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类的明天》作者迪翁：改变未来，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生态危机、食品安全问题、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开发、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这些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面对当今社会这些显而易见的深刻危机，人类可以做出怎样的选择？

法国社会活动家席里尔·迪翁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和导演，在看到《世界报》上的一篇危机报道后，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未来的孩子们将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地球还能承受人类的消耗多久？四十年后的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他迫不及待向周围人传达这一焦虑，可人们已经接收过太多坏消息了，对这些危机变得麻木。

他告诉自己：“传播灾难性的消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去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席里尔·迪翁找到了当时正怀孕的法国知名演员梅拉妮·罗兰，是的没错，就是那位在昆汀的电影《无耻混蛋》中担任女主演的梅拉妮，他们一起发动众筹，募集资金，组了一个6人团队，开始踏上了寻找明天生活答案的旅途。

他们走访了10个国家，探寻那些正在创造、践行创新生活的人们，他们在面对不安全的食品、受污染的环境、无尽的消费重压、教育困境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种全新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席里尔·迪翁将这些故事汇集，聚成了充满希望的明日生活图景——纪录片《人类的明天》。

《人类的明天》不强调灾难，而是强调解决问题的办法，告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的真相，以此重燃希望，唤起大家为了更好生活而行动的热情。

而这份对于焦虑生活和糟糕世界的答案无疑是成功的。仅在法国本土，《人类的明天》就吸引了超百万人走进影院观看，还斩获了法国“凯撒奖”。截至目前，已经有30个国家引进该片，所到之处都大受好评，每场放映结束，全场观众皆起立鼓掌。这位导演、作家，将这一旅途的所见所闻所想，凝结成了同名书籍《人类的明天》，中文版现已上市。9月19日，席里尔·迪翁来到上海西西弗书店，与读者们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并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对话】

不想拍一部生态恐怖片吓唬大家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下你了解到的地球生态现状？

迪翁：如果把地球史按比例缩至24 小时，那么人类就只存在了短短2分钟。而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不到1毫秒。但就是在这微乎其微的1毫秒中：塑料垃圾在太平洋聚起触目惊心的“第七大陆”；半数野生物种灭绝；大都市像八爪鱼一样扩张，人与自己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疏远、决裂，越来越孤独；如果所有人都想过美国人那样的生活，那我们需要7个地球，灭亡，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澎湃新闻：关于环境危机、未来学说的话题已经汗牛充栋，在拍摄前期，你是如何确定方向的？

迪翁：关于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物种消失的新闻大家已经屡见不鲜，而我也不想拍一部“恐怖片”来恐吓大家，因为这于事无补。大家一边讨论着这么宏大的话题，一边却一成不变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也许给大家讲述一个好故事，是一个好办法。

在世界各地，一些怀揣着创新概念的人们已经行动起来，致力于创造新的未来途径。我们可以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存在的，一些前所未有的主张正在五洲四海诞生。虽然它们施行的范围很小，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引导一场真正的社会转型。我想把这种情况展现给大家。

从食品安全开始讲起

澎湃新闻：筹备团队的过程是怎样的？

迪翁：2011年我认识了梅拉妮·罗兰，我们一起参观了一座美好的永续农业庄园，成为了朋友。2013年我开始想筹拍这部纪录片，在对几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彻底失望后，我找到了她，她马上接受了我的提议，并推掉了其他报酬更多、更有利于发展的邀约。1年后经过大量的筹备工作和在留尼旺岛的第一次试拍，我们发起了一项众筹，两个月后，我们已经有了45万欧元可供支配，探险终于开始，感谢这些资助者，我们才得深入走访法国、丹麦、芬兰、比利时、印度、英国、美国、瑞士、瑞典、冰岛10个国家，会见了正在为新世界打下基础的50多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和政界人士。

澎湃新闻：你从哪几个领域去呈现这个庞大的话题？

迪翁：首先是食物，安全是我们第一个会关心的问题，除了购买更贵的食品，还能做什么？由食物联系到农业，而农业生态需要大量的能源，接着我就想探讨石油能源问题，如果没有石油了我们用什么？什么样的住宅区和房子才能保证适宜的生活？旧金山的垃圾海洋都去了哪里？能源的使用，碳排放量标准又关乎着经济体系。在经济改革上，我们团队也看到了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在民主和教育体系中都有相关改革运动。所以在我的电影和书中，我从食物、能源、经济、社会结构、教育这几大块去呈现一些可以给人启发的思路和方法。

澎湃新闻：你开篇提到了“绿色底特律”这个组织，农业拯救了一座废墟之城。能否说一说生态农业和城市的关系？

迪翁：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生态农业并不是回到传统农业，它不是从高生产率系统和高石化投入系统到低生产率系统的转变。我们采访了联合国2008-2014年研究食物权的特派记者奥利维耶·德舒特，就现在围绕农业的主流言论做了分析。如今追求每公顷生产率最大化的农业、石化产品大量投入和大规模灌溉，这种农业已经成为工业化地区的首要模式，但这条道路是非常成问题的，在我的电影和书中都有详细说明，所以找到一个城市中的生态农业样本很重要。

老牌汽车城市美国底特律，常住人口从1950年代的200万掉到了今天的70万，城市衰败后居民几乎找不到新鲜食物，购买力直线下降，超市关门大吉，人们不得不靠“垃圾食品”度日。由此，“绿色底特律”组织在城市里建起了菜园子，在此过程中，不仅让农业生产回归了本土，也通过劳动和授课重建了社区。现在底特律大约有1600座菜园和农场，其中1400座由志愿者耕种和维护。他们期望10年后，本地产品的比例能够达到51%。

“土地工程都市农场”的肖恩对我说过一段话：“在底特律，就像发出政治独立宣言一样，我们决定重新夺回土地，自己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问题不仅仅是让食物变得充裕，我们还要夺回主宰食物、主宰政治和社会系统的权力，我们要变得坚韧、自立。”

西方国家更要担负责任

澎湃新闻：在经济领域有哪些创新的范本？

迪翁：瑞士的WIR银行——6万家中小型企业创建了他们自己的银行，一种没有利息的货币，企业家可以在他们的群体内互相交换使用，以支持各自的经营活动，WIR与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好相反，每次经济危机都有数百家中小型企业得益于它生存下来，如今它们的货币总量接近10亿瑞士法郎。WIR不是一种替代瑞士法郎的系统，而是一种辅助。

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辅助货币，这种货币更出名，其受益群体由地理界定：地方货币。我在电影和书中选择了位于伦敦西部的一座城市——布里斯托，发行地方货币能够支持地区企业，阻碍工业向国外迁徙，还能减少供给链，在生产商、分销商和消费者之间创建更便捷的通道，也限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让经济更有韧性。

我问“布里斯托英镑”组织的灵魂人物希亚朗·穆迪，是什么原因让他投身地方货币运动中，他的回答让人非常信服，他的专业是生态学和农学，在研究中总是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土地越来越贫瘠、鱼类逐渐灭绝、树木被滥砍滥伐的原因，就是经济。大部分人意识不到经济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所能带来的影响。小块小块切割大自然，杀害数千物种，为的却是让人们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所以他把精力集中到一个会有真正影响的主题上：商业和经济。

澎湃新闻：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如今提倡控制碳排放量，降低消费，对于发达中国家或更贫困的国家是否不公平？

迪翁：西方国家更有责任去维护整个平衡，我们享受到了这种模式，也是我们把消费主义传播到了全世界，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贫困落后的国家，解决饥饿、医疗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必须先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是唯一的方法。只有我们行动起来了，才有可能影响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我在电影和书中呈现的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发展可以是与众不同的。当然每个国家、地区有自己特殊的情况，不可能照搬某一个案例和模式。个人可以选择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消费可以影响商业，商业可以影响政治。日常的点滴就可以改变理念，构建一种新的文化，我们要在文化战中取得胜利，从而推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