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陈雨星：重构散落在欧洲各地的中国塔和“东方图景”

编者按：英国著名的邱园里有一座建于1762年的中国宝塔，这是激发陈雨星的“东方图景”艺术项目的开端。2021年，陈雨星作为一名影像创作者来到英国求学，通过社交媒体得知邱园里坐落一座中国宝塔，但是当她真正站在宝塔面前的时候，下意识的反应是疑惑和不解：砖红色宝塔的每一个檐角上装饰着西方人眼中极具东方神话的象征的木雕彩龙，远看是塔，近看像是西方人花园里的中国风味的调制品。她的这种疑惑和不解，与她创作出的图像所带给公众视觉上和心理上的感受，却唤起观者一种遥远的亲切感，由此牵引出东方和西方社会文化、艺术碰撞中所隐含的复杂性。

邱园塔。©陈雨星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使用了在英国读书期间所学的研究型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作品，有着规范严谨的文本做基础，这一点正成为在海外学习的中国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澎湃新闻不是专业类摄影媒体，突然放在大众层面，有时候它可能会显得过于学术化，会造成对相关领域专业知识或者信息缺乏的观众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阅读压力，所以，你能否用一句话来，简明扼要地阐述你的作品。

陈雨星：“东方图景”主要将镜头对准了17-18世纪英国人所建造的中国风建筑，同时收集西方人所创造和制作的关于东方的物品。

澎湃新闻： 确实，这批“东方图景”的作品通过你的视觉表达，使得中国文化符号之一的“宝塔”在视觉构成中，直接甚至可以说突兀地矗立在那里，观者的视线不得不被限制框定在其中，进入到你设置的情景之中，东方古国CHINA的意向变得强烈直接，但因对“宝塔”的处理方式，又有点苍白和脆弱。请问，你怎么会想到使用这种表现形式，后续还会发展下去吗？

陈雨星：1839年摄影术发明之前，西方人用文字、绘画和印刷品来表现中国人。这些表现以不同的方式来自于他们与中国人接触的种类和数量，通过他们的阅读和听到的内容。即使没有直接接触，西方人也从通过礼物交换和贸易的方式，带回欧洲的贵重物品和工艺品中形成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

早期在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在选择拍摄对象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镜头对准宏伟的建筑物上，例如，佛教寺庙和宝塔，这些宝塔形象和传教士描绘的南京瓷器塔非常相似。在这个背景下，图像用来传播异国情调，被拍摄下来的东方影像也被不断地观看与想象。摄影在道德上的弱点在于它倾向于使人迷恋被视为外国的、异国的、外来的他者。面对种族、文化或性的差异，摄影的偷窥癖变得更加严重。偏见和欲望、恐惧和快乐经常被投射到 “差异主体 ”身上，将他们变成异己和反常的对象，但他们的身份却提供了反常的刺激。在本项目中，我面临的挑战关乎于我使用摄影这一视觉语言去拍摄西方人所建造的东方图景，这一最吸引我且“政治不正确”的景观，镜头下被观察和观察的对象角色发生了转换，当镜头对准我陌生的风景的时候，这些东方图景便成为了我的观察主体，生产出的图像也是对我身为创作者而言充满刺激性的。

当选择影像为创作媒介的时候，我担心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强这些建筑物上西方对于东方的文化凝视。这种担忧和顾虑来源于摄影师的身份，于是，我主动选择将摄影中的主体物剔除，并且重新改编了画面。我拍摄了全英国各地的中国风建筑，并决定黑白作为最后的基调。对我而言，使用黑白而非彩色这种方式或许可以让作品处于一种想象化和重新想象的状态。当观看作品时候，我更希望在作品产生的语境背后，每一个人便成为了想象中国风建筑的主体，成为了参与图像在传播和观看过程中真实与虚构的一部分。

档案-南京城版画。©陈雨星

档案-邱园明信片。©陈雨星

档案-邱园明信片邮票。©陈雨星

档案-香烟卡片。©陈雨星

中餐外卖盒。©陈雨星

澎湃新闻：西方在17、18世纪，对于东方有着神秘的想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先后来到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然后将所了解到的东西再带回他们的国家和人民，我相信，我们有一些读者已经注意到甚至去过英国的园林——邱园，和英国人在建造规划设计中使用了东方文化的符号——宝塔，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邱园，以及邱园对于你创作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国家或者地区存在的“东方图景”，是你热切地希望亲历并拍摄下来的。

陈雨星：邱园是位于伦敦西南部的皇家植物园，是由1759年乔治三世的母亲奥古斯塔公建立的，收集着来自全球各地充满异域风情的奇花异草。目前，邱园是世界上植物样本最丰富的植物园，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现在的邱园收录了接近八百五十万件植物标本，代表了地球上98%的植物属的种类。在大英帝国殖民时期，英国人会在全球各地雇佣植物猎人，把一些活体植物运回英国。植物不仅装饰了英国上流社会极具异域风情的花园，同时也作为了经济资源为大英帝国积攒了财富。邱园的一部分历史绕不开殖民主义，贸易和帝国扩张，一些不平等的叙事隐藏在一个为全球植物收藏做出卓越贡献的植物园背后。

邱园的宝塔是我的这一项目的开端，是我开始调查的第一个在西方人所建造的中国风建筑。起因是2021年，我作为一名影像创作者来到英国求学，第一次独自开启在异国他乡的过程，一切对我而言都非常陌生。我不由自主地会将注意力放在我熟悉的事物上，这些事物关联到我之前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例如，食物以及建筑。在第一次去邱园之前，我通过社交媒体得知邱园里坐落了一座中国宝塔。但是，当我真正地看到宝塔的时候，下意识的反应是疑惑和不解。因为在我这个生长于中国的东方人眼里看来，邱园宝塔的制式还有细节是非“正统”的，远看是塔，近看像是在西方人花园里的中国风味的调制品，砖红色宝塔的每一个檐角上装饰着西方人眼中极具东方神话的象征的木雕彩龙。当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会面对西方人建造的宝塔下意识地会觉得是拙劣仿造？这座中国塔对于我而言理应是熟悉的，而为什么对于当时的我也是一种文化冲击？

档案-南京城版画。©陈雨星

档案-南京古城地图。©陈雨星

邱园的宝塔是由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于18世纪设计的，于1762年完成，是送给奥古斯特公主的礼物。钱伯斯曾两次访问中国，他从在中国所看到的建筑中获得了灵感。但是，威廉·钱伯斯从未到过南京，也从未真正看到过南京瓷器塔，他对邱园宝塔的设计受到了他看到的著名的南京瓷器塔的印刷品的影响。不过，威廉·钱伯斯在建造邱园宝塔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塔的层数。邱园的宝塔层数并不符合中国宝塔层数均为阳数(奇数)的传统。实际上，南京瓷器塔的层数为9层，而邱园宝塔有10层。南京瓷塔在欧洲的版画和书本插图上就有9级和10级两种版本，可以推测他很有可能依照了约翰·尼霍夫[1]游记上有关中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图画进行了想象和再造。或许，钱伯斯受到了图像的误导所致了这个错误，体现在前摄影时代人们如何通过印刷品图像以及文字想象一个遥远的国度。

在17世纪下半叶，不光是在英国，欧洲的社会被对东方设计和所有中国事物的狂热所笼罩，并且逐步形成一种风潮—中国风（Chinoiserie）。这股热潮在十八世纪的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席卷欧洲，影响到建筑、绘画、家具设计和室内装饰。在欧洲各大皇室和贵族的花园中陆续都出现了亭、榭、塔、桥等中国式的建筑。据目前的“东方图景”的项目研究，现存的中国风建筑遍布于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波兰，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根据今年的创作计划，我将拍摄在法国和德国以南京瓷器塔为原型的两座宝塔。这些中国风建筑基本都存在于西方上流阶级的庄园，公共交通很难抵达这些庄园，它们都坐落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并且有几个庄园的占地面积非常大，每一次的探访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当你进入他们的庄园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精心布置的场景，欣赏到细心呵护的植物。大多数的中国风建筑都在庄园的角落，需要你穿过他们精美的花园找到它们。每一次切身看到这些建筑的时候，我每每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异类，都会涌上很多复杂的情绪。

维多利亚公园中国茶屋。©陈雨星

克莱夫顿庄园中国亭。©陈雨星

斯卡伯勒中国公园。©陈雨星

勒斯庄园中国茶屋。©陈雨星

舒格伯勒庄园中国茶屋。©陈雨星

奥尔顿中国塔喷泉。©陈雨星

斯卡伯勒中国公园。©陈雨星

比达尔夫中国花园。©陈雨星

澎湃新闻：在你呈现的“东⽅图景”这一作品中，使用到瓷器、铜版画、邮票、书籍甚至还有中餐外卖包装盒，等等元素，丰富并帮助了观众更快地去理解作品，虽然你的作品第一眼的观看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有一种遥远的亲切感，就我而言，反而更加愿意接近并了解它，我想知道，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或者说你的英国朋友，他们有怎样的观感？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

陈雨星：当时在学校毕业展分享会分享作品的时候，我问台下的观众有多少人去过邱园并且知道园中有一座中国宝塔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人举手，但是只有一位亚洲女生知道邱园的宝塔在层数上的错误。西方人在视觉上已经习惯了如何用惯有印象刻板地表现中国，当看到红色、镂空的拱桥，并且向上飞起的屋檐抑或是圆形的窗，他们下意识地会觉得那就是中国的代表。所以，在当时中国风风靡的时期，随着南京瓷器塔印刷品的传播，西方人会在各种装饰语言中加入宝塔的元素这也不奇怪了。

在早期的版画，由于画师的不同，他们会通过想象来对南京瓷塔进行微调。当我给英国同学分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宝塔插图的时候，他们指出插图中的宝塔形状很像教堂的尖顶。这让我不得不联想到了基歇尔的身份——传教士。这属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碰撞，因为基歇尔从未到过亚洲，但是他还可以凭借想象绘制出中国宝塔的样子。

盘中瓷器塔。©陈雨星

英国制造。©陈雨星

被消除的东方图景。©陈雨星

这些中国风的餐盘基本都是在中国风时期，英国人设计的。其中这些瓷盘最出名的就是“willow pattern”柳树纹样，同时期英国人也绘制出了很多东方场景作为图样使用在这些瓷盘上，其中就有关联宝塔。这些使用在餐盘上的东方纹样诞生于西方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和制作过程，并且大量生产投入市场。到如今这些纹样的餐盘还在继续生产，出现在英国乃至欧洲家庭的餐桌上。我曾经和一位在英国长大的华裔讲述了这段历史后，她给我发了一张在英国小镇咖啡店拍摄的照片，咖啡店正是使用的柳树纹样蓝白牛奶壶并和我说，原来这些盘子在各个角落，她却没有了异乡人的视角去发现，更多的是不自觉地接受。

这些餐盘上的图样作为视觉文化的一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广大社会群体和阶层都能接触到的。中国风时期的装饰艺术是社会和历史理想的一个重要指标，比高级艺术更不自觉。它们可以提供大量的潜在意义和价值。我也相信透过关于宝塔图像大量的收集，有可能找到图像或物品形式的内在逻辑，进而可以趋近了解过去西方描述的东方文化在不同的艺术品以及实用品上所编织的讯息。

澎湃新闻：“东方图景”创作的对象是遥远的东方文化在异国发生，满足了17、18世纪的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向往和想象，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的另一端可以说也近在咫尺。随着各国各地的神秘性被不断揭示出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大同”，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同”，有冲突也有融合，有合作也有纷争，作为“东方图景”在当下，你认为这些作品在当代艺术语境下，与现实有怎样的关系？

陈雨星：在全球化的今天，战争、文化、移民等社会挑战也越发的激烈起来。当我作为一名创作者来到英国，地理意义上的坐标系发生了变化，个人对于问题的视角随之而然进入了更开阔的全球化视野。

在前面说到当我第一眼看到邱园宝塔时是充满疑惑和不解的，因为我对这座建筑物的观察无疑是带着点民族主义眼光的。在开始了解这座建筑之前，会自然地对建筑本身产生一些的解读，这受到了我出生以来在国族叙事框架的影响，不由自主地对于挪用的中国风建筑产生情绪。这一点激发了我内心深处对于国族和身份的认同，但目前也可以说这种认同是一种被自尊心和自卑心填补的桎梏。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族裔有着不公平的结构性差异，在我看来是可以被批判并且反思的。

无论是十七世纪还是现在，西方对东方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当下。由于语言的差异，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分歧。“塔”恰恰在这个项目作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着艺术家视角的转变从民族到全球。从而思考“塔”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以及理解西方人在书写文化异类时隐含的知识生产过程。同时，也讨论在英国的中国风建筑中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偏见，对于东方文化的凝视是全方面的，偏见和错误展示在了器物和建筑上并且带来了长远的后果，是东方声音长久缺席的后果下建构的表象。

看不见的中国风景-出版物。©陈雨星

看不见的中国风景-出版物。©陈雨星

看不见的中国风景-出版物。©陈雨星

看不见的中国风景-出版物。©陈雨星

通过邱园宝塔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和调查宝塔图像在西方视觉文化中的衍变与摄影和代表文化挪用之间的关系，我在这个创作中并不是要比谁的文化更好，而是试图放下民族主义心态，去理解异国文化。这种内心的冲突也印证着东西方文化在被互相观看。文化的相互流通及影响是必然、恒久且充满冲突的。我真切希望通过创作可以打破去殖民主义中的文化困境，使观众对于文化话语权保持警惕与思考。

摄影师简介：

陈雨星，1998年⽣于江苏南通，是⼀位使⽤摄影、图像和档案的艺术家，以装置和书籍的形式呈现，⽬前在伦敦⽣活和⼯作。她在伦敦艺术⼤学伦敦传播学院获得了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硕⼠学位。她主要关注的主题包括身份、历史公共问题，最近的研究是在解殖⺠化领域。

[1]：西方国家最早对南京瓷塔有插图和文字记载的是来荷兰东印度使团的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他在1665年期间出版了画册记载了他游历中国时的所见所闻，并且图文并茂地描绘了南京瓷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