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写作背后，作家和催稿人之间的“极限拉扯”

原著 丨 [美]张聪

翻译 丨 刘云军

摘编 丨 书也

（本文摘编自 [美]张聪著，刘云军译《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月）

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

[美] 张聪 著

刘云军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月

68.00元

978-7-5732-0445-5

在中国，墓志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通常是一块方形的石碑，上面刻有墓主的传记，主要内容包括死者的姓名、死亡和埋葬日期、祖上信息和传记资料、杰出的美德和才能，以及押韵的挽词。而随着时代的迁移，墓志铭的请托与写作，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孝道行为”。

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张聪教授的新书《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讲述了北宋时期背井离乡的士人们如何履行孝道理想，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官员对他们纪念父母和记录历史的责任的理解。

书中提到，北宋时期，人子通过邀请当代知名作家撰写墓志铭以表达孝道的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士大夫坚定地认为，墓志铭是儿子向父母表达孝心的最后机会。当时，人们为求得一份能够传世的墓志铭，往往颇费一番折腾。

旷日持久的焦急等待

绝大多数求铭的行为，都涉及信件往来或长途旅行，可能动不动就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

例如，庆历四年（1044），曾巩从江西写信给在京城的欧阳修，求他为自己已故的祖父写墓志铭。欧阳修直到庆历五年（1045）秋天才把写好的墓志铭交给曾巩。庆历六年（1046），曾巩回信表示感谢。这就意味着，这篇墓志铭仅写作过程就至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许多作者在回答求铭信件时反应迟缓，引起了逝者家人极大的焦虑。嘉兴诗人陈舜俞向欧阳修去信求取父亲的墓志铭，之后很长时间音信皆无，无奈之下，陈于两年后再次致信“提醒”，并暗示如果欧阳修不履行诺言，后果对陈家而言将会是“灾难性”的。

实际上，陈舜俞在父亲去世十三年内并未筹划安葬事宜，为等待欧阳修的答复又耗费了两年时间。然而，陈舜俞却愿意再继续等待一段时间，因为他相信欧阳修的墓志铭不仅能让已故的父亲不朽，而且能让他本人“无愧”自己的族人和乡亲。在他看来，把父亲的葬礼拖延了这么久没什么问题，但请欧阳修撰写墓志铭遭到两年拖延，却成了唯一让他感到不孝的事。

大作家也会“左右为难”

范仲淹去世之后，由于他的儿子和朋友对他的政治遗产和墓志铭书写原则的看法产生了分歧，欧阳修在撰写范仲淹的墓志铭时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由于多方的意见不合，欧阳修迟迟不肯交稿，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最终导致他对范仲淹生平的记述最终被用作神道碑，而不是在安葬时即应完成的墓志铭。即便如此，欧阳修的作品在立碑时还被范仲淹之子加以修改。

这一行为引起欧阳修极大不满，他不仅不承认那个被删改过的版本，还建议读者只相信自己文集中收录的神道碑版本。

考虑到欧阳修和范仲淹在政界、文人社会和文学界的地位，他们自己和家人尚且要容忍墓志铭作者们的拖沓，那么，墓志铭撰写者在与背景更普通的人打交道时拖拖拉拉，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意篡改引发的后果

这类经历使欧阳修在往后与死者家属打交道时变得更加谨慎。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在同意为杜衍撰写墓志铭后，给杜衍的儿子写过两封长信。欧阳修为自己没能及时完成墓志铭而道歉，建议杜家人可以使用韩琦撰写的杜衍行状作为墓志铭。

欧阳修难道真的愿意杜家人使用韩琦撰写的杜衍行状作为墓志铭吗？不是，因为他很快补充道，他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杜衍的墓志。欧阳修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醒对方清楚他的写作风格，同时警告杜衍的儿子不要成为他不赞成的那种孝子。欧阳修毫不避讳、点名道姓地指出：“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续得录呈……”

可见欧阳修在与范仲淹的儿子们发生冲突多年后，仍然对这家人对待他的方式感到恼火，指责他们短视无知。

拒绝写墓志的作家们

在私人书信中，不少北宋墓志铭作者解释了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同意某些求铭者的要求的原因。蔡襄说他正在服丧，所以不方便为他人撰写墓志铭。年老多病是李昭玘提供的不再写墓志铭的理由。在几乎所有其他文学体裁中，苏轼都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只写过十二方墓志铭。在不止一封信中，苏轼解释道，由于之前写铭造成的复杂情况，他已决定不再撰写墓志铭，希望求铭者理解，不要把他的拒绝视为针对他们个人的行为。

在所有的宋代作家中，司马光可能是最直言不讳拒绝写墓志铭的人，他总共拒绝了几十个家庭的墓志铭撰写请求。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在频繁的墓志铭撰写请求前毫不动摇，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一个人的名声不足以打动天下所有人，或者他的作品不足以传世，即使是为此人写下墓志铭，后人也一定会弃如敝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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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墓志铭写作背后，作家和催稿人之间的“极限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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