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造就的古巴生态模式，还会延续下去吗

Yeral Garcia是个哈瓦那的三轮出租车司机，他不止对所生活的城市了若指掌，就算是全球的政经大小事，也能侃侃而谈。作为来自美国的游客，我幸运地坐上了他的三轮车，跟着他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哈瓦那。

几年前，34岁的Garcia在踩三轮车前曾在哈瓦那码头上当过码头工人。如今，在城里拉游客，挣的钱是当码头工人的三倍。Garcia说，现在一个月要交10美金的执照费，加上3美金的三轮车租用费，即便如此，Garcia仍觉得现在的工作好多了，挣来的钱至少足以抚养年幼的女儿。

“工作辛苦，但是挣的钱多些，”他说，“不能发财致富，就是求个温饱。”

他一边给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边迅捷地穿越了马路上的重重车阵。他说起1991年后古巴的困顿，也就是苏联瓦解之后，“古巴整个瘫痪了，经历了很糟糕的几年。但也从那时起，政府开始进口自行车，我这脚下三轮车就是这么来的，”他一边踩着脚下那台稳重的自行车，一边说着。

的确，哈瓦那的三轮出租车，在这个日益拥挤繁忙城市，不仅仅是运输工具，也几乎成为了苏联时代的一个象征。在搭载游客前，这些生锈的人力三轮车，其实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古巴的“特殊时期（THE SPECIAL PERIOD）”，由于资源稀少，三轮车便用来运送食物或众多其他物品。

特殊时期发展出来的生态模式

随着苏联瓦解，俄罗斯缩减了对古巴输出的便宜原油，中断对古巴蔗糖的担保价格，也重创了这里的经济。在哈瓦那，店铺关门，加油站停业，巴士也变得极度拥挤。伴随着食物供应紧缩，基本的健康饮养也成了紧要的问题。

而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政策，加深了特殊时期的种种困顿。在美国与苏联冲突的余波扫荡下，美国在1962年更紧缩了对古巴的禁运条例。1992年的《古巴民主法案》（TORRICELLI LAW / CUBAN DEMOCRACY ACT）和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HELMS-BURTON ACT）条例，都限制了外国与非美国的公司与古巴进行交易。

在此情况下，古巴的领袖们为求维持古巴的能源独立，开始着手不同的石油替代计划。汽车稀少的状况下，自行车便开始充斥哈瓦那的大街小巷。都市农园也出现在闲置的土地上。由于受到政府鼓励，加上化学肥料的缺乏，乡村的有机农业便应运而生。这些替代方案，至少让人们有工作和食物。这些特殊时期的困境与紧急措施，反而成了古巴生态实验的契机。

虽然，古巴的生态革命最初是对紧缩政策的对应措施。世界各地的环境工作者却都深受这些永续发展和低成本低碳措施的启发。许多人将这些模式作为人类面对极端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问题的应变方法。

1999年，乌戈•查韦斯在於委内瑞拉上台后，古巴的特殊时期宣告结束。委内瑞拉开始供给古巴石油，也帮助古巴逐渐恢复经济。自劳尔•卡斯特罗从他日益年老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手上接管政权后，2006年开始，古巴也逐渐对外开放。2015年，奥巴马总统重启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意味着禁运条例的终结。今天，古巴脱离了经济危机，对世界与国际资金持开放态度，尤其欢迎外国游客。这些都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前所未见的现象。

在哈瓦那，经济转变的表现最为明显。现在的公交巴士定时定点，不再过度拥挤。老哈瓦那的历史区域，也开始出现士绅化的现象：一方面，崭新的双层观光巴士停驻酒店前，准备接送游客。另一方面，许多1950年代经典的底特律款汽车，由于历年来的禁运条例，还在路上行驶。这些历经改装的经典老车，加上了新的烤漆，但仍缺乏污染控制的催化转化器。

同时，三轮出租车，也开始受到严密的管制。哈瓦那市政府相关单位出台了一个新规定，三轮出租车如果在注册限定区域外运行，就会受罚。哈瓦那市区是一个单独的省区，每一个区域都属各自管辖，这个新规定使三轮车收入减少。1990年代以来各项号称“进步”的现象，似乎都威胁着哈瓦那的另类生态机制。

自行车将会永远在此停驻

今年四月，我想亲眼看看古巴近来的经济转变，以及其另类生态机制的状况。这些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生态模式，还能继续吗？

1993年，我受邀去哈瓦那参加一个城市自行车运输的会议，正遇上特殊时期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当时，不仅粮食短缺，频繁的电力中断更使得哈瓦那几乎成为鬼城。我记得一次日暮后，在黑暗中，我骑着自行车回到酒店，几乎看不见轮胎下的道路。

在哈瓦那的会展中心——当时的会议地点，有个标语写着“自行车将会永远在此停驻”（西班牙文："LA BICICLETA LLEGÓ PARA QUEDARSE"，英文：The Bicycle Has Come to Stay）。当时的外国贵宾们，纷纷开玩笑，称其为“革命中的自行车革命”(Velorution in the Revolution)。Velorution（Velorution是Velo和Revolution的合成词，Velo是自行车的意思，Revolution是革命的意思）这个词是自行车骑士们创造出来，用来描述自行车取代汽车，受到大众普遍的接受。这同时也指涉RÉGIS DEBRAY在1967出版的书“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以及此书描述的古巴革命对于拉丁美洲左翼的挑战。

Gina Rey是这一系列活动的一个组织者。她后来也成为哈瓦那政府智库中的咨询员。在会议结束后的一个访谈中，我问她对自行车能帮古巴成功度过这个危机时期是否有信心。当时，她坦诚地表示，对此愿景有所保留。“的确，在度过（特殊时期的）危机之后，我们可能又会从自行车回到汽车的阶段”，她说，“这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在经济考量之外，对自行车的优势有更多的认识。”

在近期的古巴行中，我再度与Gina Rey碰面。作为个都市规划专家的Gina Rey，今天也是哈瓦那SAN GERÓNIMO大学的教授。许多年前，她跟我提及的自行车能否延续的危机，已经在哈瓦那出现。在特殊时期，自行车数量曾高达一百万辆，如今，已经不到10万辆。同时，道路安全的不足，自行车道的消失，加上种种鼓励汽车的政策，都威胁到自行车在这个都市的存亡。

虽然古巴的自行车计划，在特殊时期后，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但Gina Rey表示其他的生态模式还在古巴持续着。比如，太阳能的使用和都市农园的发展。乡村推行的有机栽种法，让哈瓦那在食物供给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的城市农园

今天，在哈瓦那中心区，可以在每个街区见到蔬菜和水果的小摊。这些蔬果小摊，通常都是自行车改装的，上面贩卖有机香蕉、凤梨、辣椒、娃娃菜、红萝卜、洋葱和大蒜。这些种类繁多的农产品都来自古巴本岛，而且大多来自哈瓦那的都市农园。

Rey说，这些农园通常属于国家城市农业计划的一部分，除了进行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也含括了很多社区参与活动，让社区得到了改善。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城市农园（organopónicos）的运作方式，我搭上一辆出租车到了Vedado区，这是位于哈瓦那城西，曾是高级社区的所在地。Vedado的中央是革命广场，也就是古巴的行政中心。这里可以看到切•格瓦拉的经典面容，从内政部的墙上眺望广场。偌大的广场外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则是公共住宅与褪色的高级別墅比邻而立。

我在这里遇到了Isbel Díaz Torres，他帅气俐落的外表隐藏了另类的政治想法。除了在古巴的文化之家教授文学之外，他还是古巴少数的左翼异议份子。他在网上有个“批判性古巴观察室”，2006年在劳尔•卡斯特罗上任后成立，目标是在对更多自由的渴望中，带入反对资本主义的声音。

Díaz带我去离他公寓几个街口远的农园逛了逛，路上我们经过大片的菠菜、卷心菜、芹菜以及花椰菜田园，工人们在果架藤蔓间锄地。在一片不到几亩的田地——城市农园广场（Organopónico Plaza），我跟几个工人聊了一阵。

其中一位是当地的主任Jorge Albertini，他告诉我怎么辞了警察的工作来到这个农园。他说，他更喜欢现在的工作。我问他是什么农业技法能支持如此大量的产出。他迅速回答：“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有机！完全禁用化学物。”

工人们说，这些农园大多是自发性的。最初，农园通常靠近政府机构，有官员们的非正式性指导，主要为了在特殊时期间，让职员们能有食物的来源。在那之后，这些农园被正式认可为社区团体。直到今天，这些城市农园还与官方紧密相关。大多数的农产品也供给国家委员会，即古巴最高级的领导单位。其实，国家委员会的中心就在这些农园的附近。

这些城市农园原先都是闲置的国有土地，受到哈瓦那都市农业公司的管辖。1993年，古巴部长会议颁布的142法条，让国有土地得以开放给地方的社区合作团体。有些人将此视为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之后，第三波的农业改革。此外，还废除了大型的私有农园（latifundios）。

142法条也将乡村的国有大规模农园划分成小的单位，也就是基本合作生产团体（Basic Cooperative Production Units）。到了90年代，在古巴300万亩的农地，也就是60%的农用土地中，大约还有3000个基本合作生产团体存在。当这些地方团体逐渐机构化，都市农园也被纳入基本合作生产团体的体系。在哈瓦那，其涵盖的土地面积高达35902公顷，整个古巴则超过一百万公顷。

这次改革不仅扩大了规模，也提高了产量，主要是改进了小规模农园增加产量的方法。其实，这个改革也受惠于1994年设置的自由农夫市场。让人们可以在私人摊贩处购买产品，不再受制于官方的集中分配系统。

2000年，哈瓦那的Alexander Humboldt热带农业基本研究机构（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on Tropical Agriculture）发表了密集农园与城市农园的技术手册，非常支持城市农园的运动。国家机构，比如卡马圭（Camaguey）的基因工程以及生物技术中心，也开始发展生物增长法和生物除虫法，利用食虫植物和自然方法，而非工业生产的化学物。这些都对基本合作生产团体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Sinan Koont是《古巴永续城市农业》的作者，这本英文出版物深入介绍了古巴城市农园，书中这样写道：当这些垃圾空地被重新改造成绿色空间，充满了绿树、花卉、蔬菜和装饰的植栽，我们获得的不仅是美感上的改造——当然美化是一个期待的目标。这些城市农园同时也成为社区重要的社交空间。即便它们原本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集散地，或都市犯罪的集中点，现在却成为人们前往购买蔬菜瓜果，以及各种具有食用和精神寄托性的植物的地方。人们在这些地方，与邻人们有更多的互动。

不过，即便这些城市农园相当蓬勃，Díaz对于社区农业的长远发展，也表达了疑虑。不同于官方的说法，他认为，这些非正式的家庭农园，开始逐渐放弃了种植。他注意到两本书——《家庭之书》(El Libro de La Familia)和《我们自己的努力》(Por Nuestras Propias Esfuerzas )，曾经是相当流行的书籍，今天都已经被遗忘，而且绝版了。

“这种自己的食物自己种的想法，似乎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又开始使用石油和化学物。”

Díaz提到，工业规模的农场在密集使用化学药剂，这些在特殊时期前流行的模式，在乡村再度出现。他还提到，越来越多的土地在一个军事公司——CubaSoy的管控之下，这个公司使用自己的基因改造种子来生产动物食粮。

“在90年代，有一个积极的谷物多样化与有机栽种的运动，因为那时候这些是必要的”，Díaz认为现在的矛盾在于，“当这些专家去世界各地谈论古巴有机农业时，古巴自己却在愈发远离有机生态的模式。”

生态农业与旅游的结合

从哈瓦那出发，我继续向西行，前往维尼亚莱斯（Viñales）。这是一个有30000居民的小镇，被低矮的山脉所包围，呈现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被当地人称为mogotes的石丘，穿戴着翠绿的植被，如石墙平地竖起。

自1999年被选为联合国文教组织的世界遗产起，维尼亚莱斯已经重新将当地令人惊艳的景观及有机农业转化为生态旅游。这是一个与当地农民传统共赢的经济模式。城镇之外，你可以看见头戴草帽的农民，在田中与牛犁地，一旁则是骑着自行车的游客。自1997年政府核准以来，几乎所有居民都转为经营民宿。

在特殊时期开始的有机农业不仅活跃于维尼亚莱斯，也在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ío）附近的省区延续下来。数年来，密集农业的烟草，因为比蔗糖更适合小型田地，在这些地方维持着小地主的生计。近年来，这些小型农地也开始生产大量的水果蔬菜以及根茎作物（malanga），供给地方市场。

一个让我随他的马车搭便车的年轻农民，告诉我他的家人是如何拥有了这些土地。他骄傲地说，就是那个大胡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另外一个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农民，则是在胸口纹着切•格瓦拉的刺青。

即便自由开放的脚步加快，这些农民的农田还是受到一定保护。当大型的国家农园都转向种植外销谷物，这些农民的农田还是大量供给国内，并且在古巴的食物主权方向上扮演重要角色。私有的农业拥有权仍普遍受限，并且大规模的农地贩卖仅被尝试性地解禁。而贷款、出租以及佃农这些模式都仍受禁止。

这个山谷区域最大的旅游亮点是“天堂农业生态农园”（Finca Agro-Ecológica El Paraíso）。一台台的旅游巴士带个游客们来到这里，围坐在阳台上的长桌旁，享用各种蔬菜、豆类等食材烹煮的午餐套餐，而蔬菜都是这一带的有机作物。之后，游客们会参观这些菜园与果园。

农园的主人与创办者Wilfredo García Correa带我参观时，讲述了这里的历史。“有机农业自特殊时期来到这里，就逐渐发展起来”，他说，“特殊时期提供了契机，让我们理解到有机农业的益处。每年都有新的农民加入有机种植的队伍。过去，苏联专家鼓励使用化学农药，现在化学药剂在这个地区已经几乎不被使用了。”

García一开始耕种的是小型田地。2000年初，政府释放出部分国有但无人使用的田地。一些田地已经被高度侵蚀性的野草（marabú）所覆盖。15年后，García将这些弃置的土地转变成生机蓬勃、自给自足的有机农园。他领我去看了一个重要的蚯蚓堆肥机制，即使用蚯蚓来分解有机的废弃物成为腐殖物。硕大的兔子，在悬置的笼子里咀嚼菜叶，掉下来的碎叶则被收集起来，供给其他蔬果的土壤，作为施肥材料。最终，这些兔子们也被当成食物吃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García说。

他从附近拿了一个蜂窝，用刀子从中取了一点蜂蜜给我。这是当地一种不蜇人的蜜蜂（melipona）所产的蜂蜜。他给我看了历经数年已改良完善的，非化学的害虫控制方法，即种植不同颜色的花朵来吸引昆虫，然后用油脂来困住害虫，或者施用一种与水混合的烟草（tabacina）来除去害虫，同时又不对植物造成伤害。

García很骄傲地向我展示在露台上的诸多认证，这些都是颁发自农业署以及自然小农协会的。他把在维尼亚莱斯的成功实验视为农业改革的成果。“土地属于在其上努力的人们”，他引用了在拉丁美洲农民运动的术语，“这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除了维尼亚莱斯这些成功的农业与旅游业结合的范例，古巴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尽管现在有一半的蔬菜可以在岛内自给自足。但像大多数的加勒比海国家一样，古巴必须进口将近三分之二的粮食。

全球化浪潮下，还要继续自给自足吗

在古巴，国家仍拥有将近80％的可耕种田地，即500万公顷。自2009年来，大约有150万公顷的闲置国有地转租给私人农民，以十年为期。在非国有土地中，大约70万公顷土地仍属于蔗糖生产。

Samuel Farber是一位在古巴出生的作家，著有《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Cuba 》一书，现居纽约的Farber和我在纽约的咖啡馆见面时，他提到当今古巴的一些现实问题。“今天的经济愿景，对古巴来说，并不被看好”，他说，“即便有旅游业的兴起，但古巴的经济仍然处于低成长率和低生产力的持续状态。国际市场上的低价也影响了镍——这个古巴重要外销项目的商品价格。”

外在的状况也是危机重重。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已经相当严重，大幅缩减的委内瑞拉原油也影响了古巴在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的炼油厂。去年，委内瑞拉连续八个月的原油输出缩减的初期，电力中断的状况又开始席卷古巴各地。这个事件又开始让人们想起，特殊时期的哈瓦那。

然而，在某个程度上，今天的古巴，借助其另类的能源模式，相较过去更有能力处理能源危机。Gina Rey提到古巴在很多面向上，比起特殊时期初期，更接近能源自给自足的状态。她提到，“新的能源模式已经出现了，比如对太阳能的利用，在哈瓦那已经见到一些太阳能板，未来还会持续增长。”

今天的古巴站在一个经济十字路口。这些在特殊时期发展出来的模式可以继续推行下去，生态模式可以支撑古巴能源的自已自足。或者，古巴也可以开放外资，不顾一切地追求投资，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即便是像是Díaz 和 Farber这样的左翼异议分子，他们与古巴政府在一件事上是统一的：那就是反对美国的禁运政策。但是终止美国的禁运围堵政策（在特朗普任期内基本不可能），也代表了新的困境与挑战。这代表了更多的发展计划，更多的车辆与道路，也代表了空气中更多的二氧化碳。如此一来，不难想像农业会被边缘化，或者像在维尼亚莱斯一样，缩减为小规模的旅游景点。

夹在全球资本主义与自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央集权概念中，今天的古巴如何面对新的危机或更多的发展，并不明朗。但有件事是肯定的：古巴在特殊时期发展出来的生态模式，仍然以一种第三路线的另类模式存在。其中的核心价值也已经在古巴之外的国家被广泛地接受：自行车交通、都市农园，以及有机农作施法，这些在特殊时期的权宜措施和“零增长”的政策，今天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

那些古巴危机夜里的黑暗，吊诡地引入了一线光，无意中引领人类远离当今的绝望道路。

（BILL WEINBERG系现居纽约的资深作家与记者，长期关注拉丁美洲的发展；谢一谊系纽约大学东亚研究博士，曾任教于上海纽约大学，关注都市人类学与东亚民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