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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96俄国大选:叶利钦如何击败了“胜券在握”的俄共

戴维·霍夫曼
2018-03-22 13:15
来源:《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
思想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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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毫无悬念的在俄国近日得大选中连任了。而22年前的另一场俄国大选,则耐人寻味得多。经历了解体后“休克疗法”的洗礼,19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处在深刻的动荡之中,叶利钦在1996年的大选前夕几乎失尽了公信力,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面对这场大选时“胜券在握”,叶利钦如何赢得了这场大选?

斯莫伦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这些都是在1990年代主宰俄罗斯经济命脉的新晋巨富,也是彼时克里姆林宫圈子周边活动的人。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继承了苏联主体权利的俄罗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体系崩溃,政治则走向西式选举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产变卖改组的收益成为了新富们的第一桶金。到1996年,叶利钦面临俄共的挑战,和巨富——也即是寡头们结成了政治同盟。

1990年代的混乱和财富与权力的极度不平等成为俄罗斯人的共同创伤,也成为普京时代整肃寡头,重新瓜分权力与利益的基础。但要理解今天俄罗斯的政经格局,就必须回到1990年代,追溯寡头们崛起的历史。

戴维·霍夫曼(David E. Hoffman)是资深的美国时政记者、作家,也对俄罗斯政治有深入了解。其著作《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于201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思想市场》栏目经出版社授权,节选其中第十三章的《拯救鲍里斯·叶利钦》部分文字,以飨读者。

叶利钦 视觉中国 资料图

1996年,在阿尔卑斯山一个小型滑雪胜地——达沃斯,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正在太阳星公园酒店的会客室举行签名会,一大群西方商业巨子围着久加诺夫,《消息报》的经济编辑米哈伊尔·贝格尔正在推敲他的每句话,他们都企图从这位极有希望成为下届俄罗斯领导人的口中套出什么。久加诺夫刚在12月份议会选举中获胜,他十分热衷于在其西方追随者间进行游说。据说他一天要接受20个记者专访。在1996年2月第一周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精英齐聚一堂。在香槟酒杯声声碰击、楼道走廊喧嚷不息、起居室新闻媒体济济一堂之中,久加诺夫已成为达沃斯的焦点。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更加温柔、绅士并会尊重民主和一些私有财产的共产党领导,在早前总统选举中票数领先的久加诺夫声称自己是“地球上最爱好和平的人”。他还表示自己不会采取大规模重归国有化政策。他曾表示:“我们知道如果将工厂收归国有,从摩尔曼斯克到海参崴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动。”久加诺夫身材结实健壮,有着高额头、日益稀疏的灰发。他是西方金融界人士关注的焦点。“我们的印象是,西方国家似乎已经认为他会是下一届总统。”这是贝格尔,一位从早期就偏向改革的人物对久加诺夫的评价。

久加诺夫在达沃斯的出现开启了一场平静的戏剧,这将再次改变俄罗斯的发展轨迹。此次会议,丘拜斯、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卢日科夫全部出席,他们对于久加诺夫的出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惊慌和焦虑。因为他们比那些围绕在其周围的政经界精英更加了解他。在别列佐夫斯基的带领下,众寡头还是想尽力拯救鲍里斯·叶利钦。

丘拜斯回电给莫斯科的阿尔卡季·叶夫斯塔菲耶夫,叶夫斯塔菲耶夫是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首席代表,他曾是丘拜斯早期私有化的私人顾问和媒体代言人。丘拜斯向他索要了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和一些久加诺夫的讲演稿的复印件,叶夫斯塔菲耶夫很快传真给了他。于是在论坛闭幕那天,丘拜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公开指责久加诺夫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骗子”,在国内和国际上,他的言行举止完全不一,他只是假装友善给西方社会看。丘拜斯表示:“久加诺夫是个两面派,在国外和国内两头倒。”他引用了共产党文件中关于能源国有化、银行国有化以及撤销私有化的一节,久加诺夫一旦执政,丘拜斯坚信其“第一步就是禁止言论自由”,然后“将所有政敌打入监狱”。丘拜斯发出阴暗的警告:“我认为这种专制政策势必使俄罗斯再次经历血雨腥风。”

古辛斯基对久加诺夫在达沃斯的出现也有所警戒,他回忆起早年他与久加诺夫在莫斯科的长时间会晤。游说他像东欧其他一些前共产党一样成为社会民主党,

但在达沃斯,古辛斯基意识到久加诺夫不会有所改变。“久加诺夫与瑞士银行总裁会晤时,我也在场,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至关重要,我发现他已摸透了西方总裁们的心思,对他们撒谎,说他们想听的话。这是典型的苏联共产党克格勃的雕虫小技,我就知道!他们会干掉我们的。久加诺夫一旦获选,必将打倒我们。我很惊恐。”

在近一年时间里,别列佐夫斯基一直与古辛斯基僵持着。但在达沃斯,他拨通了古辛斯基的电话,于是两人迅速决定会面。他们之间的异议可以追溯到1994年俄罗斯航空争夺战和“雪中的脸”事件,现在全都抛开了。“我们并没为寻找共同话题而浪费一分钟。”别列佐夫斯基回忆道,“我们都明白,重返共产主义所面临的威胁需要我们共同应对。”古辛斯基后来回忆,别列佐夫斯基走到他面前说道:“现在停战还不晚,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不知朝哪个方向走。这已经不是选举了,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我相信那时如果不是因为别列佐夫斯基,叶利钦将不会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历史也会就此改变。”古辛斯基告诉我。

别列佐夫斯基在达沃斯从金融家乔治·索罗斯那里收到警告,索罗斯害怕久加诺夫会击败叶利钦。索罗斯回忆他曾告诉过别列佐夫斯基,如果久加诺夫获选,叶利钦将会被“斩首示众”。别列佐夫斯基对此番对话的回忆是,索罗斯告诉他久加诺夫必胜无疑,他应该离开俄国以求自保。

但别列佐夫斯基并没这样做。“乔治,我们可以打败久加诺夫。”他自信地告诉索罗斯,“我感觉到,他看着我,以为我疯了。”

索罗斯回答说:“鲍里斯,你错了。”

接下来,别列佐夫斯基与丘拜斯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别列佐夫斯基建议丘拜斯将一些企业巨头重新拉回叶利钦身边。他和古辛斯基一同参加了丘拜斯的记者招待会,记者贝格尔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十分乐意听丘拜斯对久加诺夫的抨击之词。[别列佐夫斯基又去见了同在达沃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和维诺格拉多夫,甚至还见了卢日科夫,他想寻求支援,建立一个拯救叶利钦的同盟。这个同盟以“达沃斯条约”为名。尽管卢日科夫没有同意正式加入,但他决定在暗中给予支持。

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都是有钱人,但是“达沃斯条约”不只关乎财富。这两位大亨掌控着俄罗斯三个主要电视台中的两个。他们可以操纵舆论,而这对于叶利钦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回到莫斯科后,别列佐夫斯基立刻投身这一新计划,除了已经列入阵营的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及维诺格拉多夫,他还拉拢了斯莫伦斯基、波塔宁,以及阿尔法集团之首弗里德曼和他机敏的伙伴彼得·阿文。这个“七人帮”(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波塔宁、维诺格拉多夫、斯莫伦斯基、弗里德曼阿文)组成了金融和政界寡头政治的核心。他们中大部分曾在雀山俱乐部,大部分曾参与贷款换股份方案,如今他们开始尝试拯救叶利钦。

这些寡头一致认为,作为大规模私有化和贷款换股份方案的设计师,性格顽强果断的丘拜斯是帮助叶利钦重新获选的最佳人选。丘拜斯近四年来所展现的决断举动正是这七位寡头所寻找的。在后来不到六个月中,他们依靠借贷分成获益匪浅,并且盼望着能带给他们工业财富的第二把金钥匙。他们欣然接受了丘拜斯,这个自从一月份起被叶利钦免职并逐出政界的人物。大亨们支付给他高额的薪水。

在经历了12月议会选举的失败后,叶利钦免去了三人的职务,这三人和早前民主改革运动密切相关,他们是丘拜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及其参谋长谢尔盖·菲拉托夫(Sergei Filatov)。丘拜斯的职务由弗拉基米尔·卡丹尼科夫接替,卡丹尼科夫曾是别列佐夫斯基在伏尔加汽车厂和全俄汽车联盟时的搭档;安德烈·科济列夫的职位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接替,这个人不仅是外国情报方面的领导,还是个老式苏联干部的代表,对西方并不友好。叶利钦团队的新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和倒行逆施者,寡头们开始担忧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集团将攻占克里姆林宫。

2月15日,叶利钦在叶卡捷琳堡——他在这里当过共产党领导——发表演说。他的一些亲密顾问站在一旁,泣不成声。他们害怕这将是最后一次为叶利钦喝彩。大部分主要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总统候选人中,叶利钦位居第四或第五。

但这些寡头有另外一个计划。会前,他们同意坦白地告知叶利钦,他已经不再受民众欢迎了,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伊柳辛认为,叶利钦不会相信。“我们决定告诉叶利钦,他的支持率只有3%。”古辛斯基说,“因为克格勃人员一直告诉他,他的民众支持率不低于98%。”

这个二号总部的中心人物便是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她首次涉足政界,并在竞选中充当叶利钦的耳目,她个头不高,比较害羞,眼睛像叶利钦,额头梳着松散的刘海,她学的是系统程序设计,在一个与防卫相关的空间轨道局工作。她并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在此之前人们很少听到她的名字。她也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但她可以用一种别人不敢用的口吻和叶利钦说话。寡头们视她为绕过科尔扎科夫向叶利钦传递消息的一大途径。

3月4日,尤马舍夫和季亚琴科去拜访了NTV的总裁伊戈尔·马拉申科,并邀请他担当选举重职——媒体和公众公关。这是古辛斯基集团中一个特殊的职位。马拉申科这个有着一头短发的退役军官在政界摸爬滚打已有年头,他告诉他们,他相信“叶利钦背后有着巨大的力量,毕竟这个国家以前并不是共产主义;他现在所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选举,每天制造新闻,每天制造故事,在电视上频繁露面,而且一定要表现良好”。马拉申科建议采用他所知的里根选举技巧,比如视察制旗厂。

叶利钦认识到他一定要投身于一场“真实的”选举中,他必须亲近选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免去了索斯科韦茨的职务,任命丘拜斯执掌大权。沙赫诺夫斯基负责制定行程,然后叶利钦去实施,叶利钦在4个月内走访了24个城市。一张大选宣传照上显示叶利钦在一次摇滚音乐会上受到年轻人的热烈欢迎,在舞台上搞笑地跳舞。

在国际影像(Video International)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更加温和友善的叶利钦竞选阵营诞生。国际影像是当时莫斯科两所主要的电视广告公司之一。这一阵营的领导者米哈伊尔·马尔格洛夫(Mikhail Margelov),一位身材魁梧、追名逐利、满腔抱负的年轻人,他出身于一个军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他曾在克格勃高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该校负责培养间谍,然后又在国家新闻所工作。但在1990年,他投身于广告和公共关系事业。国际影像与丘拜斯集团合作,帮助叶利钦从民众怀疑的目光中拉选票。马尔格洛夫回忆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叶利钦就是总统,他统治着整个国家。他以前犯过很多错。1989—1990年间,人们很支持他,但现在已不再欢迎他了。”[32]结果有了全国范围的宣传广告,叶利钦仅仅在最后一个镜头露面。其中,很多上年纪的选民和退伍老兵及工薪阶层给了这位俄罗斯总统一些温和但模糊的评价,广告中大部分主题和共产党支持者的意思接近,但是这些人却表示他们会投给叶利钦。主题是“用心选择”,为的是打破僵局,鼓励人们选举叶利钦。他们回避了叶利钦在位期间出现的经济、犯罪、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棘手问题,以免勾起人们对他的不满。马尔格洛夫回忆他为叶利钦做了一份商业广告,讲的是一名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的水手承诺会支持叶利钦。该广告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了,因为没有人会相信。

在广告中叶利钦远离纷争,以稳定的保障者、慈父的形象出现。“可能西方人觉得此竞选口号比较愚蠢,但俄国人觉得很正常。”马尔格洛夫说。季亚琴科带给马尔格洛夫一箱叶利钦的相册,他选了一些最好的相片,作为最后广告的中心素材: 让叶利钦叙述自己的家庭史。配以感性的背景音乐,叶利钦追忆起他母亲做的烤饼,相片展示了叶利钦的少年时代,那时他着装整洁,浓密的黑头发向后梳。从一个运动员,一个反叛者,一个父亲,到一个祖父。最后成为苍老发福的叶利钦,他坐在摄像头前浅褐色的椅子上,穿着开领的白衬衫,在镜头前表达了对近年来民众饱受痛苦的同情,他说:“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结语是“我们相信,我们确信,我们希望”。

阿列克谢·莱文森(Alexei Levinson)是西式焦点小组中的专家,他通过测试组来评估产品或广告。他告诉我在1996年竞选中,如此强大的电视广告还是第一次出现。“对于很多俄罗斯人来说,广告是个新鲜事物,仅有两三年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像你们美国人一样从小就知道广告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广告仍是新鲜之物。”

最不可能投票给叶利钦的人数超过50%,但是他们也是最易受广告影响的。他还告诉我:“他们极易受广告的吸引,但他们又最讨厌广告。所以工作并不简单。广告的艺术在于吸引久加诺夫100%的支持者们。当人们看到一个谈论生活困苦的人,这和共产党统治没有必要的关联,只是突然抛出一句话,’让我们选叶利钦吧’。这就会使他们头脑很混乱。”

他们必须摧毁久加诺夫。报纸头版是一幅令人吃惊的照片,堆满楼道的定额配给香肠充斥着画面——人们很容易想起在供应不足的苏维埃年代为了得到一片香肠而排起的长队。该报出版第六期,发行量达到10000份——是最畅销周刊发行量的两倍之多——1996年4—6月间,遍布俄罗斯全国各地的邮箱公共场所。报纸名为“Ne Dai Bog”(天理不容),这是叶利钦反击久加诺夫的最好工具之一。《天理不容》用词巧妙,是对共产主义最冷酷的抨击,矛头直接指向了久加诺夫选票率很高但向市场经济转型最艰难的省份。每期报纸都有抨击犀利的文章、华丽多彩的照片和插图,向人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如果久加诺夫当选,俄罗斯势必发生大退步。第六期头版是关于一次共产党秘密会议的伪造记录,标题是“脱口而出”。“我们无法给予人们我们所承诺的一切。”更早的一期对一场儿童作文竞赛进行了专题报道,其中一个孩子写道:“俄罗斯是我的城堡,我的家。但如果共产主义者执政——那就是我的棺材了。”

这份报纸由叶利钦的选举委员会秘密出版发行。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黑暗宣传策略——造谣,使坏,买报纸版面,不具名广告,伪造文件——矛头直指久加诺夫。还有一百万份海报,印着一个怒目而视、咄咄逼人的久加诺夫以及一句话:“快储存食物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些海报都紧紧贴在全俄罗斯食品供应店的窗户上,极难撕下来,真是一种可怕的伎俩。叶利钦竞选阵营从不肯承认他们就是幕后黑手,但他们就是。

其实就算没有阴谋和贿赂,传媒界也有不少记者支持叶利钦、反对久加诺夫。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也极力支持叶利钦,因为他们害怕看到共产主义回归。他们和别列佐夫斯基的看法一样,“这不是一次正常的选举,这不是一个美国式大选,这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竞选,我们的大选是在选择两种不同的政体。”

叶利钦之所以受到如此欢迎,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寡头一手策划,另一方面是记者们愿意参加这支十字军。在传记中叶利钦严重偏离事实,甚至称马拉申科“创造了一个坚实的垂直管理链,管理电视新闻记者的工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根本不必如此,新闻记者们十分愿意效力于克里姆林宫集团。

这场欺骗一直持续到投票表决的那天。在巴维克哈,叶利钦在投票地点投了自己的选票。在克里姆林宫的摄像机中,叶利钦站在那儿,有一瞬间露出了人们熟悉的苦笑。但是这盘录像带是被编辑过的——为了剪掉他身旁的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那本应该暗示着事情有点不对劲儿,而叶利钦和其竞选团队是不会冒这个险的。7月3日,叶利钦以53.82%投票率当选,久加诺夫只收到40.31%的选票,还有4.83%的选票投了双方的反对票。“达沃斯条约”胜利了,丘拜斯非常高兴。在8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丘拜斯把叶利钦比作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成功地把俄罗斯向西方国家转化的第一人彼得大帝,声明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路线不可动摇。“不可动摇。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不可动摇,俄罗斯的私有制不可动摇,俄罗斯的市场改革也不可动摇。”

别列佐夫斯基也感觉豁达了很多。竞选刚刚结束,他就对俄罗斯寡头政治的权力和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竞选过后的采访中,别列佐夫斯基告诉《金融时报》,七大寡头控制着约50%的俄罗斯经济。别列佐夫斯基夸大了他们的经济势力,但他对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的评价却非常正确。他们就寡头政治的定义达成一致——他们都是富有、强大的君王推手。

竞选之后,七大寡头会面商讨决定他们之中谁将进入政府。丘拜斯认为他们可以委派一个自己人作为切尔诺梅尔金之下的副总理。财富和权力的联姻已经完成,是时候该分割战利品了。

以前当他们聚在一起共商大事时,当他们在雀山别墅里共进晚餐时,或者当他们进入克里姆林宫警告叶利钦时,他们都避开了大众的眼光。但是到了1996年的秋天,他们的野心和他们在国家最高议会上的身影再也无法掩饰。他们自己担心会出现反弹。他们中间五个人的父母中有一人或两人都是犹太人: 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弗里德曼、斯莫伦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1996年1月,古辛斯基当选为俄罗斯犹太人协会的主席,并在以色列进行商业活动。之前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曾单独遇到排犹主义者。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开始为公众可能会对“犹太人银行家”产生敌对情绪而感到焦虑。一些民族主义者和反动分子已经说出了一些恶意之词。当时,别列佐夫斯基告诉我:“当然,今天排犹主义在俄罗斯依然存在。但它不仅像在苏联时期那样以秘密的形式存在,还以公开的形式存在。”斯莫伦斯基指出,这些寡头知道他们煽起了怨恨和嫉妒。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如果你的水龙头里没有了水,一定是犹太人喝光了它。”

部分是因为害怕激起更强烈的公众情绪,他们让波塔宁进入政府,因为他不是犹太人。然而别列佐夫斯基很快也进入了政府。10月29日,他被任命为克里姆林宫安全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制定解决车臣问题的方案。刚被任命不久,《消息报》揭发了他持有以色列护照的事实。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他不能在持有两种公民身份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如此敏感的政府职位,在议会上,这条新闻引起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激烈抗议。别列佐夫斯基对此消息做出了生硬的解释。他说他只去过以色列两次。一次去了三天,另一次去了六天,最后一次是在1994年。他刻意忽略掉他是否正式取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问题。“手续只是开了个头,并没有执行到底。”在接受基谢廖夫电视采访时,他说:“提起我公民身份的问题时,障碍就在于我根本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事实上,他的确是以色列人,他废止了自己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以就任安全委员会的职位。

“达沃斯条约”巩固了别列佐夫斯基财富应该支配权力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寡头是他们这一代中的佼佼者。他说,就像他们在新制度下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先见之明赚到大量的财富一样,在大选中他们同样证明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政府官员最好明白这一点。别列佐夫斯基表示:“资本强大,国家才能强大。”

“我认为,一般来说权力和财富是不可分割的。”12月,别列佐夫斯基对我说。然后他停住了。他身穿正式的西装和一件笔挺的白衬衣,打着领带,在罗格瓦兹俱乐部一间隐蔽的小办公室里讲话。他重新思考了刚刚的话,然后做出了修正:“我想可能有两种类型的权力,”他说,“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一种是资本形态的权力。不过如今意识形态的权力已经不存在了。”新的权力就是资本。“如果什么事对资本有利,那么毫无疑问,它对国家也是有利的。”换句话说,这些寡头为俄罗斯指路。

别列佐夫斯基在他的椅子上微微转身,接过助手递过来的手机,简短地说了几句。他以一种冷静的状态继续着这个采访,表达了大选胜利带来的惊喜之情,传达了一种他做什么都是正确的感觉,以及对于寡头崛起的巨大满足感。别列佐夫斯基回顾道,他度过了一个变革的年代;俄罗斯正在经历一场暴风雨般剧烈的大变动,公共财产逐步归为私人所有。所有变革都无法避免会让人痛苦,充满了嫉妒和羡慕。他说,即使在大亨们之间,赢家依然贪心不足,输家却心存不满。他承认,俄罗斯现在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穷人们极其不满。“我知道在美国和西欧,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并不怎么受欢迎,”别列佐夫斯基说,“但在如今的俄罗斯,人们对于富人们的厌恶比西方强烈一百倍。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社会能够明白,这些富人们并不是很突然地、毫无预兆地得到一大笔财富,他们首先是——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别人更睿智、更有能力、更加努力工作的人。”

别列佐夫斯基是对的,这些寡头的确是聪明睿智且工作努力的人。但其中不少人的确得到了大笔天降之财。别列佐夫斯基应该加上这样一句话: 他们也是这一代人中最冷酷无情的。他自己的王国仍在扩张中,其中包括: 罗格瓦兹汽车的经销权,西伯利亚石油公司,通过海外机票销售盈利的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俄罗斯公众电视台ORT,异军突起的俄罗斯洲际航空公司,以及包括《独立报》在内的一系列媒体产业。但是现在,在他胜利的时刻,他渴求得到敬意,为他自己,也为别的寡头们。

1996年大选之后,寡头开始与外国资本勾结,这种欲望也就更加强烈了。11月出现了转机。俄罗斯政府发行了10亿美元的欧洲债券。这是继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从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的第一笔资金。如果他们经得起华尔街以及伦敦和法兰克福的金融资本的检验,那么这次债券的成功发行就为寡头引进相对便宜的金融资本敞开了大门。

但是首先他们得在国内处理好一系列的交易问题。1996年9月1日后,该从货款换股份拍卖中收取“第二套钥匙”了。根据计划,第一轮拍卖的胜出者可以出售政府为了贷款而抵押给他们的股份了。正如瑞安所预测的那样,他们把股份卖给了自己。

霍多尔科夫斯基最为狡猾。在1996年的骚动中,他用计使自己一早获得了尤科斯的控制权。他让叶利钦颁布了一项命令,使他可以通过在尤科斯发行新股的方法偿还子公司的债务。很简单,这就意味着比以前多了三分之一流通股。发行新股票的结果就是霍多尔科夫斯基所持有的政府债券从45%跌至33%。然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出现在柜台的另一端买了新股份。这时,他买走了大部分股份,价值据说是一亿美元。加上1995年他在一次投资招标会上也购买了大量股份,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了公司超过51%的股份。关键就是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中夺走它——霍多尔科夫斯基甚至在正式典礼举行之前就已经抢得“第二套钥匙”。

起初,霍多尔科夫斯基在1995年贷给政府1.59亿美元,得到45%的公司股份。一年以后,他借一个空壳公司的名义,用1.601亿美元将这笔股份转入自己账上。政府在这次交易中所获利润几乎为零。它得到的资金仅略高于其在1995年所拥有的,而霍多尔科夫斯基则得到了一家石油公司。贷款换股份的最初概念是政府有希望在出售股权时得到一个更高的价格。但事实上,一旦那些寡头开始把公司卖给自己,股价就会保持在最低点。

“达沃斯条约”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展示了在俄罗斯这个新兴国家里电视传媒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古辛斯基就是一位伟大的先驱,由于NTV对车臣战争进行了尖锐的报道,他早在1994—1995年期间就体会到了电视传媒所具有的威力。但是竞选活动更加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种效果: 电视频道既能造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它们接下来的牺牲品是曾被叶利钦任命为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列别德上将。他在8月份就已经与车臣武装签下了重要的停火协议。但当叶利钦的心脏外科手术进展令人担忧时,他却口无遮拦、肆无忌惮起来。他觉得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了权力真空的迹象,于是一谈起叶利钦就好像他已经去世了一样。作为ORT和NTV打造出来的一名重量级候选人,列别德被这两家电视台毫不客气地蹂躏着,现在这些频道都在播放他的斑斑劣迹。NTV播放了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记录了一个号称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团体在圣彼得堡游行示威的过程,并暗示这些是列别德的势力,其中一些内容已有18个月之久。10月17日,列别德被叶利钦解雇。安德烈·里希特(Andrei Richter)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新闻学,同时又是该大学媒体法律中心的主任,他表示电视网络系统已成为克里姆林宫的警犬。“有一个词,叫Fas!当你有一条狗并且让它去攻击一个人时,”他说,“它的意思就是,’去,干掉他!咬他!’”

别列佐夫斯基对这一点毫无疑虑;他从ORT得到的主要好处就是政治上的影响力。但古辛斯基开始感到怀疑,这一怀疑在随后几年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悔恨。当我让他回想1996年所发生的一切时,他说他对叶利钦的支持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认为我们是作为一个社会在学习,”他说,“并且我和其他人一起在学,我们明白了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实现的。如今我确信这一点。”

在经历了夏季总统大选的兴奋之后,丘拜斯以一次苦涩的照会结束了大选之年。叶利钦首次公开承认他需要做心脏外科手术,时间安排在11月份。丘拜斯极力想跳出政府机关,但“令我伤痛欲绝的是”他被迫成为克里姆林宫叶利钦的高级助手。“我被任命为行政部门主管,但不存在真正的总统,”丘拜斯回忆道,“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总统。”没有人知道叶利钦能否从外科手术中挺过来。叶利钦的第二任期并没有很快开始,相反,整个俄罗斯渐渐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冬眠期。世纪老人又一次进入冬眠了。

丘拜斯开始想,也许是时候改变一下游戏规则了。

书封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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