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病房里的悲喜冷暖：在这里，学着面对死亡

下午1点40分，徐薇从昏睡中醒来，给留在老家的女儿打视频电话。她突然拿得动手机，说话也变得有力。“果果”，她叫着女儿的小名，听她隔着两千公里传过来的稚嫩童声：“我在拖地呢。”徐薇的回话渐渐变成没有意义的嗯嗯啊啊，没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然而两岁的女儿依然很高兴，她总算见到了妈妈。

但果果不知道，妈妈剩下的时间已不足24小时。未来，她将被迫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学着面对死亡。医生成文武记得，第一次见到失去亲人的孩子是1989年，还是实习医生的他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嚎啕大哭，身旁是女孩刚刚过世的母亲，40岁。

那一幕让他震撼。

“如何让孩子学会面对死亡，是一个重要的话题。”1999年，成文武去香港参观基层医院，他看到了当地设立的“临终关怀”宁养关怀小组。小组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失去双亲的孩子做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正确认识死亡，“这是我们现在仍然缺乏的生死教育。”

综合治疗科为病人们办活动的照片

和孩子通完视频电话，徐薇的意识开始昏迷，但身体仍然感觉到痛苦，不间断的在病房发出呻吟。同病房能走动的病人和家属都走到门外，徐薇的家人不断出门道歉。

门外站着的是一对老两口，丈夫是肿瘤患者，实在不忍心继续听下去，便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晚饭点到了，妻子从外面端来饭菜，两人拎了三个板凳，在走廊里将就了一顿。妻子时不时走进病房看看，出来时，她脸色阴沉着对丈夫摇了摇头，“这姑娘估计不行了。”

第二天7点30分，来查房的科室主任成文武站在26号床前，看着已经不再呻吟的徐薇、不再流泪的家属，他没更多说什么，对着家属点点头离开了。

8点整，徐薇的心电图彻底成为直线。护士从心电监测仪上拉出图纸，递给徐薇的父亲确认。一家六口全数守在徐薇床边，病房的隔音门关着，走廊里没有人听到哭声。38分钟之后，门开了，徐薇的哥哥扶着浑身瘫软的母亲走出病房，坐在转角休息室。

随即，25病区听到了这天的第一声嚎哭：“告诉我女儿还活着……”

9点39分，徐薇被装上太平车。太平车经过的时候，走廊上的护士依然奔忙，零星的家属照常结账，灌水，没有躲避，也没有回头。

当亲人的生命走向终结

床位医生刘明辉没有敢跟徐薇谈过病情，过去的一周，他时常把徐薇的亲人叫到办公室里间的值班房。有时只叫父亲和婆婆，有时把六个家属全叫上。

对徐薇的家人来说，接受事实并不容易。“他爸爸一直咬着要做化疗，说‘总要搏一搏，死了也认了’”刘明辉叹了口气，“我能理解的，毕竟女儿还年轻。”

“化疗？先把命保住！”在综合治疗科，这是一个太常见的悖论。病人急于要抑制肿瘤的破坏力，但身体又不足以支持治疗，有时医生甚至争取不到为病人调理身体的时间，比如徐薇。更多的病人游走在生与死之间，既不能做放化疗，又眼见着肿瘤缓慢地侵蚀身体，虚弱无力的焦虑都聚集在家属身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成医生，我们能化疗了吗？”

跟家属解释“还不能做化疗”，于成文武几乎是家常便饭，多的时候，车轱辘话一天可能得说上几回。一次在给病人反复解说时，成文武踮起脚尖，用上海话提高了分贝：“就像你发着40度的高烧，我能让你去雨里跑马拉松吗？”

对徐薇的父亲，成文武也印象深刻：“从入院的那一天开始我预感到患者预后极差，于是我每天都跟她爸爸妈妈说，要准备后事。现在不是谈论化疗的时候，是要实现她最后愿望的时候。”

走廊墙壁上贴着医护人员关怀病人的照片

成文武见过了太多的无奈。他努力劝慰家属们，把无奈转化成“做点什么。”

他至今记得多年前有一位乳腺癌晚期患者，预计存活时间一个月。“我有的是钱，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病人的丈夫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你给我把她救活！”成文武费尽口舌，努力把那个丈夫从“有钱就能治”的思维中拽出来。

整整45天，每天3小时，这是成文武近30年职业生涯中，“谈话”的最高纪录。45天之后，丈夫终于接受了事实，决定叫回在国外读书的女儿，作最后的告别。

徐薇没有给家人留下太多时间，但他们也必须接受现实。

眼见徐薇的病情迅速恶化，哥哥和父亲走出病房，低声问护工阿姨在哪里买寿衣。阿姨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配着手势，在空中比划着地图。

买回寿衣之后，徐薇的父亲不断地说话，讲他前半生的往事，谈孩子的情史，甚至提到自己爱玩魔方，最高复原纪录1分30秒。滔滔不绝的父亲别过脸去不看身旁落泪的妻子，只是不断地递着纸巾。

然而，谈及两岁的外孙女，徐薇的父亲再无法掩饰自己的伤心：“有苗就能长成小树，可是还要二十年”，他一字一句地说，“二十年之后，她才能长得跟她妈妈一样漂亮啊。”

当晚——也就是最后一夜，仅靠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维持生命的徐薇隔一阵就会呻吟一会儿，又哭又笑的声音穿过病房厚厚的隔音门，在十米开外的护士台依然清晰。所有的病人与陪床家属都沉默着，没有人出来说什么。

她的丈夫来到护士台前，希望给徐薇开一些药物减缓疼痛。护士抬起头说：“她的低压只有25，你们要想好，用了安定可能一下子就没了。”六个家人在走廊尽头轻声讨论着，挣扎再三，他们依旧决定维持现状，希望徐薇多撑一会儿。

走廊上的医生

在主张减轻病人痛苦的综合治疗科，医生和护士仍然会首先尊重家属的要求，尤其在病人失去意识时。科主任成文武时常跟媒体讲起，多年前有个前列腺癌患者全身转移，腹水、褥疮、骨转移疼痛折磨着那个老人。在最后的24小时里，病人已经神志不清深昏迷，成文武本可以用安定药物减轻他身体上的疼痛，但也会增加病人突然离世的风险。

病人在国外做医生的女儿断然拒绝，她只希望尽可能延长父亲的生命：“他多活1分钟我心里安慰1分钟。”对于病人家属的这种想法，成文武也很无奈：“平时不想着尽孝，现在想起来了。最后病人痛苦了三十多小时才过去。”

在其他科室当了三四年护工的高阿姨刚到综合治疗科，她真实地体会到这里和肿瘤医院其他病房的不同。综合治疗科病人病情更重，存活时间不长，常常全家齐上阵，24小时不间断看护。而在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缠绵病榻十几年，家人每天都要给病人擦洗身体，漫长的病期常常耗尽了家人的耐心，病人的死亡往往更能被接受。

久病床前无孝子，照顾各种病人也让高阿姨见惯了各种因病造成的家庭矛盾、各式各样的争吵：谁来照顾老人、怎么照顾、医药费怎么负担……

医生查房

这样的手忙脚乱在综合治疗科并不常见，这里主要收治治愈希望渺茫的癌症晚期患者，它们的离世多数伴随着消耗性的器官衰竭，过程平缓且可以预见。

但对病人来说，接受这种缓慢的过程并不容易。两年前的一个傍晚，综合治疗科送来一位消化道癌晚期患者，成文武见了一面。第二天一早查房前，护士们便告诉成文武——病人已经去世，原因是积液填压心脏。

病人身体右侧有大量积水，自知不能向左睡，却在清晨醒来时猛一翻身，身体右侧的积水在一分钟内便填压了心脏。成文武说，猛一翻身是医学上的大忌，任何一个长期与恶性肿瘤作斗争的病人都不会不知道，“我猜测，那是他自己做了了断。”

早晨七点半，医生在听护士交接班

对病人来说，畏惧死亡是一种正常的情绪，但作为医生，成文武一直试图让病人直面死亡。在姑息治疗科（后改名综合治疗科）成立的2006年，隔壁化疗科等科室门诊门庭若市，成文武的门诊却几乎无人问津——相比于拥抱死亡，人们更希望通过积极治疗延续生命。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开始能够正视死亡，也开始在死亡来临前尽量降低自己的痛苦。“特别是那些经历了长期治疗的病人和家属，他们变得越来越开明，变得愿意面对疾病和死亡。”

现在每周三，成文武都会在1号门诊楼接待专家门诊挂号的病人，相比从前的门可罗雀，现在病人多的时候，成文武甚至不能和常来复诊的老病人多拉几句家常。这天，第一位病人一进门，成文武便大叫：“是你呀！”这是一位两年前被治愈的乳腺癌患者，她的定期检查时间到了。“当时来的时候两个乳房已经烂得发臭了，别的科室全都不要，结果我治着治着竟然也治好了”。

谈起这些，成文武的语气并没有多大的起伏，不同于外科医生的“神灵活现”，“治愈”，是这个日常收治肿瘤晚期患者的科室少有的奇迹。然而“治愈”固然值得欢欣，“安宁”才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