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生了，“养儿防老”观念被冲击

相继出台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对二孩集中爆发的“开闸效应”并没有持续下去。来自广东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周海波建议，中国应树立人口是资源的新理念，尽快全面放开生育。

全国两会期间，周海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全面放开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建议》（下称“《建议》”）。《建议》提到，2013年，国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放开，中国的生育情况并未达到预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这一数据，较2016年下降了63万人。按照相关部门原来预测，全面放开二胎之后，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为2023.2万，实际人口与预测相差足有300万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2017年的出生人口结构中，二孩比重占到了51.2%，超过了一孩比重。而2017年出生的一孩数据为841万，比2016年的一孩数量足足少了121万人，成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孩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比较低的一年。

这说明有些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了。

周海波基于历史数据剖析得出，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中国新生人口从2013年的1640万增长到了1687万人，“开闸效应”过去后，2015年，新生人口回落至1655万人。

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比2015年政策实施之前的1655万人增加了131万人。然而，2017年新生人口不升反降的事实，清晰显示了2016年的增长只是政策突然放开后，二孩集中爆发的“开闸效应”，与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一样，并没有带来持续性。

如果更深度地观察，实际上自2010年来，中国的新生人口是较之前增长的。2010年，中国新生人口在跌至1592万人之后，走出了一个逐年上升的曲线，2015年和2017年虽然出现回落，但也是较2010年增长。

那么，还必须担心低生育率问题吗？

问题在于上述增长背后的一个历史因素，1985-1990年是我国新生人口一个高峰期，平均每年达到了近2500万人。这批人，在跨入2010年后陆续步入婚育年龄，带来相应的新生人口增长。

如果同样按照这一比例，2020年-2025年，总量下降到2000万人以下的90后成为生育主体，新生儿数量将出现锐减。而时间越往后推移，这种递减循环将进一步推演。

而实际情况可能将比上面的测算更差。因为受家庭结构和多种因素共同影响，90后和00后这个新的代际群体，普遍存在着更低的生育意愿。

在西方，生育意愿已经成为了当前人口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日渐明显。其中，城市化进程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大量走出农村融入城市生活的人群，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生活形态。原来的“养儿防老”的观念体系被冲击，这是在需求层面上带来的改变。

在能力层面，城市化的新生活秩序，对生育带来了全新的要求。养育成本、托育服务、女性职业发展压力等诸多因素，让抚育小孩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大幅提高。大量的民调已经清晰显示了这一点。

除了生育意愿，男女性别比例的问题，将进一步导致低生育率结果。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现象已经延续了30余年，且未得到改观。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进行调查后，发布了《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报告预测，2013年后，中国每年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

2016年，国家卫计委公布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大约为1.7。一直作为低生育率代表的瑞典，其生育率就是1.7左右。中国仍处于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周海波接着提出，少子化现象，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这些低生育率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未来。

在国外，低生育率带来的问题不乏观察样本。

在亚洲，日本和韩国低生育现象已经持续多年。1989年，日本经济最鼎盛的时期，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57，被当时的日本社会称为“1.57冲击”。到200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更是只有1.26，创下历史最低纪录。近几年来上升到了1.5左右，距离国际公认的世代更替水平2.1有着遥远距离。

值得深思的是，房价高企被认为是阻碍适龄青年婚育的一道屏障。但是，伴随低生育率，楼区空置乃至小城镇空心化的现象，在日本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现状。以东京的卫星城市多摩市为例，这个曾经为疏散东京人口压力的卫星城，如今却被媒体曝出空心化问题。由于人口减少，配套资源减少，人口进一步外流、陷入恶性循环。

在欧美地区，低生育问题也是不少发达国家力图解决的难题。作为欧洲低生育率的“重灾区”，德国是一个传统的高福利国家，政府推行过多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为拥有工作的家庭提供育儿补助、为孕产妇提供更多的休假、以及提供更完善的托儿机构等等，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逆转德国一路下滑的生育率。

新加坡的生育制度变迁，或者更值得我们借鉴反思。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政府考虑到人口增长过快，开始实施“两个就够了”计划生育政策，遏制人口增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不足20年，新加坡低生育率现象已经十分明显，政府扭转政策，于1987年出台了“只要有能力，生育三个小孩或更多”的鼓励政策和配套措施。即便如此，发展到2015年，新加坡的低生育率现象依然未有明显改观。

对于这些国家，低生育率带来的经济乃至社会问题，藉由不同的途径来应对。

德国，由于一直来对劳动力依赖性不明显，近年来更是积极向工业4.0转型升级，以高度智能化的工业结构，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短缺的负面影响。在新加坡，根据2013年发布的《人口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新加坡外来人口比例将接近一半，通过外来移民实现劳动力补给。

在更多国家，低生育率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依然难以通过政策进行弥补。

周海波总结，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至今鲜有哪个国家是在生育率大幅降低后还能较快涨回来的，即便是政府出台了相关的鼓励政策。

基于在全面二孩政策没有达到总和生育率1.8的预期目标，“开闸效应”逐年递减，一孩生育率下降的环境下，周海波建议，从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高度，加大加快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和顶层设计。

首先要破除人口是负担的观点，树立人口是资源的新理念，并加强正面引导和宣传；停止政府计划生育考核问责机制；若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末达到1.8，建议充分尊重国民的生育意愿，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废除计划生育法、撤销据此法而设置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停止执行相关的计划生育工作职责；全面放开生育2年后，若总和生育率仍末达到1.8，应出台生育鼓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