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冯稼时：中国实力增长并非与美国利益不相容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40年前，中美两国政府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最后谈判的同时，恢复两国学术交流的努力也在民间紧锣密鼓地进行。斯坦福大学受白宫之托派出了一小支中国问题专家组先行试水与中方进行沟通，合作克服困难，从侧面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冯稼时便是当时的美方代表之一。1978 年10 月，他第二次到访中国，待了一周，与中方谈妥最后问题，并代表斯坦福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签署了学术交流合作协议——要知道，直到两个月后中美两国才正式对外宣布将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直到当年12 月中美才签订了《建交公报》，但在那之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中国赴美留学生就来到了斯坦福的校园里。那天是11月12日——冯稼时对此记忆犹新，永生难忘。他不仅主导了谈判过程、签署了合作协议，还参与了对第一批中国学生的面试选拔工作。

作为一名退休政府官员和广受尊敬的知名学者，冯稼时的个人职业生涯与中美关系40 年来的风雨历程紧密相连。他开玩笑地说，他就像电影里的阿甘一样：每当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他几乎都在场。确实，无论是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接待人员中，还是在美国向中国官方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的外交使团里，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在外交和学术一线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冯稼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相信中美能够，必须，也将会并肩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在他看来，中国各方面的实力增长并非与美国利益和目标不相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没有中美合作，世界上最重大的挑战和问题都解决不了。

从敌到友的逻辑

澎湃新闻：您曾说过您最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是源于康奈尔大学的一门课。您在那门课中了解到的中国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激发您的研究兴趣？

冯稼时：1965年我在读本科时，上了约翰.路易斯教授的一门国际关系课程，关于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角色。我学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挺有意思的，但事实上，是路易斯教授的讲课风格，把我彻底征服了。路易斯教授当时还没有去过中国，但他在讲解中国及其国际事务时的那股热情劲儿，深深感染了我。我就是好奇有什么能让人这么兴奋，所以我想了解更多。

到了下一个学期，我选修了当时唯一能选的跟中国相关的课程。那是一门人类学课，关于华南地区的部落和族群。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国这个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太奇特了。幸运的是，我能够接着问自己：“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社会习俗？为什么我们（美国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对我来说，最开始中国就像一面镜子，让我反思美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政策。要不是接触了不同的文化，了解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我不会对原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东西和现象有新的思考。

澎湃新闻：1973-1974 年您曾在台北学习中文。是不是1972 年尼克松访华进一步加强了您对中国研究的志趣？您对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有什么印象？

冯稼时：其实主要还是机缘巧合。读研究生时，我应征入伍，作为德语人才被派往欧洲。尼克松访华的那一周，我正巧从军队退伍。我回到斯坦福，考取了博士，但决定暂缓论文写作，因为我的从军经历，根据《退伍军人安置法案》，我得到了一笔钱，可以去台湾留学一年，重新巩固中文。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我并不感到惊讶。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显示了他有意重新定义对华关系。有迹象表明两国都在释放改变政策的信号，比如：美国减少了原来因为中苏同盟而对中国施加的部分制裁；中国方面则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美国人。到1969年中苏发生武力冲突、关系彻底破裂的时候，很明显北京已经意识到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太危险了。不同于1949年时中国认为美国是更大的威胁，这时美国成了两者中相对不那么危险的一个，毛主席决定通过与华盛顿改善关系来应对苏联的威胁。

澎湃新闻：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时，您已经在斯坦福中美关系项目组工作。您对那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研究，您认为是什么让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

冯稼时：尼克松和毛主席的会面可以算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理论的一种体现，即敌人的敌人可以是朋友。我并不认为在当时中美对彼此有过多的期许。美国并不指望也没要求中国改变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中国也并不认为美国会发生根本变化。其实只要中国地理上处在苏联隔壁，而莫斯科又无法确定中美关系的实质，美国和中国就得偿所愿了。

到1978年的时候，中美双方都以为冷战会长期持续下去，或许永无终结。现在很难还原当时人们对此的恐惧和担忧。对美国来说，如果在这场永无宁日的生死存亡斗争中，中国站在我们这边，那我们与其有一个弱小的搭档，不如有一个强大的搭档。如果中美联合起来，那我们两国就更安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中美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虽然没有真的结盟，但实质上就是类似盟友的关系。

美国人同时还看到了一个更现代化、经济更繁荣的中国能给美国商界带来的机会。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利益从18世纪开始就成了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驱动力。中国得以与美国市场接轨，固然推动了中国以外贸为突破口的经济增长，但反过来也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

此外，美国政府内外还有一些人看到了第三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如果成功，那么必然带来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这些变化很有可能会朝着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方向发展。我们并不需要介入其中主动施加影响，我们只需要帮助中国推动现代化进程就可以实现我们的期许了。在这个过程中变化会自然而然应运而生。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逻辑。有些人认为就算中国推动现代化进程，也不会产生巨幅变化，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认为我们不应该企图操控这个过程。

澎湃新闻：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说呢，您认为中国为什么会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冯稼时：1978年12月中国宣布改革开放和宣布对美关系正常化几乎是同时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几乎不可能实现，甚至很难起步。美国是当时的大国，如果我们不开放市场购买中国货品，不开放教育合作，不支持科技交流，不支持企业投资往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太可能成功。美国的作用很关键，因为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美国的盟友们在美国没点头的情况下不会对中国开放或帮助中国。在我看来，北京很清楚这一点，为了顺利推动改革开放，从而选择了在影响谈判多年的台湾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决定留待未来再协商解决这一难题。

学术交流先行

澎湃新闻：您第一次到北京大学是1978 年。那是您第一次到访中国大陆吗？

冯稼时：是的。我本来1975年就有机会随团访华，但那次行程被取消了。我1978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我记得当时北京几乎没什么交通。从天安门到北大的车程仅仅花了大约20分钟。马路上稀稀拉拉的有一些绿色的上海牌轿车，极少的红旗轿车，还有不计其数的自行车。那时候好像不流行用具体职位抬头，我们到了北大后，见了形形色色的各类“负责人”，没有人有正式抬头，我们根据介绍推断有的是学校行政，有的是党委干部，有的是教授，有的是楼管或办公人员。

1978年3月，斯坦福大学代表团与中国科学院代表一起参观故宫。（冯稼时 供图）

那时候中国的很多学校才刚刚重新开学，学生们才重回课堂不久，很多老师还没或刚刚回到城市里来。我感觉我们与中方的会面似乎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氛围，既有人对“文革”的成果自豪不已，也有人强烈希望重建对外交往。我们见到的中国人显然迫切期盼与美方教育从业者建立联系。我们理解他们，在我们看来这些愿望后来反映到了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澎湃新闻：您那次行程的目的是什么？

冯稼时：那一年我来了中国两次，作为斯坦福大学代表（和白宫的非正式代表）与中国科学院商谈重启学术交流。其实能不能成功重启交流已经不成问题，我们商谈的核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花了好几个星期和中国的同僚们一起，讨论最具体的问题，比如：如果中国学生到了美国，他们能开设银行账户吗？有医疗保险吗？斯坦福作为美国大学中的先行者，要梳理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想办法应对和解决。我们向白宫和相关机构汇报了商谈的具体内容。

到了1978年秋天的时候，双方已经全部谈妥，就差签约了。我们原本以为10月中美就会对外宣布建交（我认为中方谈判代表也是这么以为的）。我来北京的路上，正好在旧金山机场碰到了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他们正赶往华盛顿，应该是去进行最后一轮谈判。非正式的斯坦福-中国科学院示范合作协议应该会在中美官方层面恢复学术交流的同时完成。学术交流将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率先启动的领域。

1978年，冯稼时和妻子一起游览长城。（冯稼时 供图）

澎湃新闻：所以在两国宣布建交前双方就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

冯稼时：我一直和周培源协调合作。另外，我每天都会和我们在北京的驻华联络处通报请示最新的谈判情况。我也想了解华盛顿那边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总是“无可奉告”。四天后，我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全部谈妥，没有问题了。“我可以签约了吗？”我问。实际过程要复杂一些，但最终我得到的指示是肯定的。

但正式的官方合同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才最后签订。我的个人推断是，如果我们把签订重启学术交流协议作为一个单项成就对外宣布，那无异于释放中美将要建交的信号，等于在12月的三中全会前两个月就昭告天下：中美会把台湾问题留到未来解决，这可能也不利于整体战略的最终成形。

虽然官方协议签订的日期延后了，但第一批中国学生在当年11月12日就来到了美国、来到了斯坦福校园，我们双方都没等中美正式全面建交就行动了。这些学生其实是中青年访问学者，但我们双方都同意把他们纳入非在编研究生，这样的话他们可以随时开始交流，不必再经历冗长的常规报考、选拔流程。

澎湃新闻：作为最早推动中美学术交流重启工作的幕后功臣之一，您如何看待现在中美教育交流领域遇到的一些波折？有些美国人无端指责中国学生为间谍，是不是反应过度了？

冯稼时：是的，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而且有些人完全是反应过度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我们最开始重启中美学术交流的时候，就非常有意识地决定：美国和中国的交流不能像美国和苏联那样，我们不能重蹈冷战覆辙。美国和苏联的交往局限性很强，杜绝一切技术转让或交流，主要是受制于遏制的逻辑，苏联很害怕西方思想的侵入。现在在美国有超过30万中国学生。他们中有人在窃取技术吗？很有可能。是很大一部分人吗？我不这么认为。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在做同样的事吗？当然。中国学生比其他国家的学生问题更严重吗？不见得。但中国学生总量很大，所以我也能理解有些人比我更担心这个问题。

1978年，冯稼时（左）和路易斯教授在上海周边的一个人民公社参观。（冯稼时 供图）

交流沟通无可取代

澎湃新闻：您的公职生涯从1986 年开始，您当时担任国务院中国处主任，从此便参与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诸多方面。能否分享一些您处理中国事务的经历？

冯稼时：1989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场大风波，那个时候我已经提升为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分析办公室主任，但当时还没有人接替我担任中国处主任。所以我身兼两职直接参与处理了这一时期的中美重大事务。当时的老布什政府认为虽然发生了一系列非常糟糕的事件，但我们必须保护中美关系。政府决策层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分歧，不能破坏刚刚建立还不算太久的中美关系。

我在其中的作用很小，我主要是参与准备对事态发展的分析评估。9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政策措施引起了海内外很多担心和质疑，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将放弃改革开放，但我是最早否定这种判断的人之一。我参与撰写或统领的给国务卿和其他高官的分析报告都指出：这是暂时的，不用多久中国就会重回改革的轨道。这在当时和美国决策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让美国政府坚定了决心，不能让美国的行为降低中国重回改革开放之路的可能性。

蒋经国离世后，李登辉上台，我被美国政府派到北京回答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疑问。我当时只能算中层干部，但是从福特政府时期开始，我就一直参与推动中美关系，所以可能大家比较信得过我，因为对我个人比较了解，从而更能相信我传达的官方态度。当时很多中国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担心美国在“一个中国”上的立场会改变，他们怀疑美国会不会借机调整政策。我作为“老朋友”来到中国，传达了我们不会改变“一中政策”的态度。

澎湃新闻：2001 年南海撞机事件发生的时候，您是否也参与了善后处理工作？

冯稼时：撞机事件发生时，小布什总统刚刚上任没多久。很多新的高级官员还没有完全到任履职。我是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助理国务卿。由于新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还没有到任，鲍威尔国务卿希望我参与处理这次危机，因为他了解我，信任我。我不能夸大我在其中的作用，但我是最早做出形势判断的人之一。我们当时作出的预判是美国政府作出回应的基础，包括：一，这是一次非常糟糕的意外，中国政府并不是企图挑衅刚刚上任的布什政府，所以我们应该按照意外事件来处理；二，中方希望解决撞机事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北京并不想由此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或调整政策；三，因为掌握的情况不全面或不准确，中国官方高层可能并不了解事情发生的全部真相。

为了应对上述第三种情况，我们派了驻华大使前去解释斡旋。普理赫大使恰好曾经是海军飞行员，他前去向中方高层说明了美方了解到的情况。因为他曾是飞行员，他能比较权威地指出美国侦察机不可能故意撞击速度更快、性能更好的中国战斗机。之后，江泽民主席发表了公开讲话，我们也表达了对牺牲的中方飞行员的哀悼，并为未经允许在海南迫降进行了道歉，最后较快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澎湃新闻：您亲身参与了许多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您认为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谨记，以避免未来误判？

冯稼时：没有什么能取代交流沟通的作用。我们应该建立常规机制，就重大问题进行对话。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政府之外，这样最起码可以减少双方误解。

冷战时我们一直和苏联就发展核武器保持对话。双方都意识到如果误判形势，就可能造成双亡的后果。中美之间也应该加强军事领域的沟通。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获得军事机密，而是要确保双方不会产生误读误判。比如，我们应该能够辨识另一方潜艇的常规维护、安全检查等行为，不要误以为是在为采取敌对行动而做准备。我们不能假定对方的行为机制和我们的完全一样。我们应该要能够甄别对方的常规安全措施。比如，如果中国发射了一枚导弹，既可以装载常规武器又可以装载核武器，我们没法辨别，那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就此开展对话，协调出一套方案避免误判，比如用颜色标识区别核武器等。

很可惜的是，中美之间并没有这样的对话交流。当然，一旦发生问题，两国很自然都会想切断交流；这也经常导致双方或一方停止军事对话，因为这是最直接简单的方法。但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进行对话。在某个领域遇到了困难分歧，也不应该在另一个领域停止交流沟通。

澎湃新闻：发展个人友谊是不是也有利于建立互信？

冯稼时：是的。人与人之间有最基础的信任。中美关系建立之初，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参与了双边事务。无论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过程中，还是之后，双方涉事人员并不多。当年我是年龄最小的一批人，现在我大概是还活着的人里最老的一批了。中国方面也有和我一样从我们建立交往之初就参与具体事务的人员。

1972年4月13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飞抵美国底特律，开始对美国进行“乒乓外交使者”的访问，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我曾经接待了1972年到美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当时做的是非常琐碎的工作，具体到确保名牌上的中文名字顺序正确，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橘子、茶水等等。中国这边也有一样的人。随着参与中美双边事务的两国人员各自的职业发展，我们在各个不同领域和广泛议题上进行了交流互动。我的有些中国朋友，我已经认识了35年、40年之久。我并没忘记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也没忘记我是美国人，但我不怀疑他们对我真诚相待，他们也对我信任有加。这样的私人友谊和彼此信任是很难复制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努力维护和调动个人友谊以及各个层面的交流联系。

中国的崛起并没有使美国陷入不利

澎湃新闻：近年来美国国内似乎对对华接触政策产生了分歧，有些人认为应该转向对华强硬。您怎么看？您认为接触政策失败了吗？

冯稼时：我不能代表所有美国人或美国政府，但就我个人而言，从我这些年与中国人交流、共事、合作的经历来看，我认为中国这些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最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是“文革”的时候，与那时相比，如今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从来没有给中国的发展设定一个时间表，我认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自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远比中国现在所花的时间要长。如果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挫折当然更好。但是我不同意接触政策失败的说法，我不认为我们培养了一个对手或敌人。不是这样的。

除了进行全面接触之外，我不认为还有其他方法。如果我们不能交往，不能建立新联系，我们不可能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不管是双边问题，地区问题，还是全球问题。

澎湃新闻：您在斯坦福教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这门课。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目标真的和美国利益不相容吗？

冯稼时：我不这么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内的，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合作的结果，而不是脱离国际秩序的。随之带来的结果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更大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和共同利益，这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诚然，中国变得更富裕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中国的崛起并没有使美国陷入不利境地。1979年的时候，美国占世界经济的26%左右；40年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确实下降了，我们现在占比约为23%左右。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吃亏了。中国的人均GDP从约600美元到现在的近9000美元，实现了巨幅增长；但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均GDP则从12000美元增长到了58000美元左右。美国国内存在严重的分配问题，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富有了，但人民却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的政治问题。但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美国没有变得更糟，而是更好了，因为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购买了更多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和服务。

中国曾经完全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但现在却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大支持者，也是控制扩散性武器的积极参与方。中国在几乎各个方面的实力增长并非与美国利益和目标不相容。

澎湃新闻：从2017 年年底开始，美国陆续出台了诸如《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文件，把中国定位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冯稼时：这些文件、报告的措辞反映了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担忧。在我看来，中国的解释和说明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当然，随着中国加大参与全球事务，自然更加需要维护其海外利益。但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安全难题，尤其是在“印太”地区，也导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做出反应。中国的一些做法使得一些国家比十几年前更想拉近与美国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崛起效应的一个方面。

但所有的这些，在我看来，都不会造成对立性冲突。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建立对话，一起应对国际体系的变化。

澎湃新闻：中美经贸摩擦还在持续发酵，这会不会给两国未来合作蒙上阴影？

冯稼时：我们恐怕确实失去了中美关系中历来最强大的支持团体。现在美国商界对中国颇有微词，主要是因为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原因。

但是中美两国都应该把合作放在第一位，来处理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和威胁。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是中国或美国可以单独解决的。除了中美合作，也不可能有其他途径。但是，未来并不会出现中美两强主导世界的局面，必须是全球合作。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运行得非常成功，但是在某些方面现行机制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变化发展。比如，我们在太空、网络、国际金融、传染疾病、气候变化等领域都迫切需要制定新的规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都需要系统地进行规范。

澎湃新闻：“中美未来必有一战”的言论在两国都比较流行。您是否也认为这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国家之间必然的宿命？

冯稼时：每个国家都需要两面下注，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希望大国之间发生战争。中国和美国，哪个会放弃使用核武器，接受失败？答案是两个都不会。所以就不应该打一场注定走向核战的仗。一旦战争打响，就没有回头路，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样的。

苏联解体的时候，中美两国有很多人都在问：中美关系在安全上的基础没了，美国还会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吗？美国不再需要中国来保障其安全了，会不会反而进攻中国了？

所幸的是，我们在建立持久的、多方位的联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这样的，但这不仅是美国一方面主导的，双方都努力发展了尽可能多的交往互动。无论是行政机构之间，还是企业之间，人民之间，学校之间……由于在各个领域都有强烈支持中美友好合作的力量，所以就算某个领域或某十个领域出现了问题，我们还有其他很多领域可以合作，还是能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坚固。

澎湃新闻：您是不是对中美未来持乐观的态度？

冯稼时：如果问我是不是担心中美关系，我想是的。但如果问我是不是对此感到焦虑，我认为没有。历史上，中美合作解决的问题远远多于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信心和力量。就算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但我们已经通过协作成功解决了那么多问题，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是攻克不了的。

我相信美国对中国没有恶意，中国对美国也没有恶意。我过去经常说，现在说得没那么多了，但我仍然相信：中国和美国要陷入军事冲突对抗需要两国同时愚蠢到相当的程度——我不希望也不认为我们会同时蠢到那样的程度，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