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甸︱余光中译济慈

有“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之称的台湾诗人余光中，生前还出过几部外国译诗集，寒舍迄今犹存的有两部，一部是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他与张爱玲、林以亮等合译的《美国诗选》，一部是他独立出书的台版《英美现代诗选》。八十年代中，他还出过一部《土耳其现代诗选》，书到手不久，未及细读，就送给了诗人彭燕郊，记得后者在来函中赞赏不已。这书我原以为再买不难，书出手后却一直没再版，倒成了我藏书中的一个缺门，至今引为憾事，一直想动笔的文章《余光中与译诗》只好一再延期。去年，我在香港的网购书店“二楼书店”中买到余译《济慈名著译述》（台湾九歌出版社，2012年版），算是充实了手边余译的庋藏。

我收集余译西洋诗集，原因在他既多年坚持写诗，是享有盛名的诗人及散文家，本职又是香港和台湾诸大学的西洋文学教授，有以诗译诗的深厚底蕴。他不但译，而且在“述”上花了大力气，而这正是大陆译家除个别人外少所顾及的。余光中读的杂书新而多，大量掌握英语诗歌的各种材料，非眼下常见的率尔操觚之辈所可企及。加之英语水平高，对英诗语法分析到家，是以他撰写的英诗评述每能予人以启发，见人所未见。这是笔者读《美国诗选》和《英美现代诗选》留下的印象。

余光中在《济慈名著译述》中共译出济慈十四行诗二十首，长诗三首，颂体诗五首，抒情诗二首，数量不如大陆查良铮、朱维基和屠岸的译本，可惜的是，前人不曾涉笔者仅得《海贲亮之死》（海贲亮大陆又译许佩里昂和海披里安）一首。把发轫于徐志摩、朱湘而迄于余氏的各家中译常备于手边，在阅读或迻译济慈时可以较短长、通流变。余译是继屠（岸）译之后，较多以意大利体还原原诗的试验。但笔者还是认为，此书的主要特色仍在于“述”。他的“述”，涉及的旧译主要有查良铮和卞之琳两家，而尤以前者为多（余称穆译，当然是因查良铮的笔名为穆旦之故，为行文方便，笔者姑从之）。作为六十年前而且是第一个较系统的中译本（穆译《济慈诗选》初版于1958年版，在他生前仅出一版，与《普希金抒情诗选》《拜伦诗选》和《欧根‧奥涅金》不同的是，译者没来得及校订和修改即溘然长逝），因此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讹误和缺失，鉴于重版穆译的出版社越来越多，指出这些讹误和缺失很有必要，以免后人不察，以讹传讹。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余氏的努力。

余光中的“述”大致按原诗的形式分为四部分，即原诗写作的缘起及特色，有关掌故，迻译过程的阅读心得，对前辈译文的批评。近半个世纪以来，英美两国的济慈传记出了不下十部，连同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诗人艾米莉·洛威尔的两大卷本，以及济慈的朋友、诗人利·亨特（余光中译李衡）的回忆录，有关的逸事一谈再谈，笔者不想再重复有关的记录，在文中嚼饭哺人，将写作缘起、掌故再抄一遍，现仅就余氏对穆译的品评兼及他的迻译，略谈一点读后感。

余光中在文中有一段话，说得坦率，笔者却不敢苟同。他说：“穆旦是一位很不错的翻译家，可惜中文还不够好，可以应变的筹码不足。”他所谓的应变筹码，下文有补充：“有趣的是，穆旦的译文比我浅白直露。浅易如能做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反而更高明。不过新诗的主流曾是白话诗，译诗一向也以白话为主。问题在于白话诗比文言‘费词’，在翻译往往冗长、直硬，以致长句失控，反而不如文言那么精简而有弹性。所以文言修养不足的诗人的诗人译起诗来，每每捉襟见肘，周转不灵。穆旦的弱点正是如此。”诚如余氏之言，译家能娴熟地使用文言，比只会写白话文起码多了一种应对之法，而不至于临事抓瞎。但译诗尤其是译济慈这样早逝的天才，文白应有一个严格的限度，即以白话为主，文言只能仅限于个别字眼和某些句法（济慈的诗句偶或嵌有古英文，可以适当地还以文言），不问程度地文白夹杂，难免予人老气横秋，甚而一副三家村冬烘的感觉，这岂是济慈的风格？

笔者研读穆译有年，却不曾有翻译家语言修养不足或词汇匮乏的感觉，尽量用白话还原西洋诗歌，这是穆旦个人的追求，与语言修养及词汇匮乏无关，尽管他在处理某些诗句时略欠推敲或考虑不周，以致留下了余文提及的诸种缺失。余译之病在文白失调，读起来不甚畅顺，因而堕入早期白话诗人译诗的窠臼。这里引两行《秋之颂》（大陆通译《秋颂》）的译文，俾读者窥豹一斑：“春日之歌在何处，哎，在何处？/别管它了，自己也有歌咏——/当横霞燎艳将逝的薄暮，/把刈后的平野染成玫红。”“横霞燎艳“（barred clouds bloom）和“玫红”（rosy hue），前者失之太“文”，后者则有过简之嫌，玫瑰红简称玫红，未尽规范。

穆旦在济慈诗选的《译者序》中谈到：“济慈的诗在形式上、在语言上都可以说是英诗的高峰，译时力图在形式上追随原作，十四行诗和颂诗等都照原来的格式押韵（只有几处例外），在十四行上面，我更力求每行字数近似，使其看来整齐、精炼。”这话也失之粗疏，因为穆译所有意大利体十四行均未能“照原来的格式押韵”，首段前八句的abba abba两韵只能折中为abba cddc四韵，仅为变体，而非货真价实的意大利体。有文学史记载，英国人移植十四行后，发现英文词汇量不如意文丰富，为不以韵害意，遂将意体改造为英国体，西洋十四行诗的高峰莎士比亚体即由兹产生。中国现代诗歌史善写十四行诗的几位大家，从冯至、卞之琳到孙毓棠，写的也是变体，只有吴兴华是例外。两位名诗人焚膏继晷、殚思竭虑的译事尚且未能臻于理想，可见诗歌翻译尤其是译意大利十四行之难。

与收得《译述》一书的同时，我还买到一册叶欣译济慈的长诗《蛇女蕾米雅》（Lamia，大陆通译《拉米亚》，台北有鹿文化2012年版）。译者是余光中的学生。原文的英雄双韵体在译文中变成长短不一的分行散文，“精简而有弹性”、严格追步原韵的师训在弟子手里已近乎失传。去年年底，济慈的两位中译者余光中和屠岸差不多同时去世，令我们不禁长叹，迻译诗人的承传者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