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建史上最强对撞机，欧盟美国管科研经费的官员怎么看？

欧洲研究委员会（ERC）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分别掌管着欧美科研经费的“钱袋子”。科学家们不断要求更先进的大型科学装置，令这些“大掌柜们”也倍感压力。中国拟斥资数百亿元，建造史上能量最高的大型对撞机，曾引发激烈的辩论，杨振宁更是公开表示过反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近日举行的欧洲科学开放论坛上就此向相关高级官员提问。

对撞机：美国的伤疤

大型对撞机可谓是NSF的一个伤疤，这也是杨振宁曾列出的第一条反对理由：1989 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再加上1992年政府换届，克林顿大刀阔斧地削减财政开支，国会最终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

坊间对此有一些广为流传的笑话，“美国政府花了几个亿挖了个坑，又花了几个坑把坑填平。”项目的实际损失接近30亿美元。

2016年，杨振宁在公开信中列出了反对中国上马大型对撞机的七条理由

克拉克·库珀（Clark Cooper）是NSF数学和物理科学委员会的官员，他认为，SSC这个例子最不幸之处就是前期投入了太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规模的项目在开始前就要先考虑整个生命周期。”

具体到中国这个例子，库珀给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这个对撞机必须在科学上有所增益，而非仅仅是重复现有的。因此，决策者要被充分告知现有的科学情况。

第二，这个对撞机必须充分国际化，像现有的国际大型联合装置一样开放给外国科学家。

库珀观察到了近几年中国在科研投入上的强势，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他相信：“中国的科研发展态势是积极的，如果保持下去，国际参与度一定会提高。但知识产权方面还有一些顾虑，可能对中美科研合作产生阻力。”

针对一些民众排斥在理论研究上的大量投入，呼吁把建设大型对撞机的经费应用于教育、医疗和改善生态环境，库珀介绍道，NSF也经常需要艰难地取得平衡。清洁产业、医疗、科技，都是有竞争力的国家需求。为了做出最科学的决定，NSF在决策过程中会安排社会中尽量多领域的人都参与讨论，帮助分配资源。

美国放弃超级超导对撞机的决定最终改变了粒子物理的世界版图。随着著名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2008年在瑞士竣工，欧洲核子中心（CERN）成了当之无愧的全球高能物理中心。该对撞机在2012年找到了“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完成标准模型的最后一块拼图。

对此，有些美国物理学家表示遗憾，库珀却坚持：“我们需要少点民族主义，多点国际主义。”

“欧洲核子中心可以满足科学需求的话，装置不一定非要在美国。我觉得当时放弃是正确的决定，要是能在投钱之前明白这一点，就更好了。”他说道。

对撞机：欧洲的骄傲

“你去欧洲核子中心看过了吗？超级棒，你该去看看的，高科技和组织管理的结晶。” ERC主席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洋溢着自豪之情。

布吉尼翁是微分几何领域的著名法国数学家。物理虽然不是他的专业，但执掌ERC四年来，他自称对欧洲核子中心已经足够了解。

在他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个科学装置，而是一个成熟的生态系统，带来了许多高层次的人才和企业。这是因为，“建造这样一个疯狂而非同凡响的科学项目，需要把每项技术都发展到现在能取得的绝对极致。”

在欧洲核子中心的案例中，真空、探测器、电子学、计算和储存等技术都被推到了当时人类的极限水平。因此，纯科学的项目往往都是能改变其他领域的。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令欧洲核子中心成了世界高能物理中心。

“这样的例子我能举几百个，我先跟你说一个最近遇到的吧。” 布吉尼翁说。

他曾接触过一个伦敦的国际团队，他们试图了解新生儿出生后两年内，大脑中的神经元是怎么逐渐建立起连接的。“这是个纯研究的项目，不是说要治疗什么疾病。”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学家们对1500个婴儿的大脑进行跟踪扫描。但他们遇到了一个挑战：婴儿老是在动，扫描出来的图像就模糊了。

最终，研究人员通过监控得到婴儿的运动规律，再用数学和物理学方法修复图像。

“几个月前我遇到了一个心血管医生，他说他现在做手术就要用到这个技术，因为心脏一直在跳动，也会使图像模糊。” 布吉尼翁觉得这真是妙不可言。

他希望人们能意识到“结局开放式”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做科研决策的时候，要牢牢记住这点：有时候你以为正确的道路并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有时候你以为自己走在别的方向上，结果走着走着就达到了一开始的目标。”

布吉尼翁和中国的交流接触很频繁，经常听中国人说要有长远的眼光。因此，他相信中国做出的政策通常会是目光长远的。“我不会说中国是个很富有的国家，但它不再贫穷了，需要做出一些重要的选择。”他说道。

法国数学家、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

布吉尼翁也认识一些参与美国对撞机决策的人，了解项目流产的始末。他觉得这不是个明智的决定：“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突然怂了’的时刻。但碰上这种事是不能怂的。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雄心勃勃。”

他最后再次勾勒了一番感性而真诚的愿景：“建设大型科学装置会带来很多其他东西，在真正看见之前你都根本想象不到。到那时，你终于明白，人类需要做一些疯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