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丨姚云竹：中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不应相互为敌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1971年7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军事院校上课的姚云竹和她的同学接到通知，立即集合听一条重要的新闻播报，也就是7月9-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的消息。她十分错愕——要知道她可是做好了和美军在战场上交锋的准备的。原来，曾经为去朝鲜战争前线做过准备的父亲，专门教了她一句英语：Hands up! No harm ！（缴枪不杀），以便她在战场上与美军交锋时使用。

中美建交，使得一直被视为“敌人”的美国转而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姚云竹这一代中国军人学的英语，也从战场用语扩展到了表达友好的祝酒辞。从1997年第一次访美开始，姚云竹有机会深层次接触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她发现无论是学者、富商，还是学生、白领，美国人都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基本上持友好态度。这坚定了她作为一名军人学者，深入研究中美关系，致力于促进两国军队了解的信心。

军事关系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因为它最能反映双方深层次的矛盾和难以化解的战略互疑。在与美方军界的频繁交流之中，姚云竹深切感受到美方看待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态，也深知风雨起伏之中，两国军事互信来之不易，事关重大。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有加速恶化的风险，姚云竹认为两个伟大的国家不应相互为敌，两国仍应谨慎管控风险，让双方关系早日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

从“缴枪不杀”到“举杯同庆”

澎湃新闻：您1970年16岁入伍。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时已从军9 年，您是否还记得当时是在怎样的场景下获悉中美建交的消息？

姚云竹：1970年我入伍后，先在河南洛阳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总参某部的训练大队接受新兵训练，然后进行英语培训。我还清楚地记得1971年7月的一天，天气晴好，阳光灿烂。上午，我们正在上课，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全体人员立刻集合，到学院中央道路两侧的草地上等待收听重要新闻。我发现，不仅我们训练队数百人，全学院数千名干部战士都已经在草地上整整齐齐地坐好。10点整，路旁大喇叭里传来中央广播电台的正点新闻播报：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访华，表达了尼克松总统希望访华的意愿，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他于次年5月前访问中国。这条“重要新闻”播出的时间不到一分钟，但是它所带来的震憾，我至今还能真切地感受到。

澎湃新闻：尼克松要访华的消息，在当时确实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憾。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给您的生活、学习带来了什么具体的影响？

姚云竹：我来自军人家庭，抗美援朝战争时，父亲突击学习英语为上前线做准备。听说我参军后接受英语培训，父亲专门把他用了近20年的汉英辞典送给了我，嘱我好好学习。他说：“我教你一句英语，‘Hands up! No harm!（缴枪不杀）’。在战场上碰到美国‘鬼子’，就喊这个。”我们那时学习英语，是为了和美国打仗用的。突然听到美国总统要到中国来，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美国可是一直想帮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反动派，怎么又要改善关系了？在其后数周，尼克松访华都是我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最终大家一致认为，与美国相比，苏联是更紧迫的威胁，美国还是可以进行合作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赴机场迎接。

还记得尼克松第一次访华后，我们学习英语朗读时用的一段磁带录音，是周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辞的英语翻译。担任翻译的是唐闻生老师，她英语优美、音色温婉，只要一放她的录音，所有的人都会屏息聆听并小声跟读，心中自然浮现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致辞时的翩翩风度和唐老师翻译时的优雅气质。我在一次英语晚会中演出的节目，就是背诵祝酒辞。每当我模仿唐老师的语音语调说出祝酒辞的最后一个词“cheers”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父亲教过我的“Hands up! No harm!”，这是多么大的反差！

从那以后，中美关系迅速改善。1979年中美建交后，军事合作发展到新阶段，而中国也同时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旅程。

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助力。

澎湃新闻：1998 年，您成为中国第一位军事学女博士，可以说见证了中国军事学科发展壮大的过程。1997年7月您曾经陪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李际均中将访美，您还记得此次访问的经历吗？

姚云竹：那时我还在读博士，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李际均将军在访问中反复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面对200多名军官学员发表演讲时，他说：“合作比敌对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那年，这位16岁参加朝鲜战争的老军人已经到了服役的最高年限，演讲结束时，他有些激动地说，“我的军事生涯以与美军打仗为起点，以访问美国为终点。”我认为，他的经历是中美两国从交战对手到合作伙伴的真实写照。

澎湃新闻：此后您也曾多次与美国政界和军界重要人士，如基辛格、鲍威尔等交锋与交流。能否分享一些值得回味的故事？

姚云竹：1999年，我还参加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美国艾森豪威尔交流基金会联合组织的“中国学者交流项目”，在美国进行了两个月的学习走访活动。其间，我有机会与基辛格博士进行座谈，不仅谈了核战略，还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国的态度和看法。我还对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上将进行了采访，谈到了科索沃战争，谈到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但是，这次访美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很多机会广泛接触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主管中美关系的政府官员到一辈子埋头研究中国的学者，从腰缠万贯的富商到步履匆匆的白领，从校园里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大学生到街上主动带路的老百姓，我看到的是一个渴望了解中国，视中国为机会，愿意与中国交往，对中国友好的美国。这个美国让我增强了对中美关系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为增进两国了解付出更多努力的决心。

1999年，姚云竹访美时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交谈。

在波浪起伏中建立军事互信

澎湃新闻：您认为过去40 年来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分别呈现什么特点？主要成就有哪些？

姚云竹：中美军事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为应对共同敌人恢复了两国交往，军事合作自然是早期交往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台湾问题，没有正式建交，军事合作也处于摸索试探阶段。

1979年正式建交之后，中美军事关系快速发展，进入了一段蜜月期。80年代中美两国防长实现了互访，开始了务实的军事合作。军事交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1981至1989年，中国派出包括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海、空军司令等9个代表团访问美国，美国派出包括国防部长、副部长、助理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太总司令、军种参谋长等15个代表团访华。高层互访为军事关系的发展确定了积极的基调。两军之间也有了频繁的对口交流，包括军事院校交流、训练观摩、条令理论研讨、军舰互访、军事设施参观等活动，这对培养两国军人各层级的互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军事合作的最大亮点还是在军事技术领域：美国国会放宽了对中国出口军品的限制，给予了中国所谓非北约盟国的待遇，中美就军品采购、军事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然而，两国军事合作在1989年后戛然而止，此后再也无法达到80年代的水平。随着苏联解体和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石不复存在。美国停止了所有对华军事交流，不再执行军售与技术合作协议，对华实施军事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2000年国防授权法》，严格限制中美军事交流。台湾“独立”倾向加剧也激化了中美的军事博弈。美国为牵制中国不断对台军售并强化地区军事存在，中国为应对“台独”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中美围绕台湾的军事互动，使中美军事关系具备了更多的零和性质。此外，中美之间连续发生安全与军事危机，如90年代数次台海危机，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南海撞机，美国多次对台湾军售，都导致两军交流的中止和合作项目的取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近20 年的时间内，两军关系走走停停，始终处于低水平徘徊阶段。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中美军事关系逐渐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并一度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亮点。这主要表现在：尽管中美在台湾、东海、南海和其他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但双方始终保持了高频度的交往，维护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之间的对话机制日益增加并逐渐机制化，先后建立了国防部、联合参谋部、战略规划部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平台。对口交流涵盖了军事教育、学术研究、军事医学、档案合作、海上搜救、抢险救灾、反海盗、危机管控等内容，并在继续扩大范围，每年交流项目多达数十项。

过去几年，双方认识到避免冲突和对抗符合共同利益，并为此构建了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包括签署了相互通报重大军事活动和建立海空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并以增加附件的形式，不断扩大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的范围。此外，中美军队开始在“东盟防长扩大会”、亚丁湾护航等联合国授权的国际行动中进行合作，显示了中美超越双边关系，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进行军事合作的潜力。

澎湃新闻：90年代中美军事关系几起几落，也经历了许多危机时刻，您认为中美两国军方在妥善处理和管控危机方面有哪些经验教训？

姚云竹：我觉得首先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这对于在危机时迅速澄清情况、防止误读误判至关重要。中美两军之间现有国防部热线的使用已经机制化，这非常有利于管控危机。其次，建立各层级的对话机制，便于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和协调交流合作事宜。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下滑时期，互信降低，误解加深，增加对话平台，对于增信释疑非常重要。第三，发展军事关系还必须循序渐进，务实可行。要想办法降低两国安全利益的零和性，扩大合作领域和范围。如果在双边框架中进行军事合作有难度，可以先考虑就全球安全事务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合作。最后，中美两军的交流合作有必要走深走实。军人之间合作，不能仅坐在一起谈天论地，更重要的是一起训练，一起摸爬滚打，一起承担维护地区与国际安全的责任，在并肩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增进理解和互信，培养合作的习惯。

1999年，姚云竹访美时与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合影。

直面矛盾焦点，有理有力有节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经验，中美双方在军事领域交流时最大的难点和障碍有什么？

姚云竹：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始终是曲折艰难的，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很难做到顺畅，这是由于两国之间存在战略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如台湾问题，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问题，在东亚部署针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前沿军事能力，对中国持续进行高强度海空军事侦察，无端指责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并频繁进行挑衅性“自由航行行动”，通过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制形成排斥中国的安全架构等。奥巴马政府时期，其对华政策的官方表述是：“美国欢迎一个繁荣、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崛起”。而我与美国学者和军人交流时，也总是问：“‘繁荣、和平与稳定的中国’是不是包括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接受中国的崛起是不是也同时接受中国军队的崛起？”我的美国同行往往会考虑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地回答“It depends （那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中美成为真正的朋友和伙伴，美国不担心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能确定中国未来是朋友还是敌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就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军力的发展，当然更加忧心重重。

美国在如何界定中国的问题上，一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美国国内总有一股势力坚持要把中国定义为敌人。这股势力现在似乎在逐渐增强并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众所周知，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以中国为敌的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与一个有14亿人口、经济蓬勃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与自己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大国为敌，绝不是明智正确的政策。

澎湃新闻：许多人对您2014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与美国前防长哈格尔的“唇枪舌战”记忆深刻。您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场景？

2013年，姚云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问。

姚云竹：其实，把那次交锋说成是“唇枪舌战”有点夸张。每年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会议的第一个发言人都是美国防长，而且还是专场，只有美国防长一个人发言，然后是接受提问。这已经成为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惯例。2014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刚刚访问过中国，并在与习主席的会见中表示要积极建立“新型两军关系”。中国代表团原来想利用香格里拉这个重要国际会议场合，与美国代表团进行积极互动，推动两国两军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哈格尔防长发言时指名道姓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擅自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领土争端中单方面使用高压和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等，把中国说成了亚洲地区潜在的安全威胁。面对这样的攻击，中国代表团只能做出反击，而且在只有美国防长发言的大会环节，反击也只有用提问的方式进行。这是我当时提问的基本背景情况。

澎湃新闻：奥巴马政府曾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则提出“印太”概念，并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显然意欲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您如何看待美国对华政策在军事上的转变？

姚云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制衡中国的崛起，避免美国丧失亚太的主导地位。其背后的战略思维仍然是零和的，而不是双赢的。现阶段的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对手，不仅要在经济上进行打压，在地缘战略上加以防范，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抵制，更要在军事安全上进行遏制。中美关系正在加速向坏的方向发展。中国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向坏的方向发展，包括美国的军人，也不希望中美关系坏下去，特别是不希望中美成为战场上的敌人。

“不应该用战争破坏和平，更不应该破坏孩子们的和平”

澎湃新闻：有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您如何看待中美军事关系在中美关系大盘子中的作用？

姚云竹：对于中美关系中不同的方面，我们的官方表达和学术讨论中有各种各样的比喻。比如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稳定的政治关系是发展所有关系的前提；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风向标、晴雨表等，这些比喻是非常形象的。中美军事关系的内容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涉及到双方的核心利益，象征意义很强，是具有指标性的关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军力差距巨大，美国不担心中国军队，军事关系也不是两国关系的重点。随着解放军现代化的发展，美国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加之中美在亚太热点问题上存在分歧，引发军事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上升。中美军事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的权重不断增加，一旦处理不好，有可能导致中美整体关系的迅速恶化。因此，中美双方都越来越重视经营和管理好军事关系。

军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美更深层次的矛盾，双方在安全和军事领域有深刻的战略互疑，因此关系好起来不容易；但是再坏下去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中美都不愿意走到兵戎相见的那一步。作为两个核大国，任何规模的军事冲突都有不断升级、并导致核冲突的风险。关系坏到一定程度，双方就有必要也有愿望就预防危机、增加沟通渠道、管控冲突升级和进行军事互信活动进行合作，军事关系将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稳定，并将稳定的效应扩大到中美互动的其他领域。

从另一方面看，中美作为全球大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安全利益，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中美两军之间一直进行军事医学合作，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海上交通安全、国际维和与全球反恐领域，都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机会。这也预示着中美之间有进行更广泛军事合作的潜在前景。

姚云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与其他代表交流。

澎湃新闻：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推力还有哪些？

姚云竹：在中国，搞好中美关系、包括中美军事关系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2004年6月，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院长大卫.亨顿（David H.Huntoon）少将率团访华，我是中方的全程陪同。在北京访问时，他们提出利用周末参观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馆。展品中有一张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宣传画：挂满枝头的桃花在蓝天的衬映下盛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怀抱和平鸽，胖嘟嘟的脸蛋儿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下方是“我们热爱和平”几个大字。亨顿将军在宣传画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离开时对我说，不应该用战争破坏和平，更不应该破坏孩子们的和平。

我陪同美军代表团还去了昆明，参观了“飞虎队”纪念馆和“飞虎队”总部旧址。中国人民对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给予的帮助一直心怀感激，而由于“飞虎队”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昆明民众对美国军人的好感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多次遇到昆明百姓主动上前询问是不是美国军人，得到回答后便要求合影留念，同时感谢美国抗战时的帮助，这使美方人员既吃惊又感动。中美两军搜寻二战期间牺牲在驼峰航线上的美国飞行员遗骸的合作，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我们希望为中国人民贡献了生命的美国人最终都回到自己的家园。

但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防部宣布取消邀请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演习，美国会通过法案要求提升美台关系，增加在南海的军事挑衅行动，与盟国协调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活动，更加严格地限制两军交流活动。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和强化两军危机预防和管控，将会是特别重要的。

澎湃新闻：在当前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您对两国未来的信心缘何而来？

姚云竹：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40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宴会上说，“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The peoples of both sides have long been friends.（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这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以来，中美民间交流是中国对外民间交流最多也是最活跃的。尽管特朗普总统采取的一些政策不利于民间交流，但我坚信，两国“民相亲”的纽带会越来越结实，会推动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两个伟大的国家不能相互为敌，以对方为敌的政策是不明智和不负责任的。习主席曾经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合作，这个世界更美好；中美对抗，对两国、对世界都是灾难。我真心希望两国能妥善顺利解决当前的问题，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