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杨毅：莫让军事交流成为中美关系的“抵押品”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在外交领域，军人与外交官有着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与行事风格。但当一个人必须身兼两职时，如何完美驾驭两种身份、在与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交往时增信释疑，可谓高超的艺术。杨毅，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军人外交官。

“我喜欢同美国人打交道。”杨毅说，“我们既能以真诚坦荡直面冲突，也能以执著勇气收获尊重。”作为外交官，杨毅见证了中美军事关系从蜜月期跌至谷底，又在脆弱中缓慢恢复。20世纪90 年代，他曾在华盛顿亲历了“台海危机”与“炸馆事件”之后的外交风云。他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应该是两国关系的“助推器”，而非“抵押品”； 目前两国关系已进入相对较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两军交流渠道的通畅对于两国关系的整体平稳发展意义重大。

在华盛顿亲历台海危机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在过去40年可谓波澜起伏，军事关系尤其如此。您作为一位军人外交官，初次接触美国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和美国军人打交道时，他们的形象和表现，与您想象当中有什么不一样？

杨毅：我从1980年至1994年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工作，先后任外事参谋、外事处长、司令办公室主管外事工作的副主任，一直在海军对外交往部门。其中，跟美国打交道是重头戏。1995年到2000年，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任海军武官，工作在军事外交第一线，同美国军政各界打交道。可以说，我经历了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军事关系的酸甜苦辣。说到美国军人，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那一代人的原先的认知中，美国军人都是以青面獠牙的“美国鬼子”形象出现的。但是1979 年中美建交后，我开始有机会与美国军人直接接触，我发现相比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军人，美国军人更具有明显的军人特质。他们非常强势、自信，具有非常突出的军事专业素养，他们性格爽快，很少拐弯抹角，不同意的可以争吵，但争吵完后也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尊重。

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海危机期间，有次我应邀到美国国防大学演讲。互动中有一个美国上校问，“中国大陆准备对台湾使用军事力量，你们是否考虑到美国军事介入这个因素？你们是否进行过风险评估？”其言外之意是，美国一旦介入台海，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实力与美国对抗吗？我回答说，“如果就‘中国是否要跟美国打仗’的议题由全民投票决定，我不会投赞同票。

因为美国军事上很强大，我们与美国打仗会损失很大。”听到这里，他很高兴。“但是”，我接着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把我们逼入墙角，让中国没有别的选择，那我会第一个上前线跟美国拼命！”

话音落下后全场鼓掌。中午吃工作餐时我问他，“我刚刚说跟你打仗，跟你拼命，你还鼓掌，你们美国人是不是疯了？”他说，“作为军人，我们佩服你敢于为民族、为国家牺牲的血性；作为外交官，我们佩服你的智慧。”

杨毅与老布什。

澎湃新闻：您到美国任武官不久，就发生了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作为亲历者，您与美方进行了哪些沟通？

杨毅：1995年2月我到美国后不久，有一天在美国五角大楼谈完工作后，正好碰见时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台港蒙事务科科长的艾江山。当时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说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克林顿总统已经同意给李登辉颁发签证，允许他“以私人身份”访美。当时美国国务院还没正式向中国大使馆通报这件事，所以我是使馆比较早了解到这个信息的人员。我当场表示坚决反对，并表明：此前商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之行肯定会受到影响。

后来，李登辉访美一事成为历时近两年的台海危机的开端。1995年和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导弹试射、登陆演习等。其中1996年的一次导弹试射演习的预定弹着点在基隆和高雄以东附近海域，弹道飞越台湾本岛，给美国造成很大震动。当时，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的刘华秋正在美国访问，美国人急切地想从他那里得知中国的意图。美国担心我们假借演习真攻击。于是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雷克把刘华秋请到华盛顿郊区交谈。佩里是学者型的国防部长，性格比较温和，但他当时也非常强硬地说“请不要忘记，美国拥有世界上装备最好和训练有素的海军”，并称美国已作出决定，要派两艘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向中国示威。

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和杨毅合影。

面对美国这种干预中国主权的霸权主义行为，中国国内的反应也很激烈。时任海军榆林基地司令员高元法少将对媒体称，“如果谁胆敢进入台湾海峡，我们就把他们打个稀巴烂！”当时局势很紧张，美国人也摸不着门道。美国的海军部长助理赖特将军把我“召到”五角大楼，他对我说：“中国海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演习，是鲁莽的、危险的、不负责任的，希望你们立即停止演习。”我立即回击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家门口进行军事演习天经地义。是谁给美国权利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他说美国航母的行动计划不会完全照报纸所说的那样（穿越台湾海峡）。但他又回到实质性问题，问“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要打台湾？”我说，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会打他们？我们震慑的是“台独”份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次沟通使双方都摸到对方的底线。首先，我们没有攻击台湾的意图。其次，美国航母如果真要通过台湾海峡，对我们进行挑衅，那中国也不客气。

用军人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外交政策

澎湃新闻：在中美交往中，军人特殊的语言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鲜明的军人气质，又会对中美之间的交流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毅：2003年我率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代表团第一次去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对方代表来自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大学。当时，陈水扁已经背离了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的承诺，表现出更强烈的“台独”倾向，鼓吹“一边一国”“公投”“制宪”，要“急独”。所以在对话中，美国问中国会怎么做？我跟美方讲，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和决心非常非常大，美国不要低估，也不要有侥幸心理。然后我问“美国对‘台独’势力有多大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官员柯庆生用外交辞令回答，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会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会参考“与台湾关系法”。

我回应道，“你不要跟我讲政治或外交上的官方套话。我曾经是外交官，但今天我是军人，我用军人的方式向你提问，希望你给我直接的回答。你们究竟有多大的把握，管住‘台独’，不让他冒险脱轨，40%？50%？还是60%？我只要一个数字。”他回答说“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有信心（we are very very very confident）”，一连用了三个very。这样我心里就比较明白了，因为三个very意味着起码五成以上的把握，这也让我们了解到美国对台湾局势的影响力达到什么程度。

杨毅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2007年，我再次到美国进行战略对话，见到了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当时，陈水扁要搞“入联公投”所以这次的对话也是双方互相摸底。我说中美在反对“台独”，稳定台海局势方面应该有共同利益，美国如何对台湾施加影响？如何表明反对“台独”的立场？韦德宁说，“如果台湾通过了‘入联公投’，美国会发表一个谴责声明。你觉得中国怎么看？”

我说，美国发表谴责声明，表明你们反对这种“台独”行径；但关键是，这个谴责声明能起什么效果？如果能表明美国不承认这种公投结果，或者还能产生其他的效应，那中美皆大欢喜。韦德宁坦率地说，美国没有让声明起到作用的把握。我说，如果起不到一点作用，那不行。韦德宁就问，那中国将做什么反应？我说当天晚上我们的导弹会飞向台北。他点头说“明白了”。这种话，一般的外交官不会这么讲，但所谓的军事外交，就得用军人的语言来阐述外交政策。当然，这也分场合，公开场合，特别有媒体在场的情况下，注意不要让他们得到断章取义的机会，但与参与决策的人闭门交谈时可以非常直接坦率。

所以，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和美国打交道，得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基于我的切身经历，我认为中美两国军人之间应该进行坦诚的沟通，这样也更能赢得对方的尊重。随着中国力量增长越来越快，美国焦虑感越来越强，中美之间就更需要这样直接坦诚的沟通。

维持军事对话渠道畅通是共同需求

澎湃新闻：回顾历史，您如何评价中美两军关系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杨毅：中美军事关系在中美两国整体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冷战时期，安全需求是中美建交的主要动力。所以，两国建交后，军事装备和人员培训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美国中断了与中国的安全合作，转而对中国进行军事上的压制。90年代，中国不但没有垮下去，反而加速发展起来，整体国力也进一步增强，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警惕又重新提升，逐渐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

所以，出现了这么一种状况：每当中美之间政治或外交上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时，中美的军事交往就立即中断；而两国关系一改善，都是先改善经贸等其他关系，军事关系改善得最慢。中美军事关系从两国建交的“发动机”，到后来成了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两国关系一旦紧张，两军关系就会“最先中断”；两国关系一好起来，两军关系却总是“最后恢复”。

随着中美关系不断成熟，近十来年双方在保持两国关系上有了一种新共识，即双方都有需求来维持中美军事对话渠道的畅通。尽管两国之间发生一些磕磕碰碰，如在南海的博弈，但中美一直还保持军事交往，美国也邀请我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而且两国的军人互访、军舰互访并未中断。这体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层面：两国之间虽然有矛盾、有争议，但是两国交往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的阶段。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现象。

杨毅与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洛夫特。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美国的焦虑感也越来越强。中美两军关系如何延续这种良好态势？

杨毅：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范畴，已扩展至地区，甚至全球范围。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力量举世无双。美国要维持军事霸权，不允许任何一个潜在的挑战者具有挑战他的能力和意图。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很快，在奉行和平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要有相应的军事力量作支撑，因为富国强军是相统一的。

这种情况下，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就存在误判的可能。因此，双方首先需要加强相互沟通，特别是战略层面的沟通。其次，双方应该在具有共同安全关切的领域积极展开合作，比如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海上通道畅通等。

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事。2008年，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海军上将访华期间邀请我进行私下的会谈，以便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基廷问，听说中国要发展航空母舰，你们准备发展多少艘？我对他说，“1艘以上，12艘以下”（12即美军当时现役航母的数量）。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发展航空母舰。我对他说，“那非常感谢，但是你要清楚，中国发展航空母舰不是要与美国作对。你很清楚美国航母很先进，而且舰队经验丰富，你们其实不怕中国航母，何况中国也发展不了美国那么多的航母。我们其实可以换个思路，不要对抗，要合作。我们可以共同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畅通，比如美国巡逻一段，中国巡逻一段，共同分担责任。”我们谈得挺不错，但他回到美国国会作证，被媒体一炒作就变成了“中国一个海军将军建议中国与美国瓜分太平洋”，引起轩然大波。

再次，要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中美军事交往，往往总是涉及超越双方军事关系、会对中美总体关系产生影响的第三方要素，如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南海问题、日本问题，可能引发中美军事上的对抗或合作。如“台独”势力冒险触犯了我国《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红线，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而美国一旦介入，就必然跟我们发生冲突。所以，中美之间如何妥善处理第三方要素，对于两国关系的总体平稳非常重要。

中美之间还要对各种外部因素利用各种渠道来宣扬“中国威胁论”保持警惕。我跟美国打交道时反复讲，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也不想取代美国，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但是，美国对中国有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态。说到底，“中国威胁论”是“威胁中国论”，就是给中国戴上一个紧箍咒，不让中国发展必需的军事力量。

杨毅与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弗兰那根。

未来中美应管控分歧，良性互动

澎湃新闻：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美国军方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马蒂斯领导的国防部已经将中国列为头等的安全威胁，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定位？

杨毅：美国对华政策受很多因素影响。在不同的时期，美国军方在对华政策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军方在70年代积极推动两国建交，现在对中国则非常警惕。但也应注意到，美国军方尽管把“中国军事威胁”的论调喊得响，其重要目的之一却是给自己争取预算。真正到了可能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他们反而更谨慎。军人真切地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因此往往比一些文人政客更冷静。所以，我们要看到美国军方的两面性。

美国和中国军事方面的交往，包括与其盟国的互动，首先取决于两国的力量对比。如果一方特别弱，另一方特别强，那弱者根本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受欺负。如果两个国家旗鼓相当，就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不能碰撞或对抗。中国正处于一个由大向强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将强未强的阶段，美国对中国不仅有猜疑，而且有时还可能欺负中国。这是两国关系中相对困难的时期。就这个阶段而言，中国要冷静，一方面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同时也坚定不移地向外表明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双方都要让彼此清楚，哪条是不能逾越的红线。

澎湃新闻：中国怎样扛过这段相对困难的时期，来保证中美关系的稳定，实现我们国家的和平崛起？

杨毅：中美关系，包括两国的安全关系，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发展很快，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增强，甚至有些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继续全面提升综合国力，搞好跟美国的沟通，还要敢于与狼共舞，积极参与多边或双边的国际合作。

实际上，我们在走向国际舞台时越来越自信了。以“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为例，别的国家参演一般去一艘军舰，我们第一次去了四艘，第二次去了五艘，都是比较先进的军舰，展示我们的自信与开放。结果，美国反而不自信了，只让我们参加护航、打击海盗等科目，不让我们参加防空反潜反导等核心科目，担心泄露作战秘密。

我常在一些国际研讨会上告诉美国人，中国海军参演是好事，大家一起过过招，省得你们还专门找人扮演假想敌，装的不像，成本还高。所以，我们越自信，越开放，就越容易形成一个新的平衡，中美也就更能坦荡的交往。

此外，中国还应向国际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安全产品，如亚丁湾护航就是非常好的做法。我们不但保护中国的航运，还保护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商船，为世界和平，打击海盗，保证航道的通行做了贡献。

我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美在地区和全球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但这个分歧可以管控。总的来讲，两国关系取决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同时也取决于双方各种力量，包括两国军事力量的互动。我们应确保这是一种良性互动，而非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