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兰普顿：中美加强相互依赖能克服修昔底德陷阱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尽管被中国学界誉为美国“首席中国通”，但是戴维.兰普顿教授却谦逊地说，中国人民是他的老师。高中历史老师的循循善诱，让年轻时代的兰普顿对中国渐渐萌生了兴趣，并在大学里决定将中国研究作为毕生事业。在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中美关系重要的研究者和参与者之一，他多次往返于中国，见证了中国不可思议的发展历程。通过中国人民的视角看中国，也构成了他理解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分。

见证了中美关系40 年风风雨雨的兰普顿，对当前的中美关系难掩忧虑之情。中美战略上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经济领域以及军事领域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比比皆是。但即便如此，兰普顿仍然对中美关系保持信心。他始终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和战争，因为日益加强的相互依赖能克服这一点。

从“自力更生”到“相互依赖”，中国变化巨大

澎湃新闻：1972 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最初是什么激发了您对中国的兴趣？从什么时候起您想要以研究中国为志业？

兰普顿：我出生于1946年，那时二战刚结束不久，但很快就陷入冷战之中。美国在冷战中进行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在朝鲜，另一场在越南，而这两场战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有关。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对世界和平而言非常重要。

我的家乡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后来成为硅谷的一部分，这个地区有很多中国移民和华裔美国人，大都是非常成功的专业人士，他们是来美国努力工作并取得成功的移民的典范。我在这样一个有很多华人的地方长大，这可能也是促使我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以研究中国为志业，纯粹是我智识上的一个决定，我认为中国很重要，但中国研究还不够，年轻人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的这一部分。后来我恰好进入了斯坦福大学学习，那里有一个很棒的关于当代中国和中文的项目，这对我很有帮助。大概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开始意识到中国研究将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焦点。但在我决定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我的高中老师特纳女士，她每年夏天都去亚洲，而且在我们高中教一门有关亚洲历史的课程。她让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激励我朝那个方向前进。

澎湃新闻：您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1976 年，作为美国科学代表团成员访华，您对那次访华的印象如何？

兰普顿：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我是1976年10月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代表团一起去的，成员主要由一些研究类固醇的化学家们组成。类固醇化学对于生育控制很重要，中国当时对这种技术非常感兴趣。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当时写的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所以我是少数几个了解中国医疗体系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之一，我还曾在美国军队里担任过卫生员。于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就邀请我作为他们的中国专家随团访华。

我们原计划9月份访问中国，但就在我们抵达之前，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逝世了。由于毛泽东逝世后的30天内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所以我们等到中国大门重新打开后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0日，才进入中国。可以说我们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美国代表团。我们刚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宣布谁是下一任主席。所以，我们跟中国人民一样，第一件事是想弄清楚谁会是新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当时是先到北京，后来经由桂林去了上海。上海举行了反对“四人帮”的大型游行活动，中央派工作组有力地控制了上海的局面。我们大概在10月20日抵达上海，当时上海街头有很多标语，写着“打倒四人帮”。上海人民处于一种欢庆的氛围中，所有百货商店里的鼓和锣都卖光了，大街上到处都是庆祝和贴大字报的人。我想象那场景就像是巴黎在庆祝从二战中解放时一样。

澎湃新闻：此后您也经常有机会到中国去。过去的这四十多年，您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哪些变化？

兰普顿：是的，我大概每年去中国四五次。1976年10月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西方世界没有人会预想到，事实上中国人也没有预想到，中国能够在40-45年的时间里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使5亿甚至更多的人脱离贫困。1976年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一个极具竞争力的重要创新者。因此，可能和中国人的想法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中国人民思维的变化。我初到中国时，中国最有名的口号是“自力更生”。而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中经常谈的是相互依存、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巴黎气候协定的必要性，更加自由的贸易而非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等。所有这些都是对相互依赖的认可。中国将发挥自己的所长，并依靠世界体系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反过来，我们也依赖中国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板。如果我们都能相互依靠对方，同时也都发挥我们各自的长处，那将会为我们两个国家造福。所以，我认为，从“自力更生”到“相互依赖”，这种思维的变化是最大的改变。

“中国人民是我的老师”

澎湃新闻：从1988 年到1997 年，您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您为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兰普顿：当然，机构的成功是团队努力的结果。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总是有一个很棒的团队。我刚到纽约来领导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后不久，1989年中美关系中断了。老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很想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政治上他很难做到。因此，美国政府和其他一些人就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填补这一空白。那时两国官方交往非常少，需要发展更多的非官方交往。所以从1989年一直到1992、1993年，我们的委员会成了中美之间高级别交流的主要管道。

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交流活动是1990年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带领其他来自中国五个大城市的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所以，我认为我担任主席时期，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对中美关系最大的贡献是，在中美两国政府合作与交流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发挥了保持两国关系稳定的作用。

1990年朱镕基率团访美，兰普顿（右一）陪同了三个星期。（兰普顿供图）

澎湃新闻：朱镕基1990 年访美期间，您曾经陪同了三个星期，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兰普顿：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喜欢并尊敬他，我敬佩他的成就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他年轻时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去上海奋斗，他自立自强，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这是一个美国人喜欢的个人故事。他从不太好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人物，这是我佩服他的第一点。

其次，朱镕基和很多人不同，他会努力去理解美国人的心理，这样他就能有效地与美国人进行沟通。访问美国期间，每次开会前他总是会让我介绍，跟自己谈话的人是谁？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关心什么问题？他几乎从不在会议上读稿子。他会倾听人们的提问，并以一种相当诚恳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还很幽默。我告诉他，如果你能让美国人在最初三十秒内笑出来，你就能搞定观众，而他总是能够做到。我一直认为，朱镕基是我见过的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之一。

1990年朱镕基率团访美，兰普顿（右后三）陪同了三个星期。 （兰普顿供图）

澎湃新闻：您研究中美关系已经40 多年了，出版了相当多为人熟知的著作，您是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体系的？您认为当前学者在促进中美关系中应该做些什么？

兰普顿：我是幸运的，我研究中国的方式是与中国人交谈，采访中国人，从中国人的角度理解中国。当然我也会利用文献资料去研究，比如我也会关注十九大的讲话和文件。但是我觉得，通过与中国人交谈，试图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问题、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如何看待美国的行为等等，我获得了最深刻的见解。我是试着从内而外地理解中国，许多人是从外向内学习中国。所以我要说，中国人民是我的老师。

至于学者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由于在中美两国都有太多对对方国家发生的事情缺乏足够了解的人，因此我们两国学者需要加强与民众对话，在美国叫做公共教育，这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现在在美国，有种专家建议不受重视的倾向。我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尊重知识，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倾听一些专家的意见。

澎湃新闻：在奥巴马2008 年总统竞选中，您曾担任他的中国政策高级顾问。您如何评价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

兰普顿：实际上，即使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我也不是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核心顾问，但我的确支持他。那是我第一次有幸参与总统竞选活动。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刚开始执政的时候，是很希望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的。但后来我们双边关系中出现了压力，特别是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所以，尽管奥巴马总统希望不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幸的是在他第二任期内，中美双边关系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好，现在也是。实际上，我们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看到的这些困难，早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前就有了。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澎湃新闻：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大国竞争”又成为焦点。您认为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正在变为“遏制政策”吗？您担心中美会陷入“新冷战”吗？

兰普顿：“接触”这个词涵盖了很多东西，但“遏制”听起来则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当今的世界比上世纪50年代要更加相互依存。但如果要问我们两国在战略上是不是正在走向更大程度的相互对立？我认为是的，这存在很大的危险，两个国家的言论都让我感到很不安。

至于“新冷战”，我不知道，因为历史很少原样重演，但我确实担心我们正进入一个“行动-反应”的循环之中，一方在努力改善自己的战略定位，在另一方看来却是一种威胁并因此而作出反应。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相互敌意呈阶梯式不断升级。很不幸，我们的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中也正在发生类似这样的演变。简言之，自尼克松访华以来，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担忧过美中关系。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美关系现在和将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兰普顿：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美国和美国人民必须认识到，二战后我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地位，是因为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在战争中遭到了破坏。但是现在其他国家的人们正在重建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和政策等，而且他们做得很好；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在世界上的实力自然会相对弱化了。美国人占世界人口的4%，而中国人占20%。所以，我要提醒我的美国同胞，要认识到我们必须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空间。

另外，坦率地说，中国的确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但我认为中国也需要耐心，不要过于自信。如果一方面美国人变得过于保守并抵制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变得缺乏耐性且自信满满，那就会出问题。因此，我认为努力增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中美之间冲突的代价会很大。

兰普顿（左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2017中国论坛上参与研讨。

澎湃新闻：中美之间未来可能有哪些摩擦点？

兰普顿：尽管我们必须谨慎处理贸易、南海等问题，但我认为未来的摩擦点将会是台湾问题。当中美关系开启正常化的时候，这就是个大问题。在马英九领导下的台湾，两岸关系稳定了一些。但是随着近期台湾地区的政治变化，以及中国大陆和美国的政治变化，台湾再次成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我担心的是，现在随着美国许多年轻的领导人进入国会和行政部门，他们不了解中美三个公报的内容，他们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有多敏感没有意识，这将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强大、自信、希望统一的中国；同时，年轻一代的美国领导人不太熟悉处理两岸关系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台湾政治在变革，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变得更加强势。在我看来，这三者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组合，三者都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否则我们可能会遇到大问题。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40 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您认为过去40 年在中美关系中有哪些里程碑的事件？

兰普顿：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尼克松访华是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在北京机场走下舷梯向周恩来总理伸出手的那一刻，开启两国关系。这个里程碑表明伸出手远比握紧拳头好。

邓小平1979年1月底2月初访问美国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他到访美国多地，和美国人交谈，改变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我们的领导人访问对方国家时，应该少花点时间在对方首都与精英交谈，而应该多花时间到其广大腹地去和普通百姓交流。美国总统访华时，常常去北京和上海，有时也会去西安参观兵马俑，但习近平两次访问艾奥瓦州。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认为是在江泽民时期。“9.11”袭击发生后，乔治.W.布什总统对全世界人民发出信号：你们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与恐怖分子为伍。江泽民是最早打电话给布什的领导人之一，表示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找到一些方法使各自有助于对方。坦率地说，我们现在花了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对彼此没有帮助的事情上。

澎湃新闻：那么，从中美关系过去40 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能够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您如何评价“修昔底德陷阱”？

兰普顿：首先，冷战的代价太大。冷战中最大的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涉及美国和中国。冲突付出的血肉和财富代价太高。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缺乏合作也要付出代价。看看现在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双方威胁加征关税，市场已经在下行了，之后可能还会造成更多的失业，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血肉和财富代价。如果我们在教育交流和经济交流中不能最大限度地合作，还会带来机会成本，我们将失去更多知识和物质繁荣的好处。回想一下1949年到1971的这段历史，再和1971年至今的这段时期比较一下，你更喜欢哪个时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应该回到双输的时期。

我认为我们两国都不应继续沿着目前这条贸易摩擦和战略不信任加剧的轨道走下去。因此，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以及其他领导人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扩大两国的共识和合作。正如中国前外长李肇星曾说过的，我们需要扩大共识，弱化分歧。

当一个自信的崛起大国与防御性守成大国相遇时，可能会产生问题，所以我认为的确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我不同意一些人认为它必然意味着战争的观点。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全球建立更多的经济合作和生态合作，加强相互依赖关系。越是有“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就越需要强调和加强相互依赖。中美之间的确存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但明智的、怀有善意的人们可以克服这一点，所以我并不认为冲突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