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眼中的毛泽东：有种天意的力量，是个有趣的人物

编者按：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西行漫记》是他的不朽名著，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并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

本文为书中摘选章节，原名《苏维埃“巨头”》。

西北有很多小村庄，但是城镇却不多见。除了共产党创立的工业之外，西北全然就是农业区，不少地方还是半游牧的乡野。骑马登上布满沟壑的山顶，俯瞰葱郁山谷掩映下的保安古城墙，目之所及令人叹为观止。

在秦朝和唐朝，保安这座边防小城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要塞。狭窄的关口两旁，堡垒的残垣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射出火红的光芒。当年蒙古人的征讨大军，就是经由这道关口入侵这座山谷的。

这儿还有一座内城，以前驻扎过部队。一座高大的防御石堡最近刚被红军修缮一新，它环绕着的大约1平方英里范围的地方，便是现在的保安城。

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南京方面与之作战十年之久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他最近冠用的正式头衔，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共产党开始实行“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时，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就不再使用了。

他们已经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电报，正在等着我，并为我在“外交部”里安排了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客人。随着我的到来，保安外侨的人数显著增加。另一个西方人是被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中国红军唯一的外国顾问。关于李德，下文还会提及更多的内容。

我到达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看起来像个林肯式的人物，身材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背有点驼，体态偏瘦，留着又长又浓密的黑发，一双大眼睛，目光如炬，高鼻梁，颧骨饱满。我得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知识分子的面容。但在几天里，我一直没有机会来求证这一点。

再次看到他时正值黄昏时分，毛泽东没戴帽子，走在街上。他一边走，一边同两个青年农民说话，认真地比着手势。我起初没认出他，直到别人提醒，我才知道——虽然南京方面悬赏25万元抓捕他，但他却自在地和其他人一道走在街上。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再写一部书。我跟他交谈了许多个夜晚，广泛谈及各类问题。我也从其他战士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与他谈话后，我写下的访谈记录总计有两万多字。

他谈到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人的经历，以及他为何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红军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问题他全部为我作了解答。他向我讲述了长征的经历，并且给我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古诗。他还讲述了许许多多其他共产党员的故事，有朱德的故事，甚至还有那个背着两只装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铁皮箱，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青年战士的故事。

毛泽东的生平历史充分地展现了整个时代的横截面，是探索中国运动源泉的重要指针。我根据他讲述的情况，将他个人历史中极为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在这里，我想说一些主观印象，以及有关他的一些趣事。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不可否认，你会觉得毛泽东的身上有种天意的力量。它并非一种稍纵即逝的力量，而是一种发自本源的笃定的力量。

你又会觉得他身上生长着的那种不同凡响的特质，都是因为他深刻洞察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需求，并竭力为他们发声。如果他们的这些“需求”以及促使他们前进的运动，能够推动中国的复兴，那么从历史的纵深处看，毛泽东或将成为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

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之外，他个人也是个有趣的人物。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中国人所熟知，但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因而关于他的种种传奇逸事不断。据说我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着“大难不死”的名声。南京曾经隔三岔五地宣告他的死讯，但几天之后，关于他的消息又见诸报端，而且依旧活跃一如往常。国民党也曾经多次官方宣布“击毙”并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了自诩能感应的传教士们的证实。尽管这两位著名人物一再传来死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创下惊人的壮举，其中就包括长征。

就在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新闻界又一次盛传着毛泽东的死讯，但我却见到他安然无恙地活着。不过，人们说他大难不死，还是颇有根据的。他经历了那么多次战争，仅有一次被敌军俘获，并得以逃脱，缉拿他的首级的悬赏，是全世界最高的，尽管如此，这些年里，他竟从未受过一次伤。

一天晚上，我偶然到他屋里，碰到他正在接受一位红军外科医生的全身体检。这位医生曾经在欧洲学医，精通医术。体检结果是，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他从未像某些道听途说的旅行家谣传的那样得过肺病或者其他“不治之症”。他的肺部非常健康，虽然他没完没了地吸烟，这点和大多数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李德亲自进行了植物学研究，他们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叶子，想找到烟叶的替代品。

毛泽东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原是一名小学教师，现在也在共产党内做组织工作，但幸运之神对她可不及对她丈夫眷顾得多。她身上有10多处伤，都是飞机炸弹炸伤的，所幸都是些皮外伤。就在我离开保安之前，毛泽东夫妇又生了一个女儿。毛泽东另外的两个孩子是他的前妻杨开慧生的。杨开慧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一位教授的女儿，1930年在长沙被湖南军阀何键下令杀害。

毛泽东与贺子珍

1936年，我与毛泽东初次见面，他时年43岁。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代表着当时生活在苏区 的约900万民众。写到此处，容我附上一些数据。

根据毛泽东的估计，1934年中央苏维埃政府直接管辖的各区人口最多时达到以下数据：江西苏区300万，鄂豫皖苏区200万，湘鄂赣苏区100万，湘赣苏区100万，闽浙苏区100万，湘鄂苏区100万，总共900万。然而有些统计数据是这个数据的近10倍，令人吃惊，那显然是根据报告，把传闻有红军部队或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所有地区的人口都计算在内而得出来的数据。

当我把有人统计的中国苏区人口人数达8000万的数据告诉毛泽东时，他哈哈大笑着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么大的地盘，那么革命就该胜利啰。不过，在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人口有好几百万是肯定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他几乎是所有组织的委员——例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等。他的实际影响力通过他在政治局的领导地位发挥作用，因为政治局拥有党政军政策的决定权。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敬重他，但在保安，没有个人崇拜的做法。我遇到的中国共产党员，没有谁嘴里总在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也从未听说过有人将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人民”画等号。不过，我从未遇到过不喜欢“主席”或者不敬仰“主席”的人——人们都用“主席”来称呼他。在这场革命中，他本人显然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和率真，富有幽默感，时常露出质朴的笑容，尤其是谈到自己以及苏维埃的不足时——但是这种质朴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的信念。他说话直率，生活朴素，有些人可能会以为他有点粗鲁。然而，他的身上综合着奇异的特质——纯真质朴，机智敏锐，洞悉世事。

我想，我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天资过人——大抵是不错的。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博览群书，在哲学和历史方面造诣很深。他擅长演讲，记忆力超常，且专心致志。他的写作功底深厚，虽然毫不在意生活琐事和外形，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精益求精。他有着无穷的精力，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有趣的是，甚至连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当下最富有才干的政治家。

红军正在保安修建新房，不过我在那里的时候，居住条件非常简陋。毛泽东夫妇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萧然，设施简单，墙上只挂了地图。比这更差的，他也经历过。不过，身为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见识过好日子。毛泽东夫妇的奢侈品基本上也就一顶蚊帐（和周恩来一样）。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和普通红军战士完全一样。

他做了十年红军领导人，曾无数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但他自己的个人的财产只不过一卷铺盖，一些随身衣物——其中有两套还是棉布军装。他既是主席，也是红军指挥员，但他所佩戴的两条红领章也和普通红军战士的一样。

有几次，我曾同毛泽东一起参加村民和红军学员的大会，还去过红色剧院。他随意地坐在观众中间，自得其乐。有一次，我们在抗日剧社看戏，在幕间休息的时候，群众要求毛泽东和林彪表演二重唱。林彪，28岁的红军大学的校长，曾经是蒋介石的军官学校的学员。林彪涨红了脸，就像小学生一般。他讲了几句很文雅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歌，成功地躲开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和大家一样，不过他是湖南人，所以有南方人的“爱吃辣”的习惯。他甚至吃馒头都要辣椒。但除了这个爱好，他在饮食方面也没什么讲究。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表“革命者爱吃辣”的观点。他首先举出他的家乡湖南，众所周知那里出了许多革命家。接着，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支持他的说法。不过，后来有人说，意大利人也爱吃红辣椒和大蒜，以此来反驳他的观点，他只好笑着认输。还有，“赤匪”自己的歌曲中，有一首最为有趣，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不满自己没有意义的蔬菜身份，总是等着自己被人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自我满足、软弱无能，最后领导了一场蔬菜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喜爱的歌。 

他丝毫没有妄自尊大，但有着强烈的自尊，还有一种在必要时刻做出理智决断的魄力。我自己虽从未见过他生气，不过我听人说，有几次，他曾经大发雷霆，令人生畏。在这种时候，他的抨击和怒骂据说是既深刻又致命的。

他对当前的世界政治局势了如指掌。即使是在长征途中，红军都一直通过无线电收听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也出版自己的报纸。毛泽东通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状况也有着切实的了解。他对英国工党格外感兴趣，热心地向我询问工党目前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很快我就回答不上来了。在英国，工人有权参政，却依然没有建立工人自己的政府，他好像很难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对此的回答恐怕也很难令他满意。而对于麦克唐纳，他表现出极度的轻蔑，说麦克唐纳就是个“汉奸”——英国人民的大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认为罗斯福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可以与他展开合作。他问了大量有关罗斯福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从他提出的问题来看，他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这些政策的实施目标。他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不过是招摇撞骗，但相比之下，墨索里尼高明得多，是个权谋家，懂历史；而希特勒，缺乏魄力，只不过是反动资本家的傀儡。

毛泽东还看过不少有关印度的书，对印度也有一些认识。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如果不开展土地革命，印度永远无法实现独立。他还问到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还有我知道的其他印度领导人的情况。美国黑人问题，他也了解一些，将美国的黑人和印第安人遭受的种族歧视与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类比。后来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背景上存在着某些巨大差异，这让他很感兴趣。

毛泽东对哲学很有研究。那段时间，我每晚去采访他，问他关于共产党党史的问题。一次，一位客人给他带了几本哲学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延期再谈。他集中三四夜的时间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此期间，他似乎忘掉了其他的一切。他的阅读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还读过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想知道毛泽东在对武力、暴力和“必要的杀戮”等问题上的看法。他年轻时，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最初是从哲学问题开始的。尽管他是农民出身，但他自己年轻时并未受过地主的太多压迫，许多共产党员也是如此。此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根据我的推断，对他来说，阶级仇恨更多的是他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并非出自本能的冲动。

他的内心没有多少宗教情感。他基本上是个人文主义者；他认定人类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在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他总体上发挥着一种制衡的影响。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熬夜工作，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他仿佛有一副铁打的身躯。他说这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吃过苦的缘故，在父亲的田里干过繁重的农活，学生时代受过严酷的锻炼。那时，他与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类似于斯巴达俱乐部的组织。他们常常饿着肚子到华南的山林中做长距离徒步，寒冬腊月去游泳，雨雪中光着膀子，以此来磨炼意志力。他们冥冥中感知到，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具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强大意志力。

有一回，毛泽东用了一整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一路上干农活，以此来维持生活开销，有时候甚至沿街行乞。还有一回，他一连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的豆子，喝点水——这也是一种“锻炼”肠胃的作法。他年轻时的这次农村之旅中结下的友情，后来对他却有极大的价值，在大约十年后，他着手把湖南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成著名的农民协会。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农民协会成为苏维埃最初的基地。

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牺牲的同志时，或者回忆起在他年少时期，湖南因饥荒而引发的那次谷米暴动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在那次暴动中，几名饥饿的农民到衙门要求开仓放粮，却因此被砍了头。有一名战士还告诉我，他亲眼看到毛主席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在前线受伤的一位战士穿上。他们还说，红军战士没有鞋穿时，主席也不愿意穿鞋。

不过我比较怀疑，他能否赢得中国知识精英的敬仰，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卓越的思想，而是因为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农民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或许会嫌他不够绅士吧。有一天我和毛泽东正说着话，看见他心不在焉地解开了裤带，摸索着某种附着在衣物上的寄生物——说实在的，哪怕巴莱托生活在同样的环境，恐怕也非得亲自摸索一番不可。但我可以肯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脱掉裤子——有一次我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却真的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极其闷热。毛泽东躺在床上，脱下长裤，对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认真研究了20多分钟——只有林彪偶尔问话，向他询问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全都知道。他随意的生活习惯和完全不在乎个人仪表这一点十分吻合，尽管他完全有可能将自己打扮得像巧克力糖果盒上的将军，或是《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的模样。

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除了有几个星期生病之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是步行走完全程。只要向国民党“叛变”，他就可以飞黄腾达，对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这十年来，这些共产党员忠于主义，坚定执着，你若不知道中国反叛者被“银弹”收买的历史，是无法充分理解这种坚定的信念的。

我有机会对毛泽东的许多论断逐一进行验证，结果常常发现他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相对温和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相比显得有趣多了。无论是对我的记述还是拍照，他从来不进行检查。对于这种善意，我心存感激。他尽力帮助我，希望我能搜集到材料，能够真实地反映苏区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