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调查④七成被访居民不认识居委会主任

【编者按】

5100多户家庭问卷、8600多份成人问卷（15岁以上）、近1900份少儿问卷：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 CENDUS）”历时一年于2017年7月完成了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调查对上海540个社区进行数据搜集，问卷对象包括居（村）委员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活动以及社会工作者等社区治理主体。调查人群包括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关注的问题有就业、移民态度、教育、住房等公共话题。

澎湃研究所经授权选摘刊发调查的部分内容。本文重点谈及居民的邻里关系、与居委会的关系，以及社区参与程度。

（一）近四成居民很少与邻居交流

本次调查了8213名受访者关于上一年邻里交往的情况，调查发现近70%的被调查对象都与本小区邻居有过交谈、聊天或相互拜访的行为，另外27.52%的人则几乎从未与邻居有过这些交往。被调查者中，差不多每天、每周两到三次和每周一次与邻居进行交往的超过全体受访者的57%，很少与邻居往来的占全体受访者的14.81%。总体上，大部分上海居民（近六成）能够至少每周一次与邻居有交往，其中约三成每天都有交流，但也有近四成的上海居民很少或从不与邻居交流。

委托代收快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委托方与被委托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和亲密程度，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可以了解邻里间交往的亲疏程度。选择“完全不可能”和“不可能”的被访者不超过全体受访者人数的22%，完全没问题的被访者占全体受访者的46.29%，多数情况下没问题的受访者占18.98%，即较可能委托邻居代收快递的受访者超过全体受访者的65%。这说明，大部分受访者是可以委托邻居代收快递的，这种邻里间的信任程度还是较高的。

大部分上海居民能够较为积极地主动地与邻里进行交谈、聊天或相互拜访等交往活动；对邻居个人信息了解的受访者较多，但了解程度还不够高；大部分受访者对邻居比较信任。这说明整体看来，大部分受访者比较积极地参与邻里交往，但是交往的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学历越高，邻里交往越不紧密

除了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他各学历受访者中与邻居差不多每天交谈、聊天或相互拜访的人在本学历群体中的比例都是最大的，约为30%以上，而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访者中只有19.84%差不多每天与本小区邻居进行交往。另一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访者中，几乎从来没有与邻居有交往的比例为18.52%，是5种学历中百分比最大的，高中及以下受访者中存在此种情况的百分比都较小，均不超过10%。同时，小学及以下受访者中，差不多每天和每周两到三次与邻居交往的人接近该群体的80%，该比例在初中受访者中超过该群体的70%，在高中受访者中接近该群体的70%，在大专访者中约为该群体的56%，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中则不到43%。可以明显看出，随着学历的升高，调查对象与邻居交往沟通的比例越低，即邻里交往越不紧密。

统计显示，在邻里交往方面，与邻居互动越紧密，学历不同带来的差异越明显，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与邻居互动的紧密程度更深；反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与邻居互动的紧密程度更低，即学历越高，邻里交往不管是在频次还是程度上都越低，邻里交往情况越不紧密和积极。为什么在邻里交往方面，处于学历两端的群体差异这么明显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学历较高的群体，会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更有个人收益的社交对象和场合，而且对自己和他人的个人信息保护较为敏感和重视。

（三）户籍与邻里关系

总体来说，不管是本地户口还是外地户口的受访者中差不多每天与邻居交谈、聊天或相互拜访的人都占其总体的大多数，其中本地户口受访者中差不多每天与邻居往来的占本地户口总体受访者的47.92%，这个比例在外地户口受访者中是36.69%，这说明不管是本地户口还是外地户口的受访者都和邻里保持着较为积极的互动状态。但是，可以看到，在差不多每天和每周两到三次这样一种较为频繁的邻里互动状态下，本地户口受访者中属于这种情况的百分比约为70%，而外地户口受访者中属于这种情况的百分比约为60%；而在很少和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很不频繁的邻里互动状态下，本地户口受访者中属于这种情况的百分比约为14%，外地户口受访者约为18%，本地与外地户口的情况刚好与较为频繁状况下的情况相反。这说明，本地户口的受访者在邻里交往的频次方面比外地户口受访者多，邻里交往更为频繁。

为什么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受访者会有这么明显的差异呢？有可能的解释是本地户口的受访者占据全体受访者的比例较大，其次可能是本地户口受访者的主体身份感更强，而外地户口受访者因为没有拥有本地户口，在心理认同上还是将自己划分为“外人”，在上海的“主人”感不强，他们认为自己目前可能只是暂时居住生活在某一小区，但这种居住状态是不稳定也不长久的，因此同本地人相比，不太主动同周围邻居进行频繁且密切的交往和深入的了解。

二、居民与居委会

在我国，居委会是城市社区中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尤其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随着经济社会转型而累积起来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问题，城市政府往往把大量政治性事务和行政工作以责任包干的方式分配给街道，然后再由街道下压和转嫁给居委会，最终居委会成为政府在社区职能延伸的工具和落脚点。

就信任程度而言，很不同意和不太同意自己信任居委会的受访者略微超过10%，同意和非常同意自己信任居委会的受访者约为48%，对居委会信任程度一般的受访者为41.32%，这说明大部分受访者还是对居委会持信任态度的。

在被问及是否知道居委会主任时，27.90%的受访者表示知道，72.10%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

在本次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74.42%）表示知道居委会办公室在哪里，有25.5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

关于过去一年中被调查者去过多少次居委会的问题，共有6090名受访者做了回答。总体来说，全体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去过居委会的平均次数是7.85次。统计显示，有37.18%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没有去过居委会；去过10次以内（不包含没有去过和去过10次）的受访者有约54.48%；去过365次以上（不包含365次）的受访者约0.11%。这说明在全体被调查者中，在过去一年中有大部分受访者去过居委会。

通过以上对于居委会的认同、居委会主任和居委会办公室了解程度以及去过居委会次数的调查，可以看到大部分受访者对居委会较为认同，且大多数知道居委会办公室在哪里，但很少数受访者知道居委会主任是谁。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受访者中的大多数认为居委会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自己需要维权或解决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找居委会解决问题，但是在他们看来对他们帮助最大的是居委会这个组织，而不是其中的某个人比如说居委会主任，因此他们对居委会主任的了解较少；二是可能居委会主任自身的宣传工作不到位，也有可能存在失职缺职的现象，因此受访者中大多数不知道其所在社区居委会主任是谁。

三、社区公共参与

（一）基本状况

1、参与小区业主大会投票

业主大会由同物业管理区域内所有业主组成，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对关系到整体业主利益的事情进行决议。业主大会是全体业主组成的社区治理机构，其在维护业主利益方面发挥作用离不开业主的参与。参与小区业主大会的投票是是衡量居民社区参与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实现业主自治权利的一个主要途径。

在被调查的6329人中，参与业主大会投票的比例为28.01%，人数为1773人。没有参与的人数有4556人，比例达到71.99%。这表明居民在参与业主大会投票方面的热情和积极性不是很高。

2、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

社区公共事务包括社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推动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社区稳定。

调查显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人数为623人，占总人数的8.75%，而没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比例为91.25%，人数为6497人。可见，当前我国社区居民在在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方面存在不足。当前社区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的积极性，要让居民意识到自己就是社区建设的一份子，应该为本社区建设尽一份责任和义务。

3、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提出意见建议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是社区的三个重要的机构或组织。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履行业主大会的自治管理职能。物业公司是提供专业化物业管理的市场组织。这三类组织在社区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居民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提意见建议可以让他们了解居民的意愿，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让居民得到更好的服务。

调查显示，居民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提意见和建议的达到17.53%，人数为1295人。大部分的居民没有向上述机构提过意见建议。

4、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向居委会提意见建议的影响

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向居委会提意见建议占群体的比例越高。具体来看，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向居委会提意见的人数为126人，占群体比例的10.56%，初中为305人，占群体比例为14.71%，初中为354人，占群体比例为19.81%，专科和大学以上人数分别为20.59%、22.70%，人数分别为194和314人。

5、受教育程度对居民与开发商/物业的冲突的影响

总的来说，不同教育程度的居民与开发商/物业的冲突都比较少，都没有超过5%。其中小学及以下的群体中，与开发商/物业的纠纷比例最低为1.6%，初中群体为2.36%，高中和专科群体的比例分别为3.64%和3.28%，本科及以上的群体比例最高，为4.47%。

总体而言，教育程度越高，居民与开发商/物业的冲突越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权利意识以及维权的能力有所提高，因而当开发商/物业的某些做法损害了居民的利益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有可能行动起来采取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