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芮效俭：美国能和更强大繁荣的中国友好相处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今天对话芮效俭，他曾参与了中美1978年的秘密谈判。 

芮效俭的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他大笑着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虽已年逾八旬，但芮效俭仍坚持每天到办公室上班，在距离白宫一公里之遥的威尔逊中心观察美国政治与国际风云变幻。

1935年出生于南京的芮效俭曾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长大。15岁前，他随家人辗转于中美之间，在成都躲过了日军空袭，带着美军大兵在山区打猎，在上海的战火硝烟中参加期末考试……这些独特而不同寻常的经历早早地在他心中埋下了对中国的兴趣，也为他投身外交事业埋下了伏笔。

芮效俭的职业生涯也难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他曾在70年代末参与了中美建交秘密谈判，又在90年代初中美关系陷于低谷时出任驻华大使。回顾那些艰难而激烈的幕后斡旋，他对中美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谋求共同利益的历史经验尤为感触，希望中美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的雄心，作为两个强大、富裕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

战时记忆：认识中国的独家视角

澎湃新闻：您1935 年在中国出生，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童年。在中国长大是什么样的体验？

芮效俭：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光。十岁以前，我说的是四川方言。1938年——1945年，我和家人在成都生活。我的脑海中现在还能浮现出当年的场景：日军的空袭，简陋的防空洞；家附近的土路和农田；手推车上拉往市场的猪，尖叫连连……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我们家里曾经住了一个中国学生，她母亲住在城外河边一个小窝棚里，我们经常跑去那里吃“饺子宴”。她的窝棚在日军空袭中被毁了，幸而她活了下来。

美国空军从1943、1944年左右开始来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成都周围建了4个巨大的空军基地，用于远程轰炸日本目标。到1944年，已有数百名年轻的美国士兵驻扎在成都周围的帐篷营地里。他们会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坐他们的摩托车，我哥哥和我还会陪他们去山区打猎，因为我们可以担任他们的中文翻译。

澎湃新闻：国共内战时您也身在中国，那时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芮效俭：1945年我们回美国待了三年。1948年，我们又回到中国，期间曾到上海。上海和成都有着天壤之别，上海那时已经是一座现代大都市。我哥哥留在上海，我先去南京待了两个月。南京美国学校关停后，当年11月我又被送回上海与哥哥团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临近战事结束前，正好是学校期末考试时期。我们进教室去考试，出来的时候却看到飞机在附近轰炸，那真是很不寻常的经历。

我还记得，有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推出新货币——金圆券。我们刚回到上海时，一美元大约可以换四元金圆券。1948年11月我坐三轮车从码头到衡山路的上海美国学校，车费还不到一元金圆券。但短短5个月后，汇率每天都在以百万倍的速度往上翻倍。

澎湃新闻：您的外交官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芮效俭：我大三时，美国国务院的代表来普林斯顿演讲，我去听了，感觉他把外交工作讲得很有意思，立刻就让我产生了兴趣。后来我通过了考试，毕业后直接进了国务院。

我儿时在中国生活了10年，对中国有所了解，自然也对中国研究感兴趣。但我小时候只会说简单的口语，所以在加入国务院后，我不得不重新从头学起，自己付钱上课。那时，美国在东南亚的所有大使馆里都有懂中文的外交官，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主要是华人撑起来的。我曾被派往曼谷，负责和当地的华人群体联系。

澎湃新闻：您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独特，和其他美国人相比，这给您带来了怎样不同的视角？

芮效俭：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成都和现在很多人看到的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现在中国还有部分地区相当落后，但就算是这些落后地区，与我小时候看到的中国相比也已经好很多了。1948年我们回到中国时，正是国共内战接近尾声之时，情况依然非常落后，南京城中心还有很多农田。

所以我见过抗战时期的中国、内战时期的中国，以及“文革”时期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心态也截然不同。现在中国人都对中国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国充满信心。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年代，所以他们没法深刻地体会到中国过去50年来现代化发展的来之不易。

他的办公室里放着自己与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及基辛格合影

建交密谈：跨越分歧实现互利

澎湃新闻：70 年代，您曾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联络处和领事馆有什么区别？

芮效俭：“联络处”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有很多限制。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我们在1973年开设了驻华联络处，但只被允许与中国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部门接触，我们没法和其他中国政府部门直接接触。我们也会被邀请参加招待会。按外交礼仪，政府设宴时外交官会先进场，此后才是非官方外交机构。我们不算正规的外交使团，所以总是和后者一起进场。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以为他会在1976年总统第二任期结束前完成正常化，但他在第二任期开始两年后不得不辞职了。福特接任后，主要心思都花在谋求连任上，暂时无暇顾及完成中美建交事宜。他最终没能获得连任。卡特总统上台后面临的问题是：有没有准备好真的实现正常化？

当时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时任国务卿想优先发展与苏联的关系，进行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II）；布热津斯基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更重视中国。结果，布热津斯基败下阵来，我们决定先处理对苏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为总统准备建交谈判的详细材料。

一年后，大家的注意力回到了中国。总统决定全力以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因为我曾参与起草了部分准备材料和相关文件，我被选中去北京，在驻华联络处担任伍德科克大使的副手。

澎湃新闻：1978 年您亲身参与了中美之间的秘密谈判。你觉得当时双方达成一致前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芮效俭：我们1978年7月开始秘密谈判。谈判高度保密，除了我和伍德科克大使外，驻华联络处的其他员工都对此毫不知情。

中方提出了三个条件：要我们和“中华民国”断交，停止与“中华民国”的安全协议，从台湾撤军。卡特总统决定，我们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前提是确保两岸和平统一。

我们知道对台军售是最大的问题，而这最终也确实成了谈判中最大的绊脚石。但我认为，最终邓小平副总理以大局为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即便无法马上就军售问题达成共识，还是先建立了外交关系。大约三年半后，中美通过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就此问题达成了一致。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国和美国是怎样跨过这个“绊脚石”的？

芮效俭：毫无疑问，双方都想促成建交。我们承认大陆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其实，我们和“中华民国”建交是因为朝鲜战争。

此外，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谈判的最后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改革开放政策。回过头来看，当时邓小平的一些想法我们还不知道：一是和越南的冲突——在中美建交的两个月后，中国就和越南发生了战争；二是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政策要成功，最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作为为数不多的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芮效俭参与了1978年中美为正式建交而进行的秘密谈判。

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有这些考虑，只是在非常狭隘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在我看来，在我们无法就军售问题达成一致时，这些其他因素——与苏联和越南的对峙以及改革开放政策——说服了邓小平，与美国建交是明智的决定。

伍德科克大使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论点，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建交，就可以比没建交时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句话很准确。

大使岁月：历经风雨但仍坚持向前

澎湃新闻：90 年代初，您回到中国担任大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经历了较大波折，您认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芮效俭：这段历史反映了外交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如果本国民意不支持和对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那两国之间就很难改善关系。

当我被提名为大使时，美国政府里没有人想和中国扯上关系。内阁部长们都不敢来中国，因为他们会因此被猛烈批评。大家都担心，如果政府试图和中国进行某个合作项目，国会会从中作梗不给拨款。比如，那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因为担心捐款减少，考虑关闭南京中心。我坚信教育合作对中美交往非常重要，我也不想看到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被迫关闭，就去和校长见了面，劝他不要退出中国。

在那样的情况下，确实很难改善两国关系。但老布什总统非常想缓和对华关系。他曾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此事曝光后成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总统决心和江泽民主席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

所以我知道，我有总统的支持，改善中美关系是正确的努力方向。后来，国务卿贝克在1991年11月访华，商务部长富兰克林1992年12月也来到了中国。这些都是重要的举措。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处理对华关系：保持沟通，寻求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避免冲突，推动两国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澎湃新闻：在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美国对台军售、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等问题都曾引起巨大波澜。您是如何参与处理这些危机事件的？

芮效俭：美国国内有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压力。总统最终决定出售战斗机，不是为了照顾台湾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谋求连任，想保住制造F-16战机的沃斯堡当地的就业率。中国当然强烈反对，但中方足够聪明地意识到，布什总统的决定是为了获得连任而不是为了助长台湾对抗大陆的实力，所以我们得以克服了这一危机。

克林顿上台后，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加上了人权条件。我们之所以能够度过危机，一部分原因是商界反对把两者捆绑在一起。推进人权和推进经贸关系都符合美国利益，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在我看来是一种“技术性错误”：当你把自己的两种利益互相对立起来时，就造成了一对矛盾，而对方国家则可高枕无忧了。

澎湃新闻：您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芮效俭：当时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非常高涨。我们的媒体也一直推波助澜。如果他们写了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要么发不出来，要么就只能登在不起眼的小版面。而如果他们写一篇“人权人士”被捕的报道，就往往会被刊发在头版。所以机制导向就是鼓励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

中共十四大重申了坚定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的商界人士很快就看到中国正在再次走向市场改革，大批企业开始进入中国。但美国政府却完全没有看清这点，对此毫不重视，对中国的态度仍然非常负面。这给我在北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澎湃新闻：作为大使，在应对艰难处境时，您有没有什么策略？

芮效俭：我没有特别的策略，但最终我在《纽约时报》做了专访，直率地提出了我的观点：中国自1989年以来取得的发展和进步，堪称中国现当代史上最好的几年。要知道，我曾住在一个因战乱而无法自由出行的中国、一个到处都是贫穷的中国。而到1994年，中国已经稳定了，取消了配给制，人们出行自由，还开始有大批人出国。

我讲的这些被登在了《纽约时报》头版，这引起了许多国会议员的攻击，他们说我应该立刻被解职。但我也收到了许多来自内阁部长的私人来信，他们赞赏我说出了真话。我的行动在当时的美国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不过，这也是调整我们对华认识的一小步，让我们能更准确地辨别中国的优点和缺点。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有缺点，但其实也有一些好的事情在发生。

澎湃新闻：在您离任前，中美关系又因为李登辉访美跌落谷底。您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是否也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

芮效俭：我的态度是，只有在让江泽民主席先来的情况下才能让李登辉访美，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展示官方访问是什么样的，和李登辉形成对比，因为我们不会把后者当作官方访问。

那时克林顿政府认为请江泽民主席访问时机尚不成熟，但同时决定不会让李登辉访美。然而，因为国会投票说应该允许李登辉访问，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这种临时变卦让事态迅速恶化了，因为我们已经告诉中方高层，不会让李登辉访美，但突然他又被允许来了，所以这就造成了尴尬的局面。

在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内，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实现了互访。但不久之后，我们的总统卷入了国内丑闻，又爆发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事件。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危机，使我们无法趁着中美关系改善的态势继续推进两国关系。

90 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多少受到了苏联解体的影响。对抗苏联曾是让中美团结起来的一大原因，却突然消失了，恰巧在同时我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负面了，因此我们缺乏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础，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就是这个情况，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到了第二任期，克林顿政府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新兴大国，应该以大国之道相待。这延续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2008年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并观赛，图为小布什挥舞美国国旗为参赛的美国队员加油。视觉中国 资料

中美未来：继续接触推动友好共赢

澎湃新闻：近来，许多美国专家就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进行了辩论，您对此怎么看？

芮效俭：“接触”是唯一讲得通的战略。持批评意见者对国与国之间如何处理外交关系有根本性误解。通常每个国家会根据本国自身利益来制定政策，但仍会“包装”这些政策，使之符合主流价值观。美国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我们喜欢把我们的政策标榜为推进民主、人权等宏伟事业，但我们的政策本质上还是与国家利益有关。说我们的对华政策是为了把中国变为自由民主国家，那只是表象。作为局内人，我清楚这不是我们做出决策的基础。

我在职业生涯中长期与那些和我们关系不好的国家打交道，比如苏联。对于苏联，接触都比对抗更讲得通。即使在苏联体系下，我们也得以在历史上实现过关系缓和，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认为接触政策肯定是处理对华关系的正确方式。反对派的攻击会带来破坏性影响。如果宣称接触政策失败，那就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而大部分改变接触政策的想法都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增加与中国对抗的风险。现在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中国不再只是被视为另一个主要大国，而被视为我们首要的战略对手；中国也对我们有同样的看法。

澎湃新闻：在视对方为战略对手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国还应该继续与中国接触吗？

芮效俭：是的，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应对，我们要么合作要么对立。比如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应该合作重建当前的国际秩序，以更好地代表中国、印度、巴西这样新兴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并没有被充分代表。我们为什么不能保留当前国际秩序的优点，同时做出必要的调整，来更好地反映新世界的利益呢？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当前都还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在这些领域我们就需要接触，看看能否找到共同点，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对立。如果不这么做，那中美关系就会变成敌对竞争，这不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

澎湃新闻：如今中美之间的互相怀疑似乎正在增长，您对重建共识有怎样的建议？

芮效俭：我发现，即使在和敌对国家打交道时，也可以建立信任，方法就是言出必行，言而有信。如果我发现你总是能坦诚相待、兑现承诺，那即便我们的利益并不一致，我也能在某个方面信任你，因为你从来没有误导我。

我认为中美之间建立信任的空间还很大，只要说清楚自己打算怎么做，然后以此引导自己的行为。当然，双方都要这么做。我认为和中国加强互信并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不随意改变处事态度。没有人会信任一个永远在改变立场的人。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总是在改变立场——这样是无法获得信任的。

澎湃新闻：您在冷战外交中经验丰富，是否担心中美可能会滑向新冷战？

芮效俭：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不符合我们任何一方的利益，也没有必然性。现在和冷战时期有一个关键区别。冷战的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苏联在国际范围推行社会主义，包括支持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但中国不是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习近平主席谈到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但他只是愿意分享给有兴趣的国家，并没有说要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出这种模式。

美国却一直口口声声要传播扩散民主，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近些年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试图强制输出民主是行不通的。每个国家都有适用于自身国情的人民代表制度。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制度强加到中国身上。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没有理由不能变得更强大、更富裕。每个国家都想实现财富和国力增长，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更成功，中国就是其中之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一个强大的中国友好相处呢？在我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和中国接触，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雄心，中国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雄心，我们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为我们同时成为两个强大、富裕的国家打下良好的基础。

澎湃新闻：您对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担忧是什么，最大的期望又是什么？

芮效俭：我最大的担忧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一年多来，政府机构中一些关键岗位还存在空缺。我们需要那些具备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的人才来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些都是政府的中层官员，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更了解具体事务，同时也是政策制定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些关键岗位没有就位之前，我们不知道政府的政策会往正确还是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选错了人，那就会出问题，因为他们可能让中美关系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伤害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

我对中美关系还是乐观的，因为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对我们自己也有利。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更好地理解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