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选｜专访冯绍雷：内外交困下，俄罗斯将走向何方？

在看似毫无变化的大选结果背后，俄罗斯未来将走向何方？经济问题是否仍将困扰已经备受制裁的俄罗斯？俄罗斯社会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俄罗斯的政治生态相比普京的上一个任期又有何不同？俄罗斯年轻一代在未来的国家社会生活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主任冯绍雷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普京在下一个任期中，国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解决民生问题。尽管俄罗斯经济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俄罗斯经济正在复苏。在对外关系中，尽管由于乌克兰危机依旧是制约其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叙利亚战场上甚至协调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俄罗斯依旧可以发挥一定的战略能力，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未必不可期。

冯绍雷指出，从俄罗斯困境看目前国际关系秩序的问题，可以发现，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等概念早已经成为了左右国际关系的一些指标，包括尊严在内的一些人类普遍情感却被忽略。他认为，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曾经在国际事务当中留下诸多痕迹的民族，国际社会不应该弃若敝帚。

此外，目前西方社会正在面临着传统价值观的自我撕裂，各种以往奉行的观念正在遭受冲击，这是最近四五百年以来国际秩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挑战。正是这样一种西方文明本身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恐慌症，或者说帝国恐慌症，使得他们对外部的任何挑战都过分敏感。

澎湃新闻：如果要形容普京的上一个任期，您会用哪三个关键词来总结？ 

冯绍雷：我觉得普京上一个任期大概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是外交战略上以攻为守；第二个是国内奉行保守主义的政治路线，或者是政治保守主义路线；第三，国家整个发展路线是从危机到重构。危机是摆脱一连串内外的危机，重构也不仅仅是指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重新构建，还包含着对未来参与国际秩序进行可能的重构。

战略历来是俄罗斯的长项。普京上一个任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俄罗斯发挥了在对外军事战略方面的优势。在叙利亚战场上实现了俄罗斯式的围魏救赵，通过在叙利亚战场上开出一个竞争的空间，反过来又对在乌克兰的胶着起到一种策应，乃至于对整个俄罗斯跟西方关系能够起到一种牵制，使得俄罗斯能够为今后的突破和调整做好铺垫。

关于政治保守主义，我曾在参加瓦尔代会议时与普京就此有过交流。普京称，我们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政治路线，所使用的政治保守主义范畴，跟目前世界上人们所使用的政治保守主义概念毫无二致，没有区别。但是，他说，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为保守主义就是指固步自封，保守僵化，甚至是开历史倒车，我们主张的政治保守主义，恰恰是要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当中，尽可能地吸收民族以及自己文明当中的一些最优秀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对宗教的尊重，我们对家庭传统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对民族国家这样政治实体的热爱，并使得这些元素能够跟现代化进程有一个连接，这就是我的初衷。

澎湃新闻：您个人对普京的印象是什么？

冯绍雷：我是2006年第一次见到他，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始，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俄罗斯男人，他的身上体现出一个俄罗斯人所崇尚的那种品格。那就是既豪放不羁，同时又精细周到。在我连续参加12次瓦尔代会议的过程中，尽管每次对话长达4小时左右，但是他几乎从来没有讲错一句可以被西方媒体炒作的话。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这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打击叙利亚“伊斯兰国”势力时，他也表示要毫不留情地将其打倒。虽然有人担忧普京面临着第四个任期，已经65岁的他还能继续工作那么长时间吗？但凭我的感受来说，我认为他年轻时候练就的拳脚，强健的体魄，的确为他今后这么长的政治生涯的精力充沛的工作给予了帮助。俄罗斯许多朋友也跟我说，在俄国做政治精英，特别是担任国家这个领导岗位绝对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事。 

澎湃新闻：你觉得普京在第四个任期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冯绍雷：对于今后六年的俄罗斯来说，普京总统已经在他的2018年3月1日的年度国情咨文当中提到，就是关注民生。我觉得使得俄罗斯经济能够有比较显著的发展是当务之急。目前国内看法很多，有的朋友比较悲观，有的朋友比较多看到好的方面。我觉得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该如何来看俄罗斯经济。

首先一个问题是能不能简单地使用我们一般比较多使用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它的标准来看俄罗斯经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前，他大量参考了农业经济学家卡恩诺夫提出的合作制理论，也就说在市场跟政府管控之间是不是有一条接近俄国本土特色的，但同时也能稳定和发展经济的路线和组织。这种方式既不是后来的集体农庄，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目前普京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候，也非常注重将西方经济理论和本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所以看俄罗斯经济，虽然它有很沉重的包袱，但要考虑把西方宏观经济理论跟俄罗斯当地的情况结合起来，我觉得俄罗斯经济还是值得一看。

第二个看法是，目前俄国经济的确弊端丛生，问题很严重，特别是民生，有4000多万的贫困居民，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现象。但是必须要提出，最近有几个数据没有被太多采用，而且这些数据来自于中立的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到2017年，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各国商业运营环境排行榜的统计，俄罗斯已经回到第35位；国际权威的达沃斯论坛对各国的经济竞争力也有一个统计，大概也是前38，这个指标也不差。

因此，对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我觉得不光要看经济横剖面上的数据，还必须从一个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疆域最广大的大国，从它的历史沿革、历史演进当中去看它的经济。既看它的问题，也看它的潜能。俄罗斯这个国家拥有的资源独一无二，但是这个国家又必须做大量的战略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确保安全的国防边疆方面政府的投资，以及政府在宏观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可能会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由于它疆域辽阔，气候条件恶劣以及实际的资源状况，要把蕴藏在俄罗斯地底下的财富变为变成钱是十分费劲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俄罗斯经济，既看到目前存在着很严峻的挑战，很难三年五载马上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俄罗斯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恐怕也是下一个六年的事。但是在下一个六年任期之内，我觉得俄罗斯经济的调整，民生的改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澎湃新闻：您觉得普京在第四任期会不会继续加强俄罗斯军力？然后加强的话，会不会拖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冯绍雷：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普京前所未有地在年度国情咨文当中，几乎花出了将近一半时间亲手向听众讲解俄罗斯新颖的武器新颖在哪里，威力多大，引得全场好几次起立鼓掌。普京以这样一个方式，很明显是要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讲清楚一个情况，那就是俄罗斯不怕任何威胁。当它遇到任何外来挑战的时候，它会坚决地抵抗到底。

另一面，俄罗斯经济能够多大程度上支持与美国对抗呢？我认为的确有困难。目前两国在国防投入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俄罗斯即使有少量高科技支持的新式武器，但长久对抗却不是其经济现状所能承担的。所以我认为，美俄关系调整并非不可期。特朗普上台以后，一度有可能调整对俄关系。当然，由于美国建制派的牵制，使得两国关系调整未能实现，反而落到对俄大规模制裁的局面。综合来看，我认为俄罗斯人可能还是不怕对抗的。从以攻为守转向新的阶段并愿意与美国达成友好相处，这样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尽管需要等待机会，比如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场，甚至在对朝鲜核危机等地区冲突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等待机会。

澎湃新闻：今年是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第四年，俄大选正好也选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纪念日当天。您觉得，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克里米亚问题带来的“民意红利”，还能够维持下去吗？

冯绍雷：在对外政治考量当中，普京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经过精心的掐算以后，才决定所要采取的步骤。冒险的确有过，比如克里米亚事件，其国际反响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客观地说，克里米亚“回归”对于俄国内民众爱国情绪的凝聚，的确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跟西方的较量当中，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欧盟、北约接连不断地向东扩展，已经深入到俄罗斯一些非常敏感的战略区域，包括波罗的海，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等。俄罗斯在没有能力全面反抗的背景下，才以非常手段还击，这就是俄罗斯人的心理基础，也是接受普京主张的逻辑。克里米亚问题的发生，并不只是为了提升国内凝聚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抬升大家的爱国激情。这里面首先包含的是对上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俄罗斯对来自西方巨大压力的一个反击。当然，这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操作。

目前，欧美甚至包括乌克兰部分政治精英，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有一个比几年前看来更为务实的态度。他们更关注乌克兰东部冲突地区的危机，比如流血地区不断增加的杀伤性武器，这些危险性问题要急于解决。克里米亚问题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这样一个大国间的纷争也有待时间去解决。

澎湃新闻：俄罗斯人情愿受到经济制裁也要坚持对克里米亚问题的支持，这显示了俄罗斯人怎样的民族性格？

冯绍雷：近几年来乌克兰危机之后，我一直在观察一个问题。2017年8月2日，特朗普签署参议院通过的对俄制裁法案后，让这个问题显示得更明显。那就是在国际政治当中我们可能没有太顾及一个的重要现象，就是尊严。我们比较多地关心国家力量、意识形态，但却对人类固有的情感包括颜面，特别是自尊，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和情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当中好像经常被忘记。

俄罗斯不光是曾经的超级大国，从17世纪进入欧洲国际事务以来，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1815年维也纳体系带来了欧洲近百年和平，俄罗斯曾经是主角。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起到核心骨干作用的就是美国、苏联。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在国际事务当中留下这么多痕迹的民族，国际社会不应该弃若敝帚。

这次美国对俄制裁案正式通过之后，好几位一流的世界政治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忽视了对人类最普遍的基本情感的重视。在国际政治中，你可以与对手在军事上竞争，战场上见高低，经济上博弈，但是不应该羞辱人家，不应该对这个国家的文化、爱国情怀加以蹂躏。

澎湃新闻：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是否能够真正理解俄罗斯的这种民族性？是什么导致了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敌对？

冯绍雷：我个人发现，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美国的精英、智库、媒体，包括专门从事国际和俄国研究的那些朋友们，好像变得更加激进、更加意识形态了，更加没有妥协余地。这个现象不光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欧洲。

这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一种比较理性的、具有包容性的外交政策，往往受到舆论牵制。有时候是因为民意，有时候是因为媒体，有时候是因为国内一些不妥协的政治因素。为什么民意会形成这样情绪化的局面？我们可以做更进一步的解释。但总的来说，目前国际秩序面临着一个最近四五百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西方文明在引领人类社会的过程中，的确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这不是第一次，也可以说不是最后一次。但是西方体系内部，那些原来还能互相匹配互相支撑的要素，相互之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矛盾，甚至抵触。自由与民主，发展与稳定，发展与公平，这些方面的矛盾、冲突，被剥离得体无完肤，问题正在出现。正是这样一种西方文明本身所面临着的巨大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恐慌症，或者说帝国恐慌症，使得他们对外部的任何挑战都过分敏感。

澎湃新闻：俄罗斯年轻人对俄罗斯社会、或者普京的下一个任期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绍雷：普京第四个任期执政以后，可能出现的社会风波、社会抗议不会少。普京自己在国情咨文当中也讲：我们不要对社会稳定程度有任何过分乐观的预期。俄罗斯目前处在非常多样化的时代，它有一些对于不满的反抗。但这一种观点不是全部。俄罗斯还有相当多赞成普京理念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是目前俄国存在的问题，也是俄罗斯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