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卡特：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

在2018年8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吉米.卡特被冠以“低调总统”的称号。随着媒体曝光他朴素的生活作风，人们再次追忆起了这位前总统谦逊、直爽、务实的个性。

或许也是凭借这些特点，卡特成功在其总统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从来不乏崎岖坎坷，但卡特顶住了压力和阻力，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起，促成了这件“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大事。卡特总统说：“我在总统任期内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

这种大局意识对处理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至关重要，这位94 岁高龄的政治家这样提醒当今及未来的世界领导人。在他看来，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太平洋两岸的两国领导人必须共同应对挑战，别无其他选择。

在邓小平和卡特的推动下，中美两国于1979 年1月1日正式建交。

不畏阻力推动中美建交

澎湃新闻：在您之前的几任美国总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付出了多年努力，但直到您出任总统后，中国与美国才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您1977 年正式履职时，政府内仍有相当强大的阻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什么促使您下定决心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呢？

卡特：我相信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能够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的国家需要在官方层面承认这一事实。此外，我也十分清楚，中美两国人民都将从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经贸与文化联系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同时，我对正常化后两国将恢复历史友谊也抱有很大的信心。

在我1976年竞选总统时，我就已经公开承诺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竞选结束后，我的内阁成员们也支持我兑现这一承诺。尼克松与福特总统曾面临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部分议员希望维持与台湾当局的密切关系，两位总统退缩了。我不会让这种反对力量阻止前行的步伐，但我希望在正确的时机迈出这一步。

当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职务时，时机成熟了。他和我一样，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1978年，我这一届政府还实现了两大外交突破。那年春天，我们确保参议院批准通过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和《巴拿马中立条约》，这是一项极具困难和争议的挑战。随后在九月，我力促以色列和埃及的领导人共举峰会，最终达成《戴维营协议》，搭建了中东和平框架。因此，也是时候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了。1978年，华盛顿和北京分别于当地时间12月15日和16日发布了《中美建交公报》。

澎湃新闻：谈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歧，需要双方各自协调，例如台湾问题。您认为谈判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政府内部阻挠的，又是如何与中方协商处理这些问题的？

卡特：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我们在整个谈判中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我们认识到，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与台湾的关系属于内政问题。然而，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有着广泛、密切、友好的联系，通过非官方渠道继续维持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打算公开呼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最终应以和平方式解决。

我提名了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而不是职业外交官，作为我的首席谈判官。他在担任美国主要的劳工组织之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袖时展现出了高超的谈判能力。我派他以大使级身份前往北京。他没有立即直接着手处理敏感的台湾问题，而是建议先在争议较少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为双方最后涉台等复杂议题的谈判奠定了基调。历史证明先易后难的谈判法则十分有效，并能推动谈判持续向前发展。

总体而言，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敏感问题，因为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现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我们同样认识到，关系正常化不仅仅会给美国，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

我相信这样的谈判方法时至今日仍有参考意义。谈判的目的不是实现己方的一切诉求，谈判时必须把重点放在谈判成功给双方带来的益处，对比谈判破裂给双方带来的弊端，而不仅仅关注一方的胜败。中美之间永远会有意见分歧，但我们不应把妥协（无论多么微小的妥协）视为软弱的象征。相反，我们应当学着包容差异，维护好我与邓小平40年前建立的良好双边关系。

需要补充的是，当我们宣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人民和国会都很支持。一些人预期的强烈反对浪潮并没有发生。人们认识到，美国需要接受现实，而且台湾地区的人民也得到了公平的对待。

澎湃新闻：回首往昔，您如何看待您在那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您是否将此视为您作为总统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卡特：当我宣誓就任总统时，便承诺要追求人权与和平，这不仅是对美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承诺。

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我这届政府所取得的一些最突出的成就，皆与推动世界和平有关。《戴维营协议》最终为埃及和以色列带来了和平；与苏联签订《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协议》降低了世界发生核战争的风险；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极大改善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我认为与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历史成就。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任何国家在面临安全难题时——无论是解决领土争端、应对正在发生的军事冲突，或者促成武器控制协议——首先想到的是到华盛顿来寻求帮助。我认为超级大国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军力之强盛，货币之坚挺，或语言使用范围之广，而在于是否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

我在总统任期内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我曾多次到访中国，我能从中国领导人、省长、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对我的热情欢迎中感受到他们对我们所做贡献的认可。

1979年1月31日，卡特夫妇在白宫接待首次访美的邓小平。图片由卡特中心友情提供

澎湃新闻：您与邓小平在1979 年所进行的会谈，无疑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是怎样的？您如何评价他在制定中国对美政策中的作用？

卡特：当我成为美国总统时，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找到一位能够与我谈判解决两国分歧的中国领导人。我发现邓小平就是这样的领导人。

我感到与邓小平谈判十分顺畅，主要原因在于他与我都很务实。两国关系正常化几年以后，邓小平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谈到了他的执政原则——他总是实话实说，并告诫人们避免空谈。我能证实邓小平确实践行着他的处事原则。我发现他十分坦诚和直率，甚至多次对我直言不讳。每当我们产生意见分歧时，他都确保我明白中方理解的分歧点到底是什么。我也尽我最大努力让他明白美方对分歧点的理解。我总是尽量确保在谈判期间，他清晰地了解我对一些棘手问题（例如台湾问题）的立场。我们都不想让彼此措手不及。

我非常赞赏邓小平的坦诚，因为沟通是解决分歧的关键。我们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大根本原因是我们愿意坦率沟通。在我们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六周后，邓小平抵达华盛顿，顺利开启访美之旅，也得益于我们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我们共同解决了30多年隔离所累积的分歧与误会。为了避免可能产生针对对方的有害的法律诉讼，我和邓小平签署了数十项技术性协议。

1979年1月31日，卡特夫妇在白宫接待首次访美的邓小平夫妇。

邓小平的个人魅力征服了美国公众，他让美国人相信是时候搁置分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开大门。彼时许多美国人对是否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仍抱有疑虑。但当邓小平1979年1月访问美国时，他展现了幽默感、灵活性，以及对美国文化的了解。通过聆听邓小平的演讲，观察他的现场表现，特别是他在得克萨斯观看牛仔竞技表演的一幕，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人实实在在的样子。由此，许多美国人抛掉了对共产党中国的一些固有偏见，支持中美建交的大众也变得越来越多。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澎湃新闻：您舅舅曾经给您带回一些来自中国的纪念品。您对中国的兴趣是不是从那时就萌发了？ 1949 年您在潜艇部队服役时，曾经以一名年轻海军军官的身份访问了一些您舅舅曾经到访过的中国海港，当时您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印象如何？

卡特：你是对的，我还是佐治亚农村的一个小男孩时就对中国萌发了兴趣。作为一名浸礼会信徒，我很敬佩那些曾在中国服务的传教士，我记得有一位这样的传教士有次回家休假小住，我去听了他在我们教堂的布道。我那时每周捐一枚五美分镍币帮助为中国儿童建立医院和学校。

我的舅舅汤姆.戈迪（Tom Gordy）是美国海军的一名无线电发报员。当他所在的舰艇访问香港、上海和青岛等港口时，他就会给我寄书信和纪念品，进一步点燃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即便是87年后，我仍然保留着其中一件——一艘中国古帆船的模型。如果你参观我儿时的家，也就是位于佐治亚平原镇的吉米.卡特国家历史馆的一部分，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我儿时卧室里摆放着这个帆船模型的复制品。

后来，作为一名年轻的美国海军潜艇军官，我追随我舅舅的脚步，也访问了一些中国的港口。那是1949年年初，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部队包围了。我们离开不久后，共产党军队攻下了青岛，国民党开始往台湾撤退。与我在海军的许多美国战友一样，我对这则消息感到遗憾，因为从二战开始，我们就与国民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在中国的时候，我的确看到许多小男孩和老年人在刺刀下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我认识到这无助于国民党赢得民众支持，我知道这表明国民党已经绝望了。尽管那时我同情国民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民接受一个共产党政府绝不是因为受到共产主义的恐吓。

这样的个人经验，让我在成为总统后寻求结束中美之间的疏远隔离，一上任就开始着手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我个人一直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这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与日俱增。自1981年以来，我每次访问中国，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欢迎我，好像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我将继续保持我一生对中国人民的好奇与热爱，我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够激起未来几代的好奇与友爱。

2009年11月，卡特夫妇访问了四川地震灾区，助力灾后重建，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并收到当地政府赠送的纪念品。

澎湃新闻：您卸任后，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到访过中国的大城市和边远地区。可否分享一些旅程中难忘的趣事？这些年来您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卡特：我为自己有这么多机会访问中国而感到幸运。我1981年卸任几个月后便访问了中国，自那以来，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繁荣。曾几何时，美国人访问中国时经常对目之所及的贫穷感到惊讶，而许多中国人抵达美国时则常常为美国社会之发达所震撼。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发生在1979年前后——40年前的那种“惊讶”与“震撼”如今已不常见。我们在一些领域，例如我们的政府体系，依然存在不同，但两个国家总体而言越来越相似。这反映出中国已成为现代快速发展的科技世界中的一员。

对我而言，对中国感兴趣这么多年的优势之一是，我记得两国从1949年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关系疏远得多么厉害。每当我访问中国时，我都会想起双边关系自正常化以来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例如，1979年之前，要在中国找到一群能够用英语表达观点的大学生非常困难。而现在，我经常在中国的大学发表英文演讲，在与中国大学生交流时从未遇到任何障碍。这只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的远见卓识造福中国人民和两国关系的一个例子。

卡特中心在非洲开展许多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与改善治理的项目。我的夫人罗莎琳和我经常访问非洲，近些年来，我们所达之处几乎都能遇到中国人和中国项目。中国在帮助非洲人民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从2012年开始，卡特中心就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中国和非洲在维护和平、促进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三边合作。中国和美国都十分关心非洲的和平与繁荣。如果两国可以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交换信息、分享资源，双方的合作毫无疑问将改变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关系的性质。

从在中国旅行中的见闻及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历中，我认识到双方的分歧将长期存在。两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可能把这些分歧描绘成不可调和的挑战。但我选择正视这些分歧，不让它们妨碍我们在诸如全球贫困、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重要跨国问题上的合作。

201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 中新社发 杜洋 摄

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澎湃新闻：今天的中美关系与40 年前大不相同。您认为现在的两国领导人是否有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40 年定下新基调？为了让双边关系保持强健和韧劲，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卡特：一些中国事务观察家认为，中国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变得和美国一样，因此我们应当抛弃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基础的接触政策。我想提醒这些人，我们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时，就知晓美国和中国在文化、历史、政府形式、利益关切和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差异。我们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指望这些差异在未来会消失。但是我们也相信，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共同目标——互相尊重以及对和平、繁荣和进步的追求——比分裂我们的差异重要得多。

我能给予两国现任及未来领导人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不仅要谨记他们对世界和平负有责任，而且要让自己的国民也负起这样的责任。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必须向公众说明，和平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战争不仅会导致经济损失，而且也会给每个个体带来伤害。中国的年轻人有幸成长在一个非常和平的年代。但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这么幸运，直到我们的征兵制结束后，大多数美国的年轻人才得以远离了暴力冲突。战争的残酷不仅仅在于缺衣少粮，而在于失去朋友和爱人的生命。我们应该让所有人都铭记这一基本事实。

我知道中文里的“危机”一词由两个字组成，一个表示危险，另一个表示机会。这意味着在处于危机之时，人们一方面要看到危险，也要看到机会。如果当前中美关系发生危机，我相信我们能从两国人民中找到“机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交流互动。只要两国加强民间交流，比如到对方国家留学、与对方进行商贸往来，两国人民就将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支柱。尽管当下双方领导层之间的分歧似乎很棘手，我还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最终会占上风。将成为未来领袖的年轻学生和专业人士会拥抱时代赋予的机会，他们了解彼此，懂得为什么要和谐相处、共同合作与互相尊重。

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认为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知道，除了乘风破浪解决当前两国关系中的挑战，他们别无选择。保持相互尊重和理解是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难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