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文明史》：在犍陀罗故地寻访人类文明遗迹

孙英刚 何平

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很高的知名度，国外有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在国内，对犍陀罗佛教艺术做深入研究和全面介绍才刚刚起步。此前国内学界一直将犍陀罗视为域外，但实际上，犍陀罗文明和中国文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犍陀罗文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轨迹。

有感于国内犍陀罗书籍的碎片化，犍陀罗爱好者和收藏者何平萌发了想要制作一本全面介绍犍陀罗的图书。2013年，他与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英刚一拍即合。二人2013年筹谋，2014年付诸实施，2017年全部截稿。2018年2月，《犍陀罗文明史》正式刊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内含497幅高清照片，为了确保本书的公正性，所以相关的犍陀罗造像，基本选取各个国家博物馆的主要藏品作为参考，其中大部分犍陀罗故地的遗迹和造像照片，都由作者带着摄影师亲赴实地拍摄，因此，书中公布的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白沙瓦、斯瓦特等西北山区遗址，以及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艾娜克出土造像的照片，都是较新的。

经出版社和作者本人授权，澎湃新闻发布本书“绪论”部分。

古代犍陀罗地区示意图 图片来源《犍陀罗文明史》

犍陀罗是古典时代人类文明的熔炉，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草原文明在这里相遇、碰撞和融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犍陀罗文明。这里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佛教在这里获得新的活力，飞跃进入东亚，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这里是犍陀罗艺术的繁荣之地，东亚文明的很多宗教元素，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这里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全球化”的尝试，轴心时代的五大思想高峰及其带来的文明成果，在这里完美地融合，希腊的哲学、神学、美学，和印度发源的佛教、印度教、地方神祇，以及伊朗系文明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乃至弥赛亚信仰，彼此激发，形成了影响东方文明的佛教文明体系。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儒家、道教、阴阳五行等思想与之融合，成为中国文明的固有组成部分。大约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400年之间，犍陀罗，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人类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在犍陀罗故地，遍布着数量众多的人类文明遗迹。除了作为文明中心的布路沙不逻和位于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还有北边的斯瓦特、位于贝格拉姆（Begram）地区的迦毕试故地、保存众多佛陀圣物的那竭和哈达、汉文文献中提到的乌仗那国（布特卡拉遗址所在地）、马尔丹县的塔拜克遗址等，可谓星光璀璨。今天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都在犍陀罗的文化和地理范围之内。

犍陀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处在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繁荣的时期，这片核心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为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和佛教世界的信仰中心。其西边是兴都库什山，东北是喀喇昆仑山。东边到印度河，南边是以白沙瓦为中心的平原，杰赫勒姆（Jhelum）河流过这里，形成了富饶的平原，造就了繁荣的农业区。贵霜帝国的首都，长期就置于白沙瓦平原上，以“布路沙不逻”（Purus apura，今白沙瓦）或者“弗楼沙”等名字频繁见诸汉文史籍。穿越北部的山脉，就进入了古代的乌仗那地区，以斯瓦特谷地为中心。斯瓦特的犍陀罗浮雕古朴浑厚，很有地方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就来自这个地区。而穿过西边的兴都库什山，就是古代的那竭国，也就是今天的贾拉拉巴德地区。在这里，醯罗城（Hidda）和那揭罗曷城（Nagarahara）是中土巡礼求法僧人礼拜的重点，从那揭往西北行，在兴都库什山中，就会到达巴米扬（Bamiyan），也就是玄奘笔下的“梵衍那国”。翻越兴都库什山，就进入了古代的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个地方在汉文史料中以“大夏”闻名，希腊文化在这里繁荣了数百年之久，也是犍陀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组成的大犍陀罗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数百年间，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中心。对中国来说，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贯穿此处的丝绸贸易，而是在犍陀罗受到系统佛教训练的僧侣们，怀揣着对佛的理想和执着，穿越流沙，将佛教传入中土。

巴米扬遗址

在犍陀罗故地，遍布着数量众多的人类文明遗迹。除了作为文明中心的布路沙不逻和位于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还有北边的斯瓦特、位于贝格拉姆（Begram）地区的迦毕试故地、保存众多佛陀圣物的那竭和哈达、汉文文献中提到的乌仗那国（布特卡拉遗址所在地）、马尔丹县的塔拜克遗址等，可谓星光璀璨。今天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都在犍陀罗的文化和地理范围之内。距离喀布尔很近的艾娜克，以铜矿开采著称，贵霜时期，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佛教信仰中心，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

仅仅在塔克西拉地区的发现，就足以令人震惊。马歇尔爵士（Sir John HubertMarshall）凭着自己对希腊克里特岛挖掘的经验，为犍陀罗地区的发掘，尤其是塔克西拉（汉文文献中的“怛叉始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分属三个时期的古城，包括皮尔丘（Bhir Mound）、锡尔卡普（Sirkap）和锡尔苏克（Sirsukh），都出土了大量改变历史图景的遗迹和文物。锡尔卡普的双头鹰庙，是一座佛教窣堵波；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和焦里安（Jaulian）遗址、莫赫拉莫拉都（Mohra Moradu）寺院遗址等，见证了佛教在这里的繁荣景象。数量众多的装饰盘和多达四十余位的希腊君主的钱币，见证了希腊文化在这里与佛教信仰及本土文化的融合。5世纪初，法显在这里留学六年之久；他的后来者玄奘大师也在此停留两年，可见此处在佛教世界和网络中的地位。

塔克西拉遗址

犍陀罗在东方中文文献和西方文献中都留下了痕迹。中国西行巡礼求法的僧人们描述了犍陀罗的佛教圣迹和圣物，汉文译经很多来自犍陀罗地区，留下了诸如贵霜君主迦腻色伽供养僧团、推动佛教发展的记录。而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和旅行者，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早在公元前5世纪，西方已经听闻犍陀罗之名。甚至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商人和移民已经到达了巴克特里亚地区。中国史籍中现存最早的有关犍陀罗的记载出现在西汉时期，在《三辅黄图》中记载，汉武帝曾赏赐给董偃千涂国上贡的玉晶，这个“千涂国”就是犍陀罗。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罽宾”，比如《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犍陀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是佛教的中心，这里“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而且保存着数量众多的佛陀圣物，还有最高的佛教建筑雀离浮图。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所以，很多西行巡礼僧人，在犍陀罗巡礼圣物和学习之后，并不渡过印度河继续前行，而是打道回府。

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这些传统包括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

其实，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的范围，甚至越过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一般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作出来的。

从佛经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28年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从150年左右，中国开始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迦腻色伽等贵霜君主推崇大乘佛教的文本化经典，一方面，大乘佛教的文献从此被视为佛的指导，成为带有权威性的佛典——这些佛典被具有菩萨牺牲精神的佛教传法僧带到东方；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和佛教文本，迦腻色伽时代的世友尊者和马鸣菩萨，都是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比如《法句经》，1994年在哈达地区发现的犍陀罗语写本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0到30年之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写本。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

佛像细部及佉卢铭文，3—4世纪，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

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认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严格说，中国所接受的佛教并非直接从印度传来，佛教在中亚地区尤其是贵霜帝国经过了一番洗礼。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这些传统包括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佛教以前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原因，在于其艺术自由化和开放性。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甚至白毫可能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

在犍陀罗地区，佛陀的形象出现了，并被赋予了很多特征。比如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异相，比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很多学者都认为，佛陀的形象应该是借鉴了王者的形象，受到了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犍陀罗的佛像静穆庄严，带有超越世俗的神圣美感，但同时又具有高度写实的精神。从1833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测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佛像的出现，可谓是各种文明融合的产物。富歇甚至认为，佛像是以希腊的阿波罗神像为模板塑造的，其发明者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希腊居民。虽然现在对于佛像产生的地点仍众说纷纭，但是犍陀罗佛像独有的自由融合的艺术气质，应该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结晶。犍陀罗的佛陀雕像，多采用青灰色的云母片岩，塑造出佛陀静穆庄严的风格，让人有时光凝滞的感觉。

佛陀立像，白沙瓦博物馆。这是一种典型的所谓阿波罗式佛像，容貌带希腊人特征。

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就被放在犍陀罗。大量的圣迹和佛陀遗物，造就了犍陀罗的佛教中心地位。佛陀自己没到过犍陀罗没关系，他的前世到过就可以了。在这些重要的佛本生故事中，最为关键的是燃灯佛授记——通过燃灯佛给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记，给释迦牟尼在未来成佛提供神圣性和合法性，而这一关键的本生故事，其发生的地点，被放在了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竭。通过佛本生故事再造圣迹，这是犍陀罗塑造自己佛教中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碰巧的是，在犍陀罗出土的佛本生浮雕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燃灯佛授记。这一主题，很多时候跟佛传故事放在一起，被视为佛传故事的开端。

燃灯佛授记，斯瓦特，2世纪，大都会博物馆

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原因，在于其艺术自由化和开放性。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甚至白毫可能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犍陀罗艺术既是高度宗教化的，又是世俗化的，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佛教强调众生平等，本就是一种包容精神。在婆罗门教将外来者称为“弥离车”（mleccha）并排除在种姓之外时，佛教的众生平等获得了希腊君主们的热烈拥护。与商业和都市的结合，让佛教从开始就跟富裕阶层结成紧密的联盟。物质的丰富给佛教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在苦行之外，供养和布施成为追求解脱的新法门。犍陀罗佛教文本如同图像一样，充满着对繁荣景象的描述：富丽堂皇的都市建筑、衣着华丽的仕女、喧嚣的街市等。但被翻译为汉语时，这些部分很多被裁掉。如果对比马鸣的原始文本和汉文译经，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犍陀罗曾经繁荣数百年的文明，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就尽数化为泥尘，不复繁华。减掉这部分内容的描述，恐怕是担心混淆了译经的重点吧。可是，这些在当时的犍陀罗，才正是重点啊！

犍陀罗浮雕，飨宴，集美博物馆

犍陀罗艺术吸纳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号、理念和神祇，造就了其世界主义的面貌和特征。佛教雕像中的帝释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里他们却臣服于佛陀；带有民间信仰特征的般阇迦和鬼子母，则混合了印度和希腊的理念与艺术形象；佛陀本生故事里，出现了迦楼罗；那伽或者“龙”作为佛陀的礼赞者或者异教的象征，出现在佛传故事里；希腊风格的装饰、建筑、神祇频频出现在各种佛教艺术中。作为佛陀“保护神”的执金刚神，形象来自于古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其他的风神、海神等，都在犍陀罗雕像中留下痕迹，并以之为载体传入东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