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用极致细节记录一战的震撼时刻

“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

（选摘自《八月炮火》第21章）

霞飞虽然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并已向政府做了汇报，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说得并不具体，而法军总司令部则更是沮丧，情绪沉重。每天从各军返回的联络官，都是意气消沉，有一个说，军中在“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总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经安排再撤30英里，迁往塞纳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èine），并于两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来，法国丧失了里尔、瓦朗谢讷、康布雷、阿拉斯（Arras）、亚眠、莫伯日、梅济耶尔（Mézières）、圣康坦、拉昂、苏瓦松等十个城市，丧失了一些煤矿、铁矿、麦区和甜菜区，还丧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9月3日，从克洛维（Clovis）到路易十六每个法国国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的兰斯，作为不设防城市放弃给比洛的军队了，整个法国笼罩着一片乌云。两星期后，德军在从马恩河败退的余怒中，炮轰了这个不设防城市，终于使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卢万图书馆一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成了德国人所作所为的象征。

霞飞仍是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进不误，夜晚10时就寝，从不破例。但在9月3日，他面临着必须执行这个时期以来一直使他显然不安的那个任务。他下定决心，朗勒扎克必须离开。他提出来的理由是朗勒扎克“体力衰退且精神不振”，以及现已众所周知的与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愉快的个人关系”。由于即将反攻，而在这次反攻中，第五集团军将起关键作用，英军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须撤换。尽管朗勒扎克坚定地指挥了吉斯战役，但霞飞坚信在那次战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来了”。此外，朗勒扎克对命令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和挑剔。这虽不足以证明精神状态的低落，却触怒了这位总司令。

霞飞极少个人主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觉地听从了作战处一伙教条主义权威们的意见。一位法国军事评论家曾把这一伙描绘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们是得不到拯救的，谁敢揭露它教义上的谬误，谁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宽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声嚷嚷。战争一开始，朗勒扎克曾正确地指出，低估德军右翼力量将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正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大片法国领土沦于德军铁蹄之下。在沙勒鲁瓦战役中，当受到比洛和豪森两军两面包抄的威胁时，朗勒扎克撤出战斗的决定，拯救了法军左翼，使它免于覆灭。正如冯·豪森将军在战后承认的那样，朗勒扎克此举打乱了以包抄法军左翼为出发点的德军全部作战计划，最后迫使克卢克不得不采取内圈行动，以图席卷第五集团军。至于朗勒扎克的决定撤离，是出于恐惧抑是出于明智，无关紧要，因为恐惧有时就是明智，而且这次的撤离实为今天霞飞所准备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时隔很久，法国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抱歉姿态，授予朗勒扎克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的。但在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惨败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径使自己成了法军总司令部难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军南渡马恩河之日，就成为他被送往泰皮恩悬崖（Tarpeian Rock，古罗马抛掷死刑犯人之处，这里指朗勒扎克将被撤职。——译注）之时。

朗勒扎克的情绪，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确实并不十分稳定可靠。毫无疑问，他跟总司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以及他跟约翰·弗伦奇爵士之间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让他在紧急关头担任集团军司令，是个风险。霞飞认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将到来的进攻失败于万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两天中又撤换了一些人，使他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共撤掉了两个集团军司令、10个军长和38个即占半数的师长。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更优秀的人物，内中包括三位未来的元帅：福煦、贝当和弗朗谢·德斯佩雷。即使说在撤换中不乏有失公允之处，整个军队却得到了改善。

霞飞乘车前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那一天的所在地塞扎讷（Sézanne）。在约定地点，他会晤了第一军军长弗朗谢·德斯佩雷。天气酷热，这位军长见霞飞时，头上裹着浴巾。

“你觉得自己能统率一个集团军吗？”霞飞问道。

“不比谁差。”弗朗谢·德斯佩雷回答说。霞飞只是两眼盯着他，他耸耸肩解释说：“越是往上，越是容易干。幕僚多了，帮手也多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霞飞继续前进。

到了塞扎讷，霞飞单独同朗勒扎克退入一间房间，对他说：“我的朋友，你已精疲力尽，而又下不了决心，你得放弃第五集团军的司令职务了。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当时的情况，照霞飞的说法，朗勒扎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将军，你说得对。”然后他就像如释重负一般。但照朗勒扎克自己的说法，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霞飞提供证据，而霞飞只是一再重复“犹疑不决，下不了决心”，并抱怨他经常对他的命令提“意见”。朗勒扎克反驳说，这不能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因为事实证明，他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当然正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才招致了麻烦。但是显而易见，霞飞听也不听，“面部露出对我极不耐烦的样子，两眼回避我的目光”。朗勒扎克终于放弃了抗争。霞飞走出来的时候，据他的副官说，面露“极度紧张之色”，这在霞飞是罕见的。

这时，弗朗谢·德斯佩雷接到调令。他正在吃饭，刚喝上一大口汤，就站起身来，又喝了一杯酒，披上上衣，赶往塞扎讷。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批军用物资正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交接，他无法通过，于是跳下车来。他那壮健结实的体格、榴弹炮弹般的脑袋、平顶式的头发、炯炯有光的黑眼珠和偏高而富有权威的嗓音，在部队中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他一出现，所有的人马车辆就像着了魔似的给他让路。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形势和他个人情绪的日趋紧张，他在各军之间来回奔波，碰到道路阻塞时，他的办法就是掏出左轮手枪从汽车里向窗外开枪。在英国部队中，他后来以“拼命的弗朗谢”闻名。在他的袍泽们看来，他已从他们所熟知的一位兴高采烈、友好却也严格的司令变成了一个暴君。他变得凶残、专横、冷酷，对幕僚如同对士兵一样，进行恐怖统治。当朗勒扎克在塞扎讷刚把机密卷宗移交给他从而交卸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只听见接电话的埃利·杜瓦塞尔在反复地说着“是，将军；不，将军，”并且越说越激动。

“是谁啊？”弗朗谢·德斯佩雷厉声问道。回答说是第十八军的马斯·德拉特里将军，他坚持他无法执行次日的任务，因为士兵太疲劳了。

“让我来接。”这位新上任的司令说，“喂，我是德斯佩雷将军。我已接任第五集团军的司令。你得进军；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这没有什么可以多讨论的。”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9月4日来临了，各地尽管相隔遥远，但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大事临头的前夕有时会出现的一种超感官的预兆。在巴黎，加利埃尼感到这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在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议论的尽是有关预料中的进占巴黎问题。”在布鲁塞尔，已是叶黄枯落的时候，阵阵疾风把落叶吹满街头。人们感到秋意萧索、寒气袭人，如果战火持续一冬，真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公使馆里，休·吉布森发觉德军司令部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已有四天没有捷报了。“我肯定今天一定会发生大事。”

在卢森堡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里，人们的紧张情绪，随着德国历史性的胜利时刻即将来到而达到了顶点。疲惫得不堪忍受的德军将在马恩河完成在萨多瓦（Sadowa，村庄名，现属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州。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此击溃奥军主力。——译注）和色当开始的事业。德皇以胜利者的口吻向一位从柏林来的大臣说：“今天是战争的第35天，我们包围了兰斯，离巴黎只有30英里了……”

在前线，各路德军并不把这场决战看作一场战斗，认为只不过是围歼而已。“重要消息，”第五集团军的一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并愿偿付170亿的赔款。”不过，他还是冷冷地加上了一句：“我们拒绝了停战。”

他们认为敌人已被击败，任何与此相反的迹象都是不受欢迎的。当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接到报告说，在蒂耶里堡附近有一支法军队伍在边撤退边引吭高歌时，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虑，但他却忍住不言，“因为一切有关新行动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除了极少数类此的事例外，德方从未警惕过敌人在准备反攻，或者说在其指挥决策中丝毫感知不到对此有何戒心。不过，事实上是有迹象可寻的，只是活动在敌区的德国情报机关未能搜集上报而已。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情报员来到王储司令部说，整个前沿阵地形势很好，并且说：“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

但有一个人不以为然。毛奇和霞飞不同，他对自己的命运毫无信心，因此他也不会被自信蒙住眼睛，所以他看事物是看实质而不是看假象。在这点上，他跟朗勒扎克相似。9月4日那天，他显得“严肃持重，闷闷不乐”。他对那位刚才与德皇谈话的大臣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说：“我们军队里的马几乎没有一匹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了。”他沉思片刻后接着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胜利。胜利意味着消灭敌人的抵抗力量。当成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胜利者必然有掳获，但我们的俘虏在哪儿呢？在洛林有两万，其他地方合计起来，或许也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再从缴获的大炮数量较少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法军正在做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毛奇道出了一般人所讳言的看法。

是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接到克卢克要横渡马恩河的电报，可是为时过晚，已无法制止。克卢克就这样把侧翼暴露在巴黎袭击之下，使毛奇焦虑不安。报告相继而来，说开往巴黎方向的火车络绎不绝，这“显然是军队的调动”。同一天，鲁普雷希特又报称，法军从他的战线上撤走了两个军。至此，敌人抵抗力量尚存的事实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正如塔彭上校指出的那样，法军的调动可能意味着要“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右翼却无后备力量可资补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令毛奇和野战指挥官们头疼不已。德军在法军后撤期间与其后卫部队连续作战所受的损失，不能像法军那样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德军的战线始终存在着缺口，令大家惋惜那两个军要是不调往东普鲁士就好了。毛奇现在打算从左翼调军增援，尽管在那里的鲁普雷希特刚于9月3日向摩泽尔河再次发动了进攻。但事有凑巧，就在毛奇这一建议送达鲁普雷希特总部时，德皇刚好亲临该部视察。他深信最后这一击定可摧毁南锡防线，因此对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的反对调走一兵一卒极力支持。其他将领或许会力争不让，但毛奇并没有。自从8月1日那晚在精神上受到打击以后，战局的变幻莫测和艰难困苦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他的意志。既然不能增援右翼，毛奇决定暂停右翼的前进。

他当晚草拟了命令，并于次日一早发给各集团军。这道新令实际上公开承认了右翼的失败，承认德国为取得胜利而不惜牺牲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计划宣告失败。这道日期为9月4日，也即入侵比利时一月整的命令，对形势做了正确的估计。它指出：“敌军已摆脱我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包抄进攻，一部分已与巴黎守军会合。”敌军正从摩泽尔河战线撤走，朝西移动，“很可能是要在巴黎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威胁我军右翼”。因此，“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必须继续面对巴黎东线……抗击巴黎敌军的一切行动”。第三集团军应继续朝南向塞纳河挺进，其余各军则按照9月2日前令行事。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忽然停止右翼的进攻，这在不出两周就将继毛奇担任德军总司令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看来，简直是神经错乱。他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已完全昏了头。施利芬的指示再也不管用了，毛奇智穷才尽了。”这倒不是毛奇的智穷才尽，而是德国人的时机不多了。毛奇从法军的行动中，已正确地看到它们对德军侧翼构成的威胁，并采取了恰当和明智的对策。他的命令的唯一缺陷是为时太晚。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加利埃尼加紧行动，他的命令可能还可以及时挽回危局。

9月4日拂晓，巴黎飞行员的侦察报告使加利埃尼看到“必须立即行动”的时机。克卢克向东南方向的迂回进军，已使他的殿后部队成了莫努里所部和英军进攻的明显目标，只需两军及时发动进攻。上午9时，在还未取得霞飞同意的情况下，加利埃尼就向莫努里发布预令：“我的意图是派你军会同英军进攻德军侧翼。你必须立刻做好部署，准备今天下午出发，作为巴黎守军向东全面运动的先驱。”莫努里本人则必须尽速亲自来巴黎会商。

随后，加利埃尼竭力设法从霞飞那里取得一项“迅速而果断”的决定。他们两人之间昔日曾是司令与部下的关系，其影响依然存在。两人也都清楚，如果霞飞发生不测，加利埃尼将接任总司令之职。由于加利埃尼深知霞飞对他的影响力心怀不满和抵制，因此对说服霞飞并不寄予期望，而是想迫他就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先与转移至波尔多的普恩加莱通了电话，说他认为现在有一个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的“好机会”。

9时45分，加利埃尼与法军总司令部接通了电话，这是一系列电话交锋的开端，所以他后来说：“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里打的。”这次是由克莱热里将军跟作战处处长蓬上校通话的，因为加利埃尼不愿跟职位低于霞飞的官员通话，而霞飞又是一向不愿接电话的，他对电话素有反感，他总是推托说，他“不会使用电话”。其实，他的真正理由，像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是着眼于历史记载，唯恐在电话中说的话给别人记下来，而他本人又无法控制这种记录。

克莱热里把发动第六集团军和巴黎营地所有可投入作战的部队进攻克卢克翼侧的计划做了一番解释；他说，最好是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这样，9月6日就能交锋；不然就在南岸进攻，但这需要推迟一天时间，好让莫努里渡过马恩河。但不论在哪边进攻，克莱热里要求总司令部都得发布一项命令，着第六集团军当夜进军。他强调了加利埃尼的信心，他说，加利埃尼认为全军停止后撤，结合巴黎方面的行动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总司令部必须做出决定了。

总司令部是宁愿放弃首都的，加利埃尼则截然不同，他一开始就是从巴黎必须设防固守这一信念出发的。他是从巴黎的立场来观察全线的，他并不直接了解野战军的情况。他决心要抓住克卢克迂回行军给他提供的机会，他深信他的行动必然会促使发动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大胆甚至是鲁莽的计划，因为在对其他部队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正确判断究有多大的胜利机会。加利埃尼认为他已无选择余地。这也许是他具有一种伟大司令官对于时机到来的直觉，更大的可能是他感到法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上午11时，莫努里赶到巴黎听取指示，但霞飞那里仍无回话。中午，克莱热里再次打电话请示。

在这期间，设在巴尔一所学校里的法军总司令部里，作战处的军官们正聚集在作战挂图前面，热烈议论着加利埃尼的联合进攻计划。一个月来，法国军事方面的种种希望的惨遭破灭，虽使一些人产生了谨慎从事的心理，但另一些人，则始终是主张进攻的狂热信徒，他们回击了主张小心谨慎的每一意见。霞飞在旁倾听了他们的争论，并由他的副官米勒（Muller）上尉记录。“部队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吗？这不成问题，他们是法兰西人，对节节退却已经受够了，只要听到一声进军号，他们就会忘掉疲劳的。福煦和德朗格勒两集团军之间有缺口吗？这可由迪巴伊集团军的第二十一军前来填补。各集团军还未做好进攻的准备吗？这可以问一问各野战指挥官，看他们怎么回答。至于英军的配合嘛……啊，这倒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给它的司令下命令，只能同他协商，而且时间又不多了。但是，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否则稍纵即逝。克卢克如今还能补救他的错误，第六集团军的行动势必会引起他的注意，使他看到他所面临的危险。”

霞飞没有提供任何意见就走了，他跑到贝特洛将军的办公室去同他计议。贝特洛反对这个计划，他的论点是，各集团军不能贸然掉过头来，它们必须按原定计划撤到强有力的防线，并让德军更深入地投进罗网。而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来自洛林阵地的两个军进入阵地以后，才能取得必要的数量上的优势。

霞飞一言不发地两脚分开跨坐在有草垫子的椅子上，面对着贝特洛的作战挂图，考虑着问题。他的最后的反攻计划，本来就包括使用第六集团军进攻敌人右翼这个打算在内的。可是，加利埃尼现时却逼他立即行事。霞飞希望再有一天时间，好让增援部队赶到，让第五集团军做好部署，让他有较充裕的时间争取英军的配合作战。所以克莱热里第二次打电话来时，给他的答复是：总司令择定在马恩河南岸进攻；克莱热里对拖延表示异议，给他的答复是：“推迟一天意味着可投入更多的兵力。”

此时此刻，霞飞必须做出一个更为重大的决策：是执行原定计划向塞纳河后撤，抑或现在就抓住时机冒险与敌决一胜败。酷暑逼人，霞飞走出门外，坐在学校运动场上一棵垂柳的树荫里。他生就是个裁决者，他首先汇集各人的意见，加以分析整理，然后权衡这些人的个人权重，酌予调整，最后宣布他的决定。这些决定始终是他的决定，成功了，荣誉是他的；失败了，责任也由他承担。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法兰西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天中，法军为此做了三十年的准备，却在过去三十天中接连失败。现在是拯救法兰西，再次考验它不愧为1792年的法兰西的最后时机。入侵者距霞飞仅40英里，而离最近的法军还不到20英里。桑利斯和克雷伊这两个城市在克卢克部队过后一片火海，桑利斯的市长且已丧生。此刻，要是法兰西在各集团军尚未准备就绪就转入反攻而失败了的话，又将怎样呢？

因此，必须立即查明各集团军能否及时准备就绪。由于第五集团军处于关键地位，霞飞发了一封电报给弗朗谢·德斯佩雷：“明日或后日由第五集团军全军会同英军和巴黎的机动部队攻打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似属有利。请告知你集团军能否照此执行并有把握取胜，速复。”同样的电报发给了福煦；福煦此时正与弗朗谢·德斯佩雷相邻，面对着比洛所部。

霞飞依然坐在树下思考着。大半个下午，这位身体臃肿的人物，穿着黑色的军上装、宽松下垂的红裤子，和一双不装马刺、不摆架势、副官为之遗憾的军靴，就这样默默无言，岿然不动。

也就在这天下午，加利埃尼同莫努里于1时驱车离开巴黎前往英军司令部，该部当时设在南面25英里位于塞纳河畔的默伦。关于他请英军给予支援的要求，于盖上校已给了他否定的答复。于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已“采纳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慎重从事的意见”，将不参加进攻，除非法国人保证守住从英军阵地到海边这段塞纳河下游的防线。这两位法国将军的车子从逃离巴黎南下的车队旁开过，于3时到达英军司令部。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岗哨挺拔地行了举枪礼；屋子里面的一些军人正在忙于打字；而他们的元帅和他的要员却连影子也找不到，看起来参谋部已被局势“搞得晕头转向了”。找了很久，总算找到了默里。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出去视察部队了，何时可望回来，他说不上来。

加利埃尼力图向这位参谋长说明他的进攻计划，并说明为什么英军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他始终感到这位英国人“极不愿赞同我们的看法”。默里反复解释说，英国远征军现时正在按照总司令的正式命令进行休整和等候援军的到来，在总司令未回来之前，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依然未见出现的两个多小时内，经过一番口舌，加利埃尼好容易说服了默里将进攻计划和要求英军参加的建议扼要地记录下来；但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他并不甚了了”。告别时，他得到了默里的许诺，元帅一回来便通知他。

与此同时，在塞纳河上游35英里的布赖（Bray）举行了另一个英、法两军会议，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未出席。弗朗谢·德斯佩雷力求修好朗勒扎克留下的紧张关系，跟这位元帅约定3时在布赖举行会谈。为此，他还佩戴了维多利亚高级爵士勋章的绶带。他的汽车到达布赖时，给一名法国哨兵拦住。哨兵向他报告说，电报局里有一份紧急电报在等他启阅。这就是霞飞询问他关于发动进攻意见的电报。弗朗谢·德斯佩雷一面盘算着这份电报，一面在街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越来越焦急地盼望那位英国人的到来。一刻钟后，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疾驶而来，坐在司机旁的是一个“体格魁伟的苏格兰高地军人”，而从车子后座走出来的并不是那位面色红润、身材短小的元帅，却是一个“其貌不扬，但有一副机智相的个子高大的家伙”。此人就是威尔逊，陪同他来的是英军情报处长麦克多诺（Macdonogh）上校。他们在路上被耽误了，因为遇见一位巴黎妇女在路旁遇到困难，威尔逊不惜花费时间，殷勤相助，给她的汽车加了油，并给她的司机送了几张路线图。

他们一伙走进市政厅三楼一个房间，那个苏格兰高地军人留在室外警戒。麦克多诺揭开厚厚的台布看看台底下，打开通向隔壁卧室的一扇门，张望床底下，拍拍被褥子，又打开壁橱，并用拳头敲了敲墙壁。随后，他在回答弗朗谢·德斯佩雷有关英军部署的问题时，摊开一幅作战图，图上用蓝色箭头标明他那条战线上的敌人的确切位置。他还精辟地分析了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动向，给弗朗谢·德斯佩雷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们是我们的盟军，我不对你们保密。”弗朗谢·德斯佩雷说道，随即大声宣读了霞飞的计划。对此计划，“我将立即电复我部已做好进攻准备”，他用钢铁般的目光凝视着客人说道：“我希望你们是绝不会迫使我们单独作战的，你们将填补第五、第六两集团军之间的空隙，这是十分重要的。”接着，他把接到霞飞来电后短短一刻钟内脑海里酝酿的确切作战计划，提纲挈领地说了一遍。这个作战计划，是根据他个人的设想，从莫努里部队将于9月6日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出发的。威尔逊就像他那次对待福煦一样，又一次和一位精力充沛的法国将军商议，满口表示同意。两军的部署，两军各自于9月6日黎明必须到达的阵地，以及两军攻击的方向，就此决定下来了。但威尔逊警告此事要得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赞同，特别是默里的赞同，是不容易的；不过他答应尽力争取。他动身前往默伦去了，弗朗谢·德斯佩雷则把双方商定的一致意见上报给霞飞。

在巴尔，霞飞从树荫下站了起来。他没有等弗朗谢·德斯佩雷和福煦的回电，便打定了主意。他走进作战处，要求立即草拟一道命令，“将巴黎守军设想的局部行动扩大到协约国军左翼的全面反攻”。战斗决定于9月7日开始。激烈的讨论停止了，作战处顿时寂静无声。退却终于结束，掉转身来的时刻到来了。人人投入了草拟详细作战命令的工作。为了避免泄露风声给敌人的危险，决定非到最后时刻，不发布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