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也从“白乌龟”谈“忌讳”

2018年2月13日的《上海书评》刊登了王弘治老师的《十三点与白乌龟》一文，个中看法，读之颇有启迪，故不揣冒昧，以求教于方家。

“白乌龟”与“我”

王弘治老师在文中提到，“苏州、上海把白鹅称为‘白乌龟’，或许也跟避讳‘痴傻’的意义有关”。此说或有可商榷之处。

何以如此说呢？白鹅在陆地行走时一摇一摆，有点滑稽，行走时头颈伸得很长，还不断地发出“gang-gang”叫声，与吴方言中的“戆”字发音十分相近。故而在上海东、南郊的旧川沙、南汇、奉贤一带，当地方言直接将“鹅”叫做“戆大”（见《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这恐怕是为了特意取其中的“痴傻”之义了。

若是照此说来，将“鹅”称为“白乌龟”又是出于什么缘故呢？恐怕还是“忌讳”的关系，只不过忌讳的是“我”字。众所周知，鹅是家禽的一种，通常来说，终究难逃端上餐桌前的那一刀。如此一来，“杀鹅”变成“杀我”，岂不是听上去很糟糕的感觉。正因如此，编撰于上世纪晚期的《吴方言词典》与《简明吴方言词典》里都在“白乌龟”的条目下注明，如此说法即是为了避“我”字之忌讳。

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以笔者的拙见，确实是有的。诚然，在普通话里，“我”与“鹅”的读音差别很大。但是将“鹅”称为“白乌龟”的地方——实际不限于苏州、上海，向西一直到江阴、丹阳、丹徒一带，当地的吴方言有一个共同点，“我”跟“鹅”两字的读音非常近似（两字的中古音本也接近）。这两个字在苏州话读[ηəu]（据《苏州方言词典》）、丹阳话读[ηə]（据《丹阳方言词典》），只有声调略不一样。至于在（老派）上海话里，“我”跟“鹅”更是变得干脆完全同音（[ηu]，据《上海方言词典》）了，“鹅”字需要避开“我”字之忌讳却有其语音基础。

反过来的例子当然也是有的。譬如在同属吴方言的宁波话里，就没有“白乌龟”这个说法。这是因为宁波话的“我”字读[ηo]，“鹅”字读[ηəu]（见《宁波市志》），两个字发音截然不同，杀起[ηəu]来自然毫无心理压力，关[ηo]屁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代宁波人在上海人多势众地位高，不但宁波话里表示第一人称复数的“阿拉”取代了上海话原本的“我伲”，新派上海话的“我”字音值也向宁波话靠拢，变得跟“鹅”不再同音了。好在这个语音变化发生的时间距今不过几十年，所以上海话里的“白乌龟”的说法还是存留了下来。

话说回来，宁波毕竟距离苏、沪稍远，何况邻近太湖流域的杭州方言虽然“我”、“鹅”发音雷同（[ηo]，见《杭州方言词典》），杭州话里也未见“白乌龟”一说。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其实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由于历史上移民的关系，从十八世纪起，崇明人向北扩展到了启东、海门、通州、如东甚至更远的苏北沿海一带（当地称为“启海人”或“沙里/上人”），启东甚至直到1928年仍是崇明县的一部分。尽管在地理上已经分离了两百多年，本岛的崇明话与江北的启海话至今仍然十分类似，彼此之间也有“大家说话差不多”的认同感。但是“白乌龟”指“鹅”这个用法，却是崇明话里有之（据《崇明方言词典》），启海话里没有。个中缘由，恐怕仍不脱避“我”之讳的窠臼——崇明话“我”“鹅”同念做[η]，但启海话的“鹅”字读[ηu]（据《海门县志》、《启东市志》），不再与口语中的“我（[η]）”同音，因此改用“白乌龟”的需求自然也就消失了。

算不上避讳

“白乌龟”的来源，大抵如上而言，想来也是个能够自洽的解释。“鹅”字不说，偏要回避“我”之读音，这算不算是“避讳”呢？认真说起来，似乎还算不上。因为“避讳”一词，在《辞海》里的解释是“封建时代对于君王和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区区“白乌龟”还轮不到这个待遇。

中国历史上的“避讳”大约始于周代，“周人以讳事神”，只是讳死者之名。进入秦、汉时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与神化，“天子”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全天下姓“庆”的都要改成姓“贺”……

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自然越来越多，实在是防不胜防，连皇帝自己也觉得“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为了尽量减少讳字，从西汉至东晋，皇帝普遍采用单名（这样比双名需要避讳的字减少了一半），并倾向采用冷僻字取名，譬如汉成帝（刘骜）、晋穆帝（司马聃）之类。

这也算是体恤民生了，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两汉魏晋时期，单名占了统治地位，这从《三国演义》里看得最清楚了，从刘关张到诸葛亮，几乎都是单名，个别例外者如江东豪帅严白虎，其实也是原名“严虎”，别号“白虎”，只是西晋“八王之乱”后，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才逐渐多了起来，并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成为主流——明清两代的皇帝，皆用双名。

说起来，清人入关之前的几代君主名字，如努尔哈赤，连名字都是根据满文音译的，汉字写法也不统一，朝鲜史籍就写成“老乙可赤”，自然无需（也无法）避讳。顺治帝的名字福临其实也是个满文音译，但用汉文解释倒是很有开国吉祥的寓意。野史传说顺治帝曾言朕有福，不能因此令天下人无福，故不须避讳。若真如此，这件事也算是颇值得嘉许。

康熙皇帝是清代第一个用汉文起名的皇帝，结果“避讳”也从此开始，而且越来越严。康熙帝名叫“玄烨”，结果凡写字刻书，都要以“元”代“玄”，以“煜”代“烨”，连传统幼儿教材《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黄”也要改成“天地元黄”，实在滑稽。到了乾隆时期，有个河南商贩刘峨把《圣讳实录》卖给应试的秀才，这本书本来是教人们如何避讳的，所以势必列出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大名，结果刘峨因此获罪丢了性命，实在是冤比窦娥。直到爱新觉罗·溥仪退位成了末代皇帝，困扰了中国人二千年的“避讳”问题才宣告寿终正寝，至少从理论上讲，每个人爱用什么字起名都不会因此获罪了，只留下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

筷子的出处

从这个角度上讲，大概“白乌龟”只能说成是“忌讳”“我”字的读音。这种民间对特定用字的忌讳，在各地都有，譬如“操”字，在《广韵》里有“七刀切（平声）”与“七到切（去声）”两读，但后者（cao4）在北京话里只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粗俗含义，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是羞于启齿的。于是诸如“操劳，操演，体操”等词汇里的“操（cao1）”都避开了这个读音。连带同属“七到切”的“糙”字也跟着倒霉，只能改换门庭读到平声去了……

但是这种忌讳，与避讳不同，往往没有什么强制效应，更多的只是“约定俗成”。所以各个地方的忌讳都不一样。比如《清稗类钞》里就提到，北方人忌用“蛋”字。所以旧时的北京人在以下这几个词中都避用“蛋”字：鸡子儿（鸡蛋）、炒黄花（炒蛋）、松花（皮蛋）。但苏沪一带则变成说“蛋”无所谓，“卵”字成了忌讳。两者的共同之处大概只有都用作骂人话了，比如北方话的“混蛋”约等于上海话里的“戆卵”……

有些忌讳词的通行范围很小，譬如上海人忌讳送病人苹果，这是因为上海话声调数量在吴方言里倒数，造成“苹果”与“病故”同音，稍远一点的苏州、嘉兴就没有这种顾忌了。但有些忌讳却是跨地域的，比如沿海居民旧时候吃鱼时，不能吃完半边再将鱼身翻转来吃另半边，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忌翻、没也”。更有一些忌讳最终登堂入室，在全国普及开来，“筷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古时不说“筷子”，谓之曰“箸”。直到明代，才出现了“筷子”这个说法的雏形。陆容在《菽园杂记》记载，“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此皆俚俗可笑处，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从这段文字的内容看，是江南水乡的船家首先忌讳“住”字，因而忌讳与之谐音的“箸”。结果反其道而用之，将“箸”唤作“快”，寄托了人们对“行船畅快无阻”的美好愿望。明末清初的苏州才子冯梦龙曾经编纂了以明代苏州方言为代表的吴语民歌集《山歌》，里面的《咏物四句·箸》就写有“姐儿生来身小骨头轻，吃郎君捻住像个快儿能”。

大概各地船夫都有忌讳“住”的心病，“快”的说法很快向各地扩散并进入通语，形成了“俗呼著为快子”的局面。人们又出于造字的习惯定势，很自然地为这个来自于吴方言的名词增加义符而成为“筷子”。在清代中期成书的《红楼梦》里，“筷子”的用法已经看不出什么鄙俗色彩，从凤姐到贾母都说“筷子”。在书面的使用频率上，“箸”也有江河日下之势，《红楼梦》里“箸”对“筷子”尚是二十八比四的巨大优势，到了晚清成书的《官场现形记》里，两者的比例已经反过来变成四比十二。至于近代小说如《金粉世家》里，“筷子”在书面语里也取代“箸”的大局就已经确定了。

终于无所顾忌

按照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忌，憎恶也。”既然是憎恶的，便希望避开它们。但总的来说，民间对词语的忌讳跟人的思想意识有关。大约是科学越昌明，文化环境越宽松，这种实质上并无意义的忌讳就变得越少。

忌讳“死亡”大概是人类的共性，对于“死”字的忌讳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故而现代汉语往往用“去世”、“逝世”、“成佛”、“安息”、“长眠”、“永眠”乃至“见马克思去了”等词语委婉表达“死”的意思。今天的普通话里，“si3”这个音节只有“死”这一个字茕茕孑立，当然也是这个道理。而在苏州话、上海话里，“死”的同音字不少，就算是在区分平翘舌音的评弹艺人嘴里，也有“史使驶屎”这些字跟“死”同占一个户口。于是上海话口语里的“死”干脆改念“喜”这个音。结果又造成“死”、“洗”同音，干脆不用“洗”这个词，改用同一含义的“汰”或“净”。

这么做的道理也很简单，不如此则“侬先洗”一变为“侬先死”’也，姚慕双、周柏春的传统滑稽戏里就说过这个段子。旧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是广东籍的华侨开的，不曾留意上海话的忌讳问题。结果那些老上海都不愿意到先施公司购物，而宁可到永安公司去，因为在这些人读起来，“先施公司”无异于“先死公司”。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先施公司早就变成了如今的上海时装商店，而在当代的上海话里，韵类合并更甚于旧日，“死”不但依旧跟“喜”同音，进而跟“线”的读音也一样了。只不过现在每天都有无数人上上下下地铁，却没有人再忌讳到底是几号线（“死”）了。

这大概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许多过去各地的忌讳词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以往的老虎威胁平民的平安和正常生活，连上海的地方志里都有“虎患”的记载。因此旧时许多地方忌“虎”，每遇“虎”时皆改用“猫”代称。如温州人把“老虎”改称为“大猫”。长沙人将“腐（与“虎同”音）乳”称作“猫乳”，北方人干脆把“老虎”叫成“大虫”。但近代出现的“老虎钳”，温州人倒也不曾改成“大猫钳”，上海人索性把“roof window”翻译成了“老虎窗”。至于“大虫”，如今也只有在《水浒传》里才能见到了。早已沦为濒危物种的老虎在人们眼里早就没有那么可怕了，不但可以直呼其名，更有某些“猛士”竟敢在野生动物园的老虎散养区下车了……至于今天的网络语言，用“百无禁忌”来形容，大概也没有什么夸张之处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诸如“白乌龟”之类忌讳词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只会在人们的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模糊，终究变成词典上的陈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