢？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自然而然地要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利益，在国际体系里有自己的地位，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其实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有效补充和改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是，在美国眼里，中国却是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挑战美国在高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和美元体系。

澎湃新闻：美国商界的对华态度是否也因此变得消极了？

何亚非：从美国商界来说，我认为他们仍然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支持中美两国发展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因为美国在中国的资本，通过投资和贸易等渠道希望继续在中国广袤的市场获利。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给予外国企业一些特殊的政策。现在，中国国情已经改变，中国经济逐步地走入正轨，法制和法治明显改善、逐步完善。这也是多年来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期待，即希望得到同样的国民待遇。现在对美国企业来说，中国企业强大了，与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他们的感受与过去可能不太一样。

中国企业自身发展壮大使其竞争力提高。中国的高铁、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与美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原来这种竞争比较少、不明显，因为中国大多是中低端产业，美国主要是中高端产业。现在中国开始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这种情况下，美国企业会感到压力，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就不获利了，只是竞争会多一些，这很正常。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努力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习近平主席最近代表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开放措施，包括金融的开放，其开放领域和力度扩大了很多。美国企业应该有充足的信心在中国继续发展，与中国和中国企业共同成长，继续实现双赢。

现在不能下结论说，美国企业不支持中国发展了，因为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除了以上所述，他们还会受到美国强硬派的影响等。从业务、企业经营、供应链配套来说，中国还是他们的投资首选。中国的投资环境稳定，相关配套、零配件供应、物流配送都很强，中国还是最好的投资目的地。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2017年5月18日，何亚非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智库中美经贸发展研讨会上发言。

亲历中美危机管理

澎湃新闻：1999年发生了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炸馆事件”，您当时在驻美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是否参与了相关的危机处理工作？

何亚非：当时斗争激烈。针对“炸馆事件”，美国坚称是错用旧地图导致的，这个说法根本不可能成立。中方不能接受美国这种说法。美国飞机从本土密苏里空军基地起飞，飞到欧洲后对中国使馆精准轰炸。要不是当时大使已经离开，否则也会遇难。这场轰炸不可能以“使用错误地图导致误炸”来解释，但美国不肯承认，所以当时陷入了僵局。

记得事发后，有一次大使应对方要求会见奥尔布莱特国务卿。她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两人来使馆，不希望有记者在场。美方表示轰炸有错，但是不肯承认这是美方有意所为，说只是误炸。当晚美方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被问及是否愿意见中方记者，美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希望会后从使馆后门走。中方回答说使馆没有后门，只有正门。后来奥尔布莱特被中方记者提问时神情尴尬，因为美方所作所为确实违反了国际法。

最后，经过中方反复严正交涉和艰难谈判，美方虽然不肯承认这是其主动所为，但还是在国家层面认了错，并同意向中国做出赔偿。这涉及很重要的国际法原则，美国最终认错并进行赔偿，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造成伤害后必须要做的，表明正式承认错误并将担负违反国际法的法律责任。

中国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首先是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第一要求美国认错；第二美国必须赔偿。做到这两条证明美方的所作所为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犯罪，犯了法就得认错、赔偿。中美之间这样的较量有过一些，但是在处理了这些事情以后，并没有影响总体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由此可见，大国之间遇到问题或者是危机，特别是中美这样的大国，要有大国胸怀和冷静处理的能力。处理大国关系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坎坷、波折，既要毫不动摇地捍卫主权、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要顾全大局、向前看。

澎湃新闻：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发生时，您在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馆公使，参与了中美外交一线交锋。我们是怎样度过了这场危机？

何亚非：同美国交涉的时候，中方一直说，为什么美国侦察机每年要增加那么多在中国沿海的抵近侦察飞行？也许可能没进入中国领海，但这是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待，是冷战思维和行为，目的显然是要侦查、截获中国的情况。这就好比天天在别人家门口执刀徘徊，虽然没有进人家家门，但本身就构成威胁。美国辩解说，美军是在公海行动，是合法的。中方对美方讲，假如中方也派很多的飞机天天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侦查，美国会有何感想、会做何反应？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

两国常会发生一些摩擦，如果处理得不好，确实有可能发生冲突。“炸馆事件”“撞机事件”这两次就是这样，如果坚持以牙还牙，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能局面难以逆料。中国人是讲原则，也讲道理的，只要对方在国际法范畴内承认错误，依法赔偿，这说明已经承认犯了错，承担了法律责任，两国关系就可能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往前。如果美方一而再、再而三，那么两国合作的基础就会被破坏，中方必将作出强烈反应。就美军飞机抵近侦察而言，中国必须保持警惕，采取相应措施。对中方的这些立场，美国经过这些年的摩擦和斗争，已经很清楚了。

澎湃新闻：您对于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

何亚非：作为一名外交官，体会很多，大的方面暂不讲。有一点是，中美两国的思维逻辑和处事方式不同，这个不同来自于双方文化传统的不同，文明基因的不同。美国奉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元对立思维逻辑。中国文化讲“和而不同”，即希望在有不同观点或者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找出共同点，求同存异。

我2002年从驻美使馆离任时，曾接受当地采访，问在美国4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撇开两国战略层面的问题不谈，中美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也许造成了不少误判与误解。文化的不同往往导致两国官员、民众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双方在文化文明方面应该采取相互学习、相互宽容的做法，而不是想着“文明冲突”，要理解两国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同可能产生的困难，要努力克服这些看来不是困难的困难。这样才可能产生相互宽容、和平相处的大国关系。

澎湃新闻：能否举例说明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两国处理问题的方式？

何亚非：确实双方有时沟通起来有困难，譬如中美之间对人权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美国把政治公民权利放在第一位，而中国讲人的基本权利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这符合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中国政府几十年来这么重视消除贫困？这就是中国重视人权的表现。国际社会对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普遍称赞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任务70%到80%是中国完成的。每个社会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对个人的权利、集体的权利、社会的和谐有不同的做法。美国有时会要求中国“放人”，理由往往与所谓“人权”有关。要知道，这些人都是违反中国法律、经过正常中国司法程序的。美国可以不赞成中国的法律，但是没有权力干涉中国司法。中国也不赞成美国的一些法律，但中国从来没有因此干预美国的司法，美国当然也不能这么做。然而，美国认为其司法制度可以“统管”，有所谓“长臂管辖”一说，并经常借此干预别国内政和司法。

澎湃新闻：您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期许？

何亚非：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打交道，就是要努力建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原则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讲的就是双方需要和平相处，不能相互为敌，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对此双方应该树立共识，即双方不应该对抗，对抗对两国都没有好处。接下来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第一讲的是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第二是尊重对方的文化、对方的发展模式、对方的政治社会制度等。同时，还要尊重对方的文明。正如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的，世界上文明没有优劣之分、高低之分。伊斯兰文明也好、西方文明也好、中华文明也好、印度文明也好，都有自己的强项，要相互融合、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