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的普查

借调到列斯室

赫鲁晓夫上台后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五版。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同赫鲁晓夫闹翻，批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中苏两党争论得非常热闹。在这种背景下自然对赫鲁晓夫时期出的《列宁全集》第五版产生怀疑，认为是修正主义版。因此中央编译局奉命对俄文第五版《列宁全集》进行一次全面普查。

1965年秋中央编译局结束了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小营村的“四清”，准备组织队伍去昌平小汤山继续搞“四清”。我被指定担任某大队“四清”工作队队长，正准备行装出发的时候，突然把我留下，借调到列宁斯大林翻译室去参加对《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的普查工作。

我1959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我的毕业论文是论述1925年俄共党内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那时中苏关系很好，写作论文过程中能够进入学校附近的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查阅图书，我在其东方阅览室办理了阅览证，可以看到图书馆特藏库中的禁书，因而读到不少反对派的材料，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的著作。回国后赶上中苏争论，我在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后改为研究所）从事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灰皮书”的编译工作，对苏共党内的反对派比较熟悉，因此把我借调到列斯室参加《列宁全集》第五版的普查工作，着重查有关斯大林和反对派的文献。

《列宁全集》的五个俄文版本

苏联《列宁全集》一共出了五版。

第一版是列宁生前1920年开始出的，于1926年完成，由于当时的条件，所收文件很不全。

列宁逝世后1925年至1932年出了第二、三版，起初的主编是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多年同列宁共事，1917年列宁避难拉兹利夫时曾特别交代，如果他不幸遇难，要把一本蓝色的笔记本交给加米涅夫，请他设法出版。这就是后来见到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由此可见列宁对加米涅夫的信任，由他来主编《列宁全集》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然而不久加米涅夫同斯大林闹翻，被开除出党，所以中途换马，撤去加米涅夫的主编职务，改由布哈林、莫洛托夫和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三人任主编，第二、三版内容完全一样，只是装帧不同，其特点是在附录中刊载了许多与正文相关的文件资料，包括党的一些文件，很有价值。

斯大林上台执政后，1941年至1950年编辑出版了《列宁全集》第四版，共三十五卷 (后来又补出了十卷，共四十五卷，这已经是赫鲁晓夫时期的事了)。第四版的三十五卷就是当时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据以翻译的版本，中文版于1959年翻译完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产品。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执政，组织人力编辑出版第五版《列宁全集》。以前各版的中译名虽然叫“全集”，但确切的译名应是“文集”（сочлениия），第五版的俄文书名才叫“全集”（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лениий），正文共四十五卷（不包括书信卷）。第五版于1957年开始出版，1965年出齐。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列宁文集的出版从来是同政治环境紧密联系的，什么文章收入，什么不收，经常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全集的完整性需要的考虑，因此直至苏联解体，实际上苏联还没有出版过无所不收的真正意义上的列宁全集。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列宁全集》第五版的普查

普查采用的是笨办法，每人拿两本四、五两版的全集逐字逐句对照检查，记下所有不同之处，对五版新增的列宁文献，则记下其基本内容，最后写出两版对照的报告。对照查阅的不仅有列宁文章的正文，还有书后附录的注释、列宁年表等等，这一部分的工作量也很大，赫鲁晓夫上台后已经开始为一些人恢复名誉，五版对他们的评价做了相应修改，与之有关的事件的表述也随之做了修改，对这些新内容到底该怎么看也是个问题。所以涉及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的资料汇总到我这里，由我整理写出报告。     

我执笔起草的报告名为“《列宁全集》第五版利用所谓列宁新文献攻击斯大林、抬高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对派分子的情况”。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调子，这是当时的政治要求，不可能有别的说法。不过通过普查所看到的新文献、新材料，我得到的结论是，五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列宁著作的本来面目，看到了列宁生前同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所谓反对派分子的真实关系。

《列宁全集》第五版号称“全”集是因为确实增加了大量新文献。据统计，全集共收入八千九百件文献，其中一千零七十三件为新发表的。有五千三百篇是四版没有收入的。此外正文后面附有：1.准备材料。2.附录。附录包括：1.至今未找到的列宁著作（包括信件）目录。2.列宁修订过的文献目录。3.列宁引用过的著作和史料目录。4.人名索引。5.主题索引（书信）。6.列宁年表。

与第四版相比较，后附的资料详尽多了（научный аппарат）。四版的“前言”各卷加起来共一百六十五页，而五版则达八百九十八页之多。四版注释共六千五百十三条，五版一万两千五十五条，多了一倍。列宁年表四版三百六十七页，五版一千零四十二页，内容更详尽丰富了，而更主要的是纠正了过去片面和歪曲的东西。

五版的新文献包括：1.第一次在五版公布的文献。2.苏共二十大后在报刊上单独公布或者在一些论文中引用过的。3.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公布过，但没有收入各版列宁全集的文献，这也就是说，有些文选对列宁全集来说是新的，实际上并不新，只是没有得到苏共正式认可而已。

托洛茨基公布列宁文献的著作主要有《俄国局势真相》《斯大林评传》和《斯大林伪造学派》三书，这也是我写普查报告的主要参照物。这三本书先后发表了三十五件列宁文献，其中列宁文献三十件，其他人写的五件。托洛茨基发表的三十件中，苏联在1956年发表了三件，五版发表了十六件，此外有三件五版虽然没有发表，但提供了文件存在的旁证，其他人写的五件中，五版用注释的形式全文发表了三件，一件转述了其内容，只有一件未见。五版与托洛茨基发表的文件互相印证表明，托洛茨基所发文献是真的，并非伪造。

五版最显眼的是发表了大量涉及斯大林和党内反对派分子的新文献，包括第一次发表的、第一次全文发表的和苏共二十大以后陆续发布的。这些材料包括：

一，给斯大林的书信、电报和便条，共七十三件。

二，给反对派分子的信件共一千六百二十二件，其中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共二百三十件，约占新增书信百分之十五。

三，在附录和注释中发表的其他人写的有关材料。

这些材料的特点是：1.不利于斯大林，因而四版不收的。2.列宁正面评价反对派分子，因而四版不收的。这些材料说新也不新，例如五版发表的十月革命后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三十九封信件，实际上有三十五件托洛茨基早在《俄国局势真相》（1928年）《斯大林伪造学派》（1937年）和《斯大林评传》（1941年）中公布过。托洛茨基当年曾经指责说：“列宁所写的片言只字，只要直接或间接地有损于反对派，你们就发表。但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文件，只要直接或间接地有损于斯大林，你们就不发表。”

五版的重头戏：首次收入“列宁遗嘱”

所谓“列宁遗嘱”指的是1922年12月23日和25日写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写的对信的“补充”，信中谈到防止党的分裂的措施，指名道姓评论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 皮达可夫等六名中央委员的优缺点。

同以前各版相比，五版最显眼的是全文刊载了“列宁遗嘱”。由于信中列宁的评语对斯大林最为不利，要求撤去其总书记的职务，在斯大林治下，“遗嘱”一直是党的最高秘密，甚至成了一份“反革命文件”，在抄家中如发现持有或者传播“遗嘱”，是要罪加一等的。

不过存在这样一份“遗嘱”在苏联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列宁此信是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病中的列宁知道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所以写了一系列的信打算交给大会，但是最后没有全部送出，不过党的某些领导人很快就看到了此信，彼此心照不宣。列宁去世后克鲁普斯卡娅履行正式手续把这些信交给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不久后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各代表团分别宣读了一遍这份遗嘱，规定只能听，不准记录，听后也不讨论。这样做是防止在几百人的大会上有人偷偷做记录。

1925年美共党员伊斯特曼在名为《列宁死后》一书上公布了遗嘱的内容，斯大林怀疑是托洛茨基提供的，迫使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声明，否认存在这样的遗嘱。

否认归否认，在二十年代党内斗争中斯大林每逢需要打倒某个对手时总是祭出“遗嘱”中对此人的批评。要打托洛茨基就宣读“遗嘱”中称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要打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引用“遗嘱”中说他们反对武装起义“不是偶然的”，还会再犯；要批布哈林，就引用“遗嘱”中说他“不懂辩证法”，等等。在斯大林胜利在握的时候，他也敢公开承认列宁批自己“粗暴”，但辩解为他是对“敌人”粗暴，而不是对自己的同志粗暴。

我曾查过二十年代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斯大林不同时期引用部分“遗嘱”的报告和讲话，发现如果把有关部分集中在一起，就可以拼出一份相当完整的“列宁遗嘱”，当然，在《斯大林全集》中这些内容早已做了“技术处理”，看不到了。

二十多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引用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会后出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单行本。

托洛茨基非常注意搜集保存各种文献资料。列宁逝世后俄共中央成立“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规定凡手头持有的列宁文件一律上交。托洛茨基按规定上交了所有列宁文件，作为回报，给了他文件的拷贝。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时曾经随身带走几十箱的档案和图书，这其中就有 “列宁遗嘱”，在三十年代他曾经在《反对派公报》中专门撰文谈列宁遗嘱。后来在六十年代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也全文公布了这份“遗嘱”。

《列宁全集》第五版正式收入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让读者看到列宁逝世前不久对几位最亲近的战友的评价，多年的不解之谜终于得到正式破解！这封所谓“遗嘱”，对六位领导人做了不同程度的点评，称赞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能干的人，称赞布哈林是党的最大的理论家、全党所喜欢的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17年反对武装起义的行为，只说了一句“不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归罪于他个人一样”，实际上是替季、加和托辩护。遗嘱最不利于斯大林，不仅说他性格粗暴，而且建议撤去他的总书记职务——这是六人中唯一被建议采取撤职措施的人！

紧接着《给代表大会的信》还有另两个文件：《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这里又肯定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和《关于民族或 “自治化”问题》。这也是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可以列入《给代表大会的信》，我曾建议把它们归并在一起，统统作为给代表大会的信，恢复列宁的本意，但没有被接受。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以及五版新公布的有关文件，揭示了在成立苏联问题上列宁同斯大林的严重分歧。列宁主张“再建一层新楼”，成立新的联盟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共和国一律加入新建立的苏维埃联盟，而斯大林主张乌克兰等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对此提出不同程度的异议，因此遭到斯大林的打击，由此引发了 “格鲁吉亚事件”。关于斯大林同列宁在建立苏联问题上的分歧，过去苏联史书讳莫如深，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些文件的公布，使我们知道斯大林并非一贯同列宁保持一致。

关于成立苏联，现在俄国一些人指责列宁成立可以自由退出的苏维埃联盟国家的主张，赞扬斯大林的各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化”方案。要认清这个问题上的是非，需要了解俄罗斯帝国形成的历史。俄罗斯帝国是由莫斯科公国通过征战逐步向周边扩张形成的，长期以来被俄罗斯吞并的那些地方（国家）是俄罗斯的殖民地，同俄罗斯民族并不处于平等地位，大俄罗斯民族是压迫民族。所以列宁认为，必须大力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让大俄罗斯取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应当赋予加入苏维埃联盟的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这如同家庭有离婚的自由一样，主张离婚的权利并非鼓励离婚，而是为了巩固婚姻。列宁针对俄罗斯帝国的历史特点主张建立各加盟共和国一律平等的主张是符合国情的，后来苏联解体了，问题不在于存在退出自由的法律规定，而在于苏联长期执行不得民心的政策，造成各民族国家的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不得退出的法律规定，也不可能制止苏联的解体。带头搞独立，搞垮了苏联的恰恰是那些靠武力抢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等国，这可以说是历史的报应！

与“遗嘱”直接相关的还有列宁生前口授的最后三封短信。一封是列宁听说斯大林辱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后写给斯大林的短信，要求斯大林或者收回说过的话并道歉，或者断绝两人之间的关系（1923年3月5月）。另两封信，一封是请托洛茨基替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一封是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的，列宁在短信中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在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3月5、6日）

这三封信清楚地显示了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斯大林的关系，是“遗嘱”的注脚和补充！

五版发表的新文献表明，斯大林并非一贯正确，一贯紧跟列宁，也曾受到列宁的批评。

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态度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可以说是列宁近卫军中的主要人物，尽管二月革命之后同列宁有过严重分歧，反对武装起义，但以后还是得到列宁的高度信任，加米涅夫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缺席的情况下主持政治局会议，还是莫斯科的领导，季诺维也夫则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彼得格勒的领导。

十月革命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曾经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上发表反对起义的访谈，列宁因而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1917年10月22或者23日，列宁给斯维尔德洛夫写信说，他不能参加中央会议了，“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如果你们（斯大林、索科尔尼科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那么请提出反对我的建议，把事情提到党的法庭上去。”编者在注释中就此解释道：列宁不同意中央对季、加两人的决定，称之为“妥协的决定”。注释说斯大林对季、加的“工贼行为持调和立场”，声称“开除出党并非药方”，要求把季、加两人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人之路报》刊载了季诺维也夫的信，信中“毫无根据地否认列宁对他的指责”，斯大林对此信加上“编者按”，断言由于季诺维也夫在《工人之路报》和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上的声明，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列宁同志文章的尖锐语气并不改变下列情况，即我们在基本上仍然是志同道合的人”。1924年当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重提加、季的错误时，斯大林出来为两人辩护，说“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两人还都是站在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上的老布尔什维克”。

然而利用列宁的批评来打倒对手是斯大林常用的杀手锏，时过境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武装起义一事又成为斯大林击败他们两人的重磅炸弹。

在二十年代，每当反对派要求公布列宁遗嘱的时候，斯大林就要求公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给中央的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列宁斥责季、加两人反对起义，泄露起义秘密的“工贼行为”。同时把列宁“遗嘱”中所说的季加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解释为是“必然的”，两人“必然”会重犯这种错误！

这一事实既说明斯大林的出尔反尔，也说明斯大林并非在历史上始终都同列宁保持一致的。

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期间与列宁的通信

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主张利用军事专家，消除游击作风，加强部队纪律，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保证了内战的胜利。但是斯大林不相信军事专家，支持军事反对派，从这时起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开始相互对立，经常发生摩擦。

关于国内战争托洛茨基当年发布过十五件有关信件（其中一件是斯大林致列宁），五版这次发表了其中的九篇。

一，五版发表了1919年6月列宁在斯大林电报上的批注。斯大林在电报上称：“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军事科学的，我只能为这种所谓军事科学悲哀。红丘炮台之所以能够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些非军事人员极粗暴地干预了作战事务，粗暴到撤销海军和陆军的命令，强迫执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对此列宁在旁边批道：“？？？红丘炮台是从陆上攻占的。”

二，1919年9月1日列宁给斯大林的电报：“政治局请您解释您对马尔赫列夫斯基的决定的理由。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独自撤销中央决议的时候，您一点也没有通知我们。”

三，1920年2月19日列宁致政治局委员信：“我反对召见斯大林。他是在吹毛求疵。总司令完全正确：首先应当战胜邓尼金，然后转入和平状态。”

四，1920年2月20日列宁致电斯大林：“从西南战线向高加索战线赶派援军一事由您关心。总之应当尽一切可能往援，而不应在部门的职权范围上扯皮。”

五，1920年6月3日列宁致托洛茨基：

“这显然是乌托邦。牺牲是不是会过大，我们将造成无数士兵的死亡。应当反复考虑和权衡。我建议给斯大林以下列答复：‘您关于向克里木进攻的建议事关重大，我们需要打听一下并极其仔细地考虑。请等候我们的回答。列宁、托洛茨基。’”

六，1920年8月2日斯大林致电列宁说：“您关于战线划分的便条收到了，政治局似不应过问琐事。我在前线最多只能工作两个星期，需要休息，请找一个副手。总司令的诺言我连一分钟也不相信，他只是拿自己的诺言来哄弄人。至于说到中央赞成同波兰议和的情绪，那么不能不指出，我们的外交有时非常成功地破坏我们军事胜利的成果。”

列宁于8月3日回复说：“我不十分理解，您为什么不满意战线的划分，请告知您的理由。既然弗兰格尔的危险在日益增长，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有关副手的事，请告知您对于人选的意见。还请告知，总司令耽误了那些诺言。我们的外交听命于中央，并且永远也不会破坏我们的成就，只要弗兰格尔的危险不在中央内部引起动摇。”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列宁的看法甚至批评，并非检验是非的标准，本文列举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是要说明，斯大林并非像过去宣传的那样一贯紧跟列宁，始终同列宁保持一致，他同列宁的其他战友一样，在某些问题上也曾经同列宁发生过分歧，至于这些分歧的是非则需要根据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作出客观的评析。要说五版贬低了斯大林，确实贬低了，它揭示了斯大林同列宁的真实关系，应当说，这倒是正常的、真实的党内同志关系。

恢复了反对派分子在列宁著作中的本来面貌

斯大林时期打倒了大批反对派分子，他们被从党史和列宁著作中除名，即使偶尔出现也是反派角色，面目全非。这些人中头号人物当推托洛茨基，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等。全集五版新发表的文献开始恢复了这些人在列宁著作中的本来面貌，揭示出他们原来也是列宁的战友，他们也许同列宁有过分歧，但并非列宁的死敌。

据统计，新发表的从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期间，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件中，有三十九件是显示同他“一致”的，在这些信件中，经常出现诸如“完全同意托洛茨基”“我同托洛茨基共同认为”“和您（托洛茨基）完全一致”之类的字样。这些材料还有一个特点，凡同托洛茨基一致的，几乎都是同斯大林有分歧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以及列宁卧病期间，托洛茨基都是列宁的重要战友和助手。国内战争就不必说了，托洛茨基乘武装的专列转战国内各个战场，对内战的胜利功不可没。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前，托洛茨基即敏锐地看到必须放弃粮食征收制,，改行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新政策，因此正式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托洛茨基大力宣传阐述新政策，得到列宁的肯定。列宁卧病期间在贯彻列宁的主张和政策中托洛茨基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和依靠。

1919年10月27日列宁把自己起草的一篇《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书》发给托洛茨基，在附信中说：“我很忙，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签字放在您的后面。”

1921年8月11日，新公布的列宁致莫洛托夫转政治局委员的信中说：“我不能工作，绝对必须托洛茨基的帮助，他有搞这些事情的才能（既有外交经验，也有军事政治嗅觉）。”

苏共二十大后公布的《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一文写道：“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种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健全的思想……”（中文版36卷，621页）

有些信件过去发表时做了处理，删去涉及托洛茨基的文字，1956年后公布了全文，恢复了被删去的词句。例如1919年5月30日列宁给梅日拉乌克和伏罗希洛夫的电报，恢复了“在同托洛茨基联系之前不能给与回答，斯克良斯基在用电报向他报告”一句。1919年6月1日列宁给上述两人的电报恢复了下列一段：“明天或后天托洛茨基将召你们到伊久姆并作详细安排。”原先公布的电文中隐去托洛茨基的名字，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代替，现恢复原样：“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召开会议，完全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坚决驳回乌克兰人联合第二、八和十三军建立顿涅茨特殊军团的计划。”

1922年托洛茨基受俄共中央委托，撰写《帝国主义与革命之间》，“根据格鲁吉亚局势经验重新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五版发表了1922年1月30日日列宁致莫洛托夫转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

“完全同意托洛茨基。

建议：

表示斥责拉狄克对孟什维克的让步。

加强对孟什维克的镇压并委托我们的法庭来加强它。

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

委托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而全力加速对孟什维克的猛烈攻击。”（54卷，148页）

相比之下，批判或者谈到托洛茨基错误的新材料却微乎其微。

五版还公布了大量列宁给其他反对派分子的信件和涉及他们的新材料。据统计，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件新增一百十五封，给加米涅夫的信件新增七十五件，给布哈林的新增六件（同时给数人的记在一人名下，按一件计算）。

比较突出的是五版第四十八卷和第四十九卷。第四十八卷刊载的是1910年11月至1914年7月的信件，在1956年以后公布的一百二十三封信件中有三十三封是给加米涅夫的。第四十九卷刊载的是1914年8月至1917年10月的信件，1956年以后公布的有一百八十四封，其中给季诺维也夫的有八十三封。

新发表的文件有不少是赞扬他们的，例如1912年11月25日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您在巴塞尔把事情办得非常好（在当时条件下）。不能更好了。”1921年11月29日列宁就肃反委员会权限问题写信给加米涅夫说：“比起捷尔任斯基来我更接近您。建议您不要让步并提到政治局去。”

1916年7月4日，列宁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对您的文集计划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同月23日在批评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时，列宁给季诺维也夫写道：“您是对的，不要信任布哈林。”

从这些信件不难看出，他们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助手，列宁有问题同他们商量，写好稿件先寄给他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什么不满也告诉他们，有些文章是事先同他们商量后撰写的。例如1915年7月28日列宁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写道：“今天我把小文《论欧洲联邦口号》直接寄往印刷所（并请给您一份清样）——按照我们商妥的精神写的……”

除信件外，新发表的材料也是这样。1917年4月17日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分组会议上回答问题时说：“我们，即我和季诺维也夫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里面谈到现在谈到的这一点，我们用德文出版了它，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德国传播它。”（31卷，277页）列宁指的是《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

1918年12月27日或28日列宁在给契切林的信中要求为成立共产国际做好准备，并委托契切林和布哈林就信中提出的各点起草一个草案，同时点名要“布哈林在提纲上简述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发表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决议草案》“委托布哈林同志起草一篇关于俄共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斗争即他们之间联盟的经验总结的文章并提交政治局”。

1922年3月21日列宁给加米涅夫打电话，要求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中央总结报告的补充报告。列宁说他在准备总结报告，但觉得材料太少，“因此请您明天完全腾出一个晚上，以便至少有一小时间空闲来准备您的补充报告，题目是我们已经谈过的，我将去信中央全会，请求指定补充报告人”。

不过五版出版的时候，苏共党内的主要反对派分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尚未平反，五版对某些材料的处理也反映了这种状态。

对外贸易论断问题，经过列宁的工作，1922年12月中央全会决定维持对外贸易垄断不放松，列宁非常高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由克鲁普斯卡娅记录转交托洛茨基。信中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

这封短信触怒了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的斯大林，他在同克鲁普斯卡娅通话中对她大骂一通。克鲁普斯卡娅不敢把此事告诉列宁，怕列宁激动而使病情恶化。列宁卧病期间掌握党政大权的是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于是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加米涅夫求助，信中写道：“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五版的注释没有全文引用克鲁普斯卡娅的信，而是接着写道，克鲁普斯卡娅请求保护她，不让人“粗暴干涉私人生活，无端辱骂和威胁”。五版注释避开了克鲁普斯卡娅信中的下列语句：“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格里（季诺维也夫）——弗·伊·最亲密的同志提出请求，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

这里列宁夫人亲口点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最亲密的同志”，如果直接引用此语，不就等于给这两位公开平反吗？所以编者做了如此这般的处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

历史就是这样，只要有一处隐瞒或歪曲，整个历史就难以说清楚！

五版为什么不刊载列宁的这封信？

五版号称“全集”（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лений），不过实际上也不全。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文件是迷失、销毁，有的是因种种原因不便于公布，所以苏联解体后出了列宁全集的“补遗”。

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1922年10月初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十月中央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一个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列宁对这个决定很不满意，要求暂缓执行，留待下次全会再议。下次全会在12月召开，此前列宁找了一些中央委员谈话，做说服的工作，还同托洛茨基频繁通信，要求托在全会上代表他捍卫对外贸易垄断制。

12月12日列宁致信副外贸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和驻柏林商务代表斯托莫尼亚科夫，并抄送托洛茨基，信中介绍了他在外贸垄断问题上的主张。这封信五版没有收入，1971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编的《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1917-1922年）》第二卷（海牙-巴黎出版）收有此信。不过五版在未找到的列宁文献名录中开列了这封信，肯定此信的存在。像这样一封列宁生前最后时日写给党内同志的信，是绝对不可能遗失或者不存档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信的第一段揭示了问题之所在：“我由于病情恶化，不得不放弃出席全会，我很清楚，这样对待你们我感到不安，甚至很不安，可是我连作稍微像样一点的发言都做不到。”（《列宁全集补遗》第一卷，666页）

从上述译文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如果从俄文原文看，问题就来了。

Вполне сознаю, насколько неловко и даже хуже, чем положено, поступаю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Вам, но все равно выступить сколько-нибудь удачно не смогу..

这段话的本意是：“我完全意识到，我同你们的关系是多么尴尬，甚至更糟糕，不过我反正也不能做得像样一点了。”

列宁这么说是因为一个中央委员给非中央委员写信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种做法属“非组织串联”，有违党内生活规章，列宁因此感到同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尴尬”，甚至更糟！

这封信是列宁口授秘书记录，发给弗鲁姆金、斯托莫尼亚科夫，同时抄送托洛茨的，是绝对不可能丢失的。五版只好以“未找到”做借口，不予公布。然而《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披露了。

五版刊载了大量涉及斯大林和反对派的新资料，包括第一次发表，第一次全文发表以及苏共二十大后陆续发表的资料，其中：1.给斯大林的书信、电报和便条，共七十三篇。2.给反对派分子的信电，在新增的一千六百二十二件书信中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的有二百三十件。3.其中十月革命后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电有三十九件。这些信电在苏联是新发表的，但事实上此前托洛茨基在国外已经在《俄国局势真相》《斯大林评传》和《斯大林伪造学派》以及《反对派通报》等书刊中中先后发表了三十五件。

托洛茨基所谓有根本意义的三十件文件中，苏共在1956年发了三件，五版发了十六件，此外有三件五版虽然没有发表，但提供了旁证，证明确实存在此文件。

1965年8月17日列斯室给许立群局长写了一个报告，说初步核查的情况如下：

一，最大数量是技术性改动。

二，属于理论和政治性的改动有，但不多。这种改动一是增加东西，一是删去列宁的原话。

三，改动多的是有关反党分子和斯大林部分。例如四版删去说托洛茨基好话的地方，五版恢复了，并称托洛茨基为同志等。对斯大林则相反，四版上原是给斯大林的信，五版把信的题目改了，由列宁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文件，五版把斯大林的名字删去等等。

这实际上就是说，五版发表了一批列宁新文献，恢复了列宁著作的原貌。

五版仍然不是包括列宁全部著作的全集

鉴于五版仍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全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准备出第六版列宁全集。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斯米尔诺夫1990年12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有三千七百件列宁文献（列宁写的、编辑加工的、口授的）未曾公布，其中部分打算收入六版，但出于意识形态考虑仍有一部分文件不准备公布，包括涉及以下内容的：涉及国内战争时期的恐怖、镇压政策，共产党机关的秘密工作方法，用武力反对邻国，把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红军的暴行（红军第一骑兵军屠杀犹太人）等等。

1992年9月我参观克里姆林宫，讲解员告诉我还有一批列宁著作没有发表，不是没有找到，而是存在各种禁忌，不宜公布，这样的著作还有好几卷。她说正准备编辑出版。

2012年8月24日，俄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俄国东正教史专家B. M. 拉夫罗夫致信检察院，要求审查极端主义，他列举了列宁的有关著作，其中许多文献并未收入列宁全集。

《列宁全集》中文出了两版，第一版于1959年出齐，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第二版，于九十年代出齐，第二版以俄文五版为蓝本，但编排做了调整，共六十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整的《列宁全集》。2001年中央编译局代表团访问俄国，到列宁卧病休养的哥尔克参观。克里姆林宫原先一直保留列宁生前的办公室和住所的原样为纪念，苏联解体后俄当局以维修为名，把列宁办公室和住所的所有物品搬到哥尔克，按照原样摆放陈列。参观者可以拍照，但要另购拍摄票。我们买了一张拍摄票，但各人都带有相机，负责的看管老太太只准一架相机拍摄。我们就对她做工作，告诉她我们来自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翻译了两版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的全集共六十卷，是当今世界上最全的列宁著作集，在红场旁边的列宁纪念馆就陈列着我们编译的《列宁全集》。这位老太太听了以后态度马上变了，一直陪着我们，详细讲解列宁生前使用过的各种展品，最后非常友好地和我们告别。

2018年2月28日于蓬莱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