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调查⑦七成学龄前沪籍儿童由祖辈照顾

【编者按】

5100多户家庭问卷、8600多份成人问卷（15岁以上）、近1900份少儿问卷：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 CENDUS）”历时一年于2017年7月完成了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调查对上海540个社区进行数据搜集，问卷对象包括居（村）委员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活动以及社会工作者等社区治理主体。调查人群包括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关注的问题有就业、移民态度、教育、住房等公共话题。

澎湃研究所经授权选摘刊发调查的部分内容。本文重点分析了子女的抚养方式和教育支出。

有几个重要的发现：

（1）上海户籍儿童在婴幼儿期尤其依赖祖辈的隔代养育，其（外）祖父母参与3岁前照顾的比例高达73.4%。

（2）受访家长的教育程度越低，母亲独自一人照顾3岁以前子女的比例就越高。

（3）各项教育费用都随家长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少儿部分，限定调查对象年龄为15岁以下儿童（1810人）。在有效样本中，居住在上海的儿童占72.8%，其中包括40.8%的上海本市户籍儿童和31.9%的非上海户籍儿童。此外，样本中27.2%的儿童并不住在上海。尽管非上海户籍常住儿童和不在沪的儿童中分别有17.5%和10.8%儿童持有城镇户口，但各有七成和八成以上为农业户口，文中将这两类样本分别称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本文重点分析了子女的抚养方式和教育支出。

抚养方式：七成户籍学龄前儿童由祖辈照顾

对于涉及少儿问卷的受访家庭，“上海都市社区调查”都会询问孩子在3岁以前的主要照顾者情况。我们发现，在父母双方和（外）祖父母中，母亲和祖辈成为毋庸置疑的养育主力。所有受访家庭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母亲（67.5%）和58.2%的（外）祖父母参与孩子3岁以前的抚育照顾，而父亲参与的比例则不到三分之一（28.9%）。从亲戚和雇佣照料的超低比例看，绝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安排婴幼儿抚育需求，而祖辈是父母能够求助和依靠的最重要家庭支持资源。

沪籍儿童在婴幼儿期尤其依赖祖辈的隔代养育，其（外）祖父母参与3岁前照顾的比例高达73.4%。相比而言，流动儿童的母亲参与3岁前抚育的比例最高，接近八成（79.4%）。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沪籍儿童样本中，母亲参与子女3岁前照顾的比例相对最低，为59.9%，而沪籍儿童的父亲参与照顾比例则在三个群体中最高，为34.3%。相比本市户籍儿童和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在3岁前对祖辈养育的依赖程度最低，为39.9%。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留守儿童可能与父母分离，但他们在3岁前主要的照顾力量仍为母亲。

调查将上海家庭对于孩子3岁前的抚育照顾分为五种类型：母亲独自照顾、父母共同照顾、母亲与父亲以外的其他人共同照顾、父亲与母亲以外的其他人共同照顾、 父母不参与照顾。

这里重点提及“父母不参与照顾”这一类型，调查显示，近三成的上海父母（31.7%）在子女3岁以前不参与照顾。进一步分析采用这种模式的家庭可以得知，其中94.8%家庭的3岁前养育完全依赖隔代养育，祖父母与他人合作、亲戚、雇佣照料的情况仅略高于5%。总体而言，上海家庭的3岁前子女抚育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工，父亲参与3岁前子女照顾的比例严重不足。

报告比较了教育和抚育模式的关联。受访家长的教育程度越低，母亲独自一人照顾3岁以前子女的比例就越高。例如，在受访家长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的家庭中，35.4%为母亲独自承担婴幼儿照料责任，而相应比例在受访家长具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家庭中仅占8.4%。另一方面，受访家长的教育程度越低，其家庭中父亲参与婴幼儿抚育的比例也越低。和其他类型的家庭相比，受访家长具研究生学历的家庭表现出更高的“父亲和其他人”抚育模式。然而，无论受访家长的教育程度如何，上海家庭中父母不参与3岁前抚育的比例都高达三成左右。也就是说，父母的教育程度很有可能只对父母参与抚育家庭内的性别分工有所影响，而对于不参与抚育的父母则没有显著影响。

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85后家长，母亲独自承担婴幼儿照料责任的比例均为30%左右。与此相似的是，三组受访家长中都有四分之一以上表示孩子3岁前父母不参与照料，而这一比例尤以85后家长为最高。父母不借助他人、共同照顾婴幼儿的比例在80后家长中明显下降，而母亲与父亲以外的其他人合作照顾比例则随受访家长的年龄提高。

教育支出：学历越高，教育投入越大

社会学领域中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指出，不同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的父母往往对其子女抱有不同的教育和职业期望。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教育期望代表着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关联着父母对子女的关注程度。 同时，由于各类资源拥有量不同，不同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实质投入也彼此差异。

我们调查发现，上海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总体较高，仅有不到4%的家庭期望孩子最高教育程度达到高中或以下。62.9%的家庭希望孩子能够接受第一阶段的高等教育，而期望孩子达到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上的家庭比例分别为14.4%和18.7%。换言之，接近三成的家庭希望孩子接受大专或本科教育，而合计三成左右的家庭期望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为硕士及以上。

针对近年来的留学热，调查也询问了受访家长是否打算未来送孩子出国或出境读书。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上海家庭送孩子出国或出境求学的意愿与户籍/所在地、家庭文化资源、以及家长职业类别之间都存在显著关联。首先，三类儿童的家庭中，常住上海者（无论户籍或流动儿童）对留学的意向为不在沪儿童家庭的两倍。其次，就家庭文化资源和家中职业类别而言，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送孩子留学的意向呈正比：在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家长中，高达58.1%的人希望未来能够送孩子出国或出境求学，而相应比例在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家长中不到17%。我们也可以看到职业所反映的社会阶层与送孩子留学的意向之间的关联：相比于不到20%的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和生产人员，35.9%的企事业负责人和29.8%的专业技术人员打算未来送孩子出国或出境读书。

调查重点了解了不同年龄组儿童的教育支出情况，包括学费、课外课业类培训费用、兴趣班费用和教育总支出（由于人数过少，数据无统计意义，以下关于教育支出的各项分析均限于沪籍和非沪籍常住儿童）。

首先，在各年龄组的三类教育支出中，用于兴趣爱好培养的平均费用最高，而且该项支出随孩子的年龄而提高。其次，10-11岁和12-14岁孩子的课业类培训费用远高于学费开支。然而，就总教育支出而言，6-9岁孩子高于其他两组。

调查发现，在户籍儿童和流动儿童之间体现鲜明的教育支出差异。其中，户籍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学费平均支出比为1:2.3，但更大的差异来自课外培训支出。流动儿童的平均课业类培训费用为2,396元，而户籍儿童则为7,325元，为前者的三倍多。同样，流动儿童每年用于兴趣爱好培养的平均费用为2,143元，而户籍儿童的相应平均支出为5,675元，是前者的2.6倍。这些差异合计造成了两组儿童所在家庭在教育经济投入方面的鲜明差异：户籍儿童的年平均教育总支出为流动儿童的2.4倍。

再来看家长教育程度与儿童各项教育支出的相关情况。结果显示，各项教育费用都随家长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学费支出上，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家长全年为孩子平均投入为1355元，大专/本科学历家长为4259元，而研究生学历家长则为8293元。在两类课外培训方面，初中以下和高中教育程度家长的平均投入相差不多，均为3000元不到。大专/本科学历家长全年为孩子的课业类培训和兴趣类培训分别平均投入7000元上下，而研究生学历家长的这两项支出则分别高达11,576元和17,756元。教育市场的多元化无疑给了上海家庭更多选择，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家庭在儿童教育支出方面的差距扩大。就用于孩子的总教育支出而言非，研究生以上学历家长所投入是初中以下教育程度家长的7.3倍之多，而大专/本科学历家长的投入为高中教育程度家长的2.7倍。

类似的差异也出现在不同职业类别的家长间。担任企事业负责人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总投入最高，全年达23,606元，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等两类从事非体力职业的家长投入也超过万元。相比之下，从事商业、服务业、生产行业体力工作的家长用于孩子教育的平均总投入分布为9,841元和6,437元。我们再次注意到，造成教育总费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校外的课业和兴趣培训，而企事业负责人在学费方面的投入则明显高于其他几组家庭，全年平均学费高达936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