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深处思考乡村振兴

【编者按】

2017年12月11日，新时代乡村振兴与社会创业研究会成立仪式暨“醉学基金”乡村振兴课题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会议上，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万胜从文明的视角思考了乡村振兴问题。他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在于乡村留得住人，而选择留在乡村的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直存在于乡村的人，他们没有选择的能力，第二类是那些可以在乡村获取经济利益的人，第三类是那些真的喜欢乡村的人。

以下内容为修改整理后的发言稿：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讨论乡村振兴，自然就要和文明发展的问题联系起来。文明是一个十分宏阔的词，每一种文明都有着对于天地、人文和人心的特定理解。如果说城市正在以它日趋雷同的外貌和生活方式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普遍性，那么乡村依然还在传承和记录着文明的差异性。

最大的南方

北纬四十度线从北京的北部郊区穿过，却从欧洲南部马德里的南郊擦过，所以说中国是一个南方的国家。而且，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南方区域。仅仅是秦代的版图就有340万平方公里。在欧洲，地中海占去了与中国的长江以北相同纬度的大部分地区，在美洲，与中国长江以南相同纬度的大部分地区又被墨西哥湾占去。

作为北半球的南方地区，只有当今的印度可以相比，它的面积是298万平方公里。与印度相比，中国不仅仅更大，它的气候和水文条件也更适合农耕。亚热带季风气候是雨热同期，从东南的海上吹来的暖风，不仅带来了热量，也带来了水汽，梯次升高的山脉和高原留下了大气中的水，衍化成为万千河流。历代的强力政府不断地发动水利建设，又留住了足够多的地表水，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灌溉农业。印度是热带季风气候，它分为凉季、热季和雨季，大地要在忍受了三个月的热季之后才能等到雨水的滋润，干热的热季不是农业生产的最佳时节，大量的热量被白白浪费了。由于缺乏有效的水利整治，雨季的水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有这样的天地，所以有这样的耕作农业，有这样的小农家庭，有这样的乡村聚落，又有这样的天下国家。欧洲有另外一套文明，它的古代农业很依赖于畜牧业，较低的土地单产和高度组织化的庄园经济相匹配，农业的剩余也难以供养庞大的国家官僚系统，从而形成的是一种高度依赖于精神控制的政教分治的社会秩序。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村庄最为众多和密集的地区，小农家庭的村庄和乡村社会有着强大的意义生产能力，这种意义生产能力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在印度造成了略高于30%的城市化率，在中国造成了广泛的半城市化。

乡村的生产能力不仅出于村庄内部的人伦秩序，也出自村外的田野和山林。在温暖的气候里，不仅农民家庭可以是比较个体化的，人的修行方式也可以是高度个体化的，他们崇尚的是个体的升华和逍遥自在，从而为世俗人生的不朽提供了论证和实证。然而在过于寒冷的地区，修行的团体不得不严密地组织起来，在协作中存活，严密的组织崇尚的是服从和外在的拯救，继而这种宗教的精神又转化成世俗的道德和法治意识。南方的山川不仅仅是适合生存和方便出世，它的秀美也是无与伦比的。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美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特定的美，有着特定的意义。

那么，世界南方的乡村是否会有着和北方的乡村不同的未来？

边疆与边缘

说中国的文明是南方的，也是农耕的，那么，北方和畜牧地区的乡村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它们的意义在国家间竞争中被日益凸显。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可能只有模糊的边疆而没有清晰的边界，那么，有没有人住在那里就不重要。随着国家竞争的加剧，边界连同附近的居民就变得重要起来。更一般地说，边疆是社会系统的地理边缘，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各个社会系统必须全力以赴，凸显了各类系统边缘的重要性。

据说，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在封建制尚且完整而邦国之争尚不激烈的时代，邦国之间只有边疆没有边界。有大量的农民从官方控制的住处比如“城”或者井田体系中逃离出来，到“野”外生存，从而形成了脱离控制的“聚”或者“落”。

随着邦国竞争的加剧，如何控制这些人口就成为关键的问题。一种做法是商鞅等人所提倡的，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进行编户齐民。另一种做法则是孔子及其信徒们所提倡的仁政，要以德服人，让百姓自愿归附。这实际上也就是法家和儒家的基本政策分歧。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要思考的是，边界到底是如何稳定的，是因为地盘属于某国，所以其上的人民属于某国；还是因为人民认同某国，所以所在的地盘也就属于某国？属地还是属人的区分是同时存在的，对于人心的安抚和对于土地的控制结合起来。确保国家安宁。边疆地区最好是有人居住的，历史上还多次通过移民来“实边”，也就是充实边疆地区的人口。所以，边疆地区的乡村发展不能是消灭乡村，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和发展，这样对于少数民族自身或者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意义重大。

地理上的边疆只是社会中的边缘的特殊表现形式，乡村的边缘属性不仅体现在边境线上，也体现在每一个聚落体系中。乡村在古代的“国野”体系中总是靠近“野”的一侧。要把所有处于“野”外的乡村和农民纳入国家治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一个横包六合的大国，在一片厚德载物的南方土地上，人口总是可以流动，在野外长出新的“野”。国家不断地将处于“野”的聚落归化，建立乡里制度，但是，新的移民又创建了新的村落。国家不愿意承认这些流动的农民，由此引发了赋役制度的混乱和复杂的土客之争。最终，国家还是对人民做出了让步。唐代中期的“两税法”给予流民和他们的聚落以合法的地位。在《三国志》中出现了“村落”这个词，在唐代出现了“村正”，也就是国家认可的村落负责人。

国家归化野外乡村的努力体现的是国家对于执政基础的重视，无论是土地上的租、人身的劳动力，还是每家每户的其它出产，还是更加微细的人心，都是国家关注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传统的郡县制国家在地方的制度设计上，会高度重视最基层的组织编排。历代都将最基层组织的规模量化和标准化，比如明代规定是10户一甲，10甲一里。这样僵硬的规定在落实中会有所变形，但是这样对于适度规模的强调本身代表了一种重视，相比较而言，国家对于里甲之上的组织就没有这样严格的规模控制。这说明，最基层的治理问题属于国家政治，至于县级政府如何管理自己的乡镇之类，反而像是一种地方的行政事务。

虽然国家高层赋予最基层的治理以高度的政治意义，但是，在官僚体系的行政集权本能的作用下，强干弱枝的逻辑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最后，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一起衰败，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曾经幸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历史性的纠结终于有可能被化解。高度关注基层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群众路线是它的工作路线，民主集中制是基本的体制。然而，乡村治理出现衰败的动力也变得空前强大了。

在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时代，传统的国野体系演变成了城乡体系。城乡体系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市场和资本，这样的力量无节制地从乡村抽取各种资源，使得乡村丧失活力。

聚落、共同体与村落

村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大大小小各有不同，却又具有区域的相似性？比如我们在川西平原上看到三五家在一起就是一个小的聚落，这样满天星一样的小聚落群中间，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镇。而在华北平原，村庄则可以说是巨大的。上千户的村庄比比皆是，这样的村庄如果生活品质能够提高，完全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城镇。在湖南的湘江中下游，看到的是有村无庄的状态，也就是有村落认同，但很少有比屋而居的情况。在长江三角洲的沿海地区，在江南市镇的外围，又会看到很多长条状的小型聚落。

一直以来，研究聚落体系的形态都是地理学家的任务。地理学家分析了很多的变量，比如地形、历史、市场和复杂的社会因素等等。但始终说不清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造成这种迷惑的原因是，每个村庄都有三条命。每一条命都是对于生存空间的社会整合过程。

村庄的三条命指的是，村庄可以是聚落，可以是共同体，也可以是村落，分别就有聚落的进程、共同体的进程和村落的进程，这三个进程在同时发生，并纠缠在一起。所谓聚落的进程，也就是农民家庭选择自己的住处，要建设自己的生存空间。然后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这些农民之间会将相互的社会关系结构化，实现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统一，发生了共同体的进程。同时，不同的村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结构化，形成了村落体系，这个村落体系也与城乡体系相互融合，这就是村落的进程。

在每一个进程中都受到诸多变量的影响，共同塑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聚落形态。比如，川西平原的聚落体系在第一个进程也就是聚落的进程中就定型了。在清初的再开发的过程中，人口快速进入，很快完成了地权的分配。共同体的进程来不及起作用，人们很自然地选择近地而居。然后在村落的进程中，形成了以集镇为中心的村落体系，这种体系得到了市场体系和阶级体系的固化，对于集镇的认同取代了对于村落内部的认同。结果，高度分散的小聚落再也没有整合起来。

在长江三角洲沿海的沙地上情况有所不同，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强力推动了居民点的归并，按照一个生产队一个聚落的形式进行再集中。结果把本来是高度分散也类似于川西平原的聚落体系，改造成了以生产队或今天的村民组为单位的聚落体系，这就通过外力补上了共同体的进程。至于华北，为了安全需要进行的聚落整合以及历代国家推动的村庄归并不断推动了聚落的集中化，造成了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巨型聚落。这看上去也是一种共同体的进程，但这种集中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江西广东等地区的宗族村落的演进动力更加具有自发性，其中发生的共同体的进程显得更加标准，它们的聚落规模是自发集体行动的结果，也更有利于酝酿出新的集体行动。

区分开这三种进程是必要的，因为这三条命的健康程度不同。对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聚落的进程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了。因为，可以开垦的土地已经开垦完毕，生态的破坏让我们付出的代价越来越不可承受。随着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国家推出了退耕还林、还草和还湖的政策，意味着中国人向大自然要地的时代也就终结了。而共同体的进程虽然不能说是终结了，但是在战争、革命和社会转型的反复冲击之下，它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进一步使得这种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基本成为定局，在大多数的地方都看不到复活的希望。至于村落的进程，它获得了新的内涵，实际上是凤凰涅槃。进入城镇化时代，村庄的性质从工业化时代的“农村”变成为城镇化时代的“乡村”，它的空间属性也从一个憋屈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讲究品质的生活空间。

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已经变了。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超越了对于基本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村庄——那些让人梦萦魂绕的故乡或者家乡，还能够成为美好生活的寄托吗？

热闹与静美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有钱的话，住在乡下会更好，种点菜，养几只鸡，每天在森林中或者田野中散步，随意停下来和见到的人聊上几句。春天有百花；夏天有凉风有萤火虫；秋天有那么多无人采摘的果实；冬天有雪，烧上一盆旺旺的火烤起来。然后，煮上一壶茶，或者喝上两杯小酒。无忧无虑地享受天地之间的静和美，这样的日子，难道不是神仙才能有的吗？

然而，洪福好享，清福难享。因为寂寞难耐，欲望无穷。不要说遥远的山村了，就是上海的郊区，能去呆上一两年的城里人也不多了。我在上海郊区调研的时候，多次听说有人在乡下买房子养老，但是，还真没有听到很圆满的故事。往往都是满怀憧憬而去，兴味索然而回。振兴乡村当然好，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在乡下常住呢？

大概就是三种情况，一种是确实能够在乡下挣到钱，一种是本来就是乡里的人，没有别处可去，没有选择过，或者没有选择的能力；另一种是真的喜欢乡村。这是三种因素，也可以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说有这样的三种人。第一种人，虽然职业结构会有变化，但一段时间内总体上不太容易变多；第二种人不应该变多，应该变少；第三种是既可能变多，也应该变多的人。

英国的哲学家罗素概括地很好，人有两种基本的倾向，追求合群与享受孤独。正因为人的内心深处能够同时体认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状态，所以，总会有的人更愿意享受洪福，也有人更愿意享受清福。在东西方的文明区分上，也分出了注重外向开拓的西方文化和崇尚内向超越的东方文明。在一个物质文明迅速膨胀的时代，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都是鼓励人们去享受洪福的，目的是把人都变成消费者。人们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乡村的清静。但是，物极必反，这是人间之道，也是万物之理。

比如，在法国，根据法国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乡村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口衰减之后，1990年起开始增加。1990-1999年间，年均增加7900人，1999-2007年间，年均增加75100人，是前一阶段的近十倍。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曾经写出过世界闻名的著作《农民的终结》，这本书于1990年代再版的时候，他注意到，作为peasant的农民虽然是几乎终结了，但是乡村并没有终结，反而出现了复兴的希望。根据德国农业部门的说法，在德国有4800万人也就是一半的人口会经常地住在乡下，或者就是住在乡村。

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他们看到了他们乡村的静美，教堂，以及教堂的钟声；森林，以及森林里的风；溪流，还有溪流上飞过的小鸟。第二是，互联网带来的远程就业的发展。第三，是新型乡村产业的发展。所以，他们从乡村复兴的角度将乡村分为三类：城市的乡村，也就是高度城市化地区的或者说是城市群腹地的乡村；新乡村，也就是新型的乡村产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还有就是薄弱的乡村，一时还没有复兴的地区。

法国或德国的经验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要懂得品味乡村，也要懂得发展乡村，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要把热闹和静美之间的时空距离缩短，一抬头是热闹，一低头就是静美，那就太理想了。仅仅是看到乡村的静美，这样的乡村只会是薄弱的乡村，仅仅能够欣赏繁华与热闹，乡村没法和城市竞争。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两方面都很有不足。之所以乡村的产业发展还不够好，主要的障碍既有文化的问题，也有时机的问题，关键的关键其实还是政策的问题，比如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和地方自主发展的制度；至于无法耐得住乡村的寂寞，既有乡村发展还不够的问题，也就是说太寂寞了能够忍受的人必然就不多；更有我们文化的问题，因为，当代中国人太喜欢热闹了，看看我们长假期间的各大旅游景点的人山人海吧，年复一年的人山人海。目前，能够欣赏乡村的静和美的人还是太少。其实，即使是到乡村发展产业，也需要参与的人多多少少地喜欢乡村的静美才行，否则就是能挣钱也呆不住。

曾经，乡村几乎是中华文明的全部，它的美好也几乎是中华文明的全部美好。今天，它只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的美好也只是中华文明美好的一部分。要体认它的价值，就要把我们的活法细分，只有细分了，才能欣赏到部分的意义。

法国人会欣赏法国的乡村，但法国人会用法国人的方式欣赏他们的乡村。我们欣赏自己的乡村，和法国人的眼光必有相同，也必有不同。就相同的一面，可能我们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也许等我们看够了城市的霓虹灯之后，乡村田野里的萤火虫才会显出它的美。就不同的一面来说，在这片世界上最大的南方，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田野中，五千年的文明都留下了痕迹，无数的先贤和百姓都用他们的生命在这里，体认过天地的大美和人性的光辉。

我们不能只是向前方出发，我们也必须向着自己的内心发展，我们也不能只是赞美城市给我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希望，也要能够理解乡村，理解我们的来处，理解我们的传统，理解我们内心深处被久久忽略掉的那一片青山绿水，那一片大地苍茫。

总之，中国的乡村与世界各地所有的乡村一样，与我们的文明及其特有的美好有着更加直接和久远的关联。所谓乡村振兴，必然地，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发生自觉和建立自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