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与青年学人的学术成长

2017年12月1日下午3:00-6:00，“史学文献整理与青年学人的学术成长——点校本《南齐书》修订工作的启示”座谈会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三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中的《南齐书》《梁书》《陈书》三书修订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景蜀慧教授主持。从2008年7月底完成并提交三书修订方案初稿，到2017年8月《南齐书》修订本正式出版，景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历时九年，付出巨大努力，《南齐书》修订工作最终顺利完成。

景蜀慧教授首先发言。在发言中，景教授首先介绍了修订工作中版本、通校和校记撰写的总体考虑与基本情况，随后，介绍了团队成员的主要工作。景教授谈到，《南齐书》中《纪》《传》《志》俱全，且包含很多当时人的口语和习语，在南朝诸史中是具有相当点校难度的一部。当年参与《南齐书》点校工作的文史学家宋云彬先生曾在日记中记录了每天审读《南齐书》的进度，其中写道“其中有数卷分段断句皆有问题，一时不能决定，俟与杨伯峻商之”；“上午看《南齐书》校样若干卷。王僧虔《诫子书》颇难句读，与汪绍楹、杨伯峻、赵守俨等商榷，未能全部解决也”，足见《南齐书》的校点工作之难。此次修订充分尊重前辈工作，对点校本《南齐书》重新做了彻底的版本通校和他书异文的核校，每一卷逐条逐句的深入讨论，审慎斟酌撰写每一条校记，在版本校勘、他书文献引用、前后史实订正、疑难文意理解、校记表述规范等方面都尽量处理周全。虽然仍不免因为沟通、印刷等问题，使得修订版目前还存有一些疏漏，难免遗憾，只能寄希望于日后再修正。但最值得安慰得是，修订组成员都是年青教师和在读博士生，参加这项工作对他们诚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也是个人学术生涯中弥足珍贵的经历。而几年的古籍校勘实践，为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

其后，修订组成员周文俊、李晓红、洪绵绵、洪斌、吴南泽和黄一明等先后发言。青年学人结合校勘经历，从“史源”、“文献”、“校勘与研究”等方面发表心得，展示了年轻一代学人以还原史籍原本面貌为主，重史源、重文献的校勘特点和细心谨慎、不轻易是此非彼的学术态度，会议气氛热烈又温馨感人。下文选取部分内容稍作介绍。

“史源”辨析和“四校法”结合

周文俊对本次修订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与思路作了简要介绍。他提到《南齐书》修订团队在合理运用陈垣先生“四校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同时，亦重视辨析文本自身的“史源”（史料来源）。他特别指出该方法思路的形成，获益于孟彦弘先生《本校与他校释例——古籍校勘中的“史源”问题》一文（载《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2013年）。“史源”辨析和“四校法”结合，是本次修订工作的特点之一。

周文俊举例说明，《南齐书》卷二三《禇渊传》记载“渊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莫不延首目送之”。在“百僚远国”下，原点校本据南监本、殿本、《南史》、《册府元龟》补一“使”字。从表面看，这一校补建立在对校与他校基础上，似无疑问。然而，他书书证恰好展示了“百僚远国”与“百僚远国使”有着各自的文本流传脉络：前者不仅见于《南齐书》，亦为《太平御览》卷二〇四引《齐书》、《册府元龟》卷八二三《总录部·蕴藉》载录；后者则见于《南史》卷二八《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又为《册府元龟》卷八八三《总录部·形貌》载录。可见“百僚远国”和“百僚远国使”是来自不同史源的两种文本表述，（前者出自《南齐书》；后者出自《南史》）。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很可能是据《南史》补字，原校信从后者补字，有失妥当。因此在新修订本中，保留了“百僚远国”的底本原貌。报告又以朱季海先生《南齐书校议》的一条校札为例，提到朱先生很早已注意到《南齐书》的明、清官刻版本多有从《南史》补改的情况，以此说明《南齐书》校勘学术史上，前辈在版本的史源问题上有过重要探讨。在“对校”之外，周文俊还举了涉及“本校”与“他校”的数个例子，说明“史源”辨析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尊重不同文本的史源，不轻易校改。为此，他还引用孟彦弘先生在前揭文章中的重要观点：“我们应当把本校和他校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版本校，而不应当将其理解成不同记载之间的比对和校正，不同记载之间的差异属于笺正的范围，不属于校勘的范围”，认为孟先生理清了“本校”和“他校”在校勘学中的学理意义。

由此周文俊也提出了自己的史学思考，他认为传统的四校法，对于校勘过程所面对的不同文本证据，是以文献客体为中心进行“分类”；同时又以文献客体之亲疏关系进行“分等”。比如对校（版本）、本校（本书）、他校（他书），这三种类型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献客体为工作对象，理校（事理）无文献客体，实际上也是上述中心思路下的一种方法延伸。这种“分类”逻辑，又直接影响了对文本证据的“分等”理解，即从“直接证据”到“间接证据”来理解版本、本书、他书，以此判断不同类型文本在证据链条中的主从地位。传统四校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是以相对静态的标准对文本证据进行“分类”与“分等”，未必能够完整揭示出中古史籍文献复杂的文本形态、相互关系及背后的动因与机制。因此在四校法基础上，引入“史源”辨析，有其重要的学理意义，它的根本思路是建立“文本谱系”，将文本视为“历史过程”，辨清校勘证据的文本类型、所属文献系统与流传脉络，从而在历史的文本谱系中，还原与确认史籍文献的底本原貌。这是学界在长期积累沉淀以后，完成的一次校勘学领域的重要理念革新。

回归南朝历史语境的文本解读

《南齐书》修订工作取得的实质推进与突破，有赖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与反复推敲。修订组重视文本与历史的内在联系，注意从南朝生动而具体的历史语境，通过综合运用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疏释了不少疑难字词的确切文义，由此确认了底本的重要版本价值。

李晓红主要负责《南齐书》文学人物相关列传修订，她举例指出卷四一《张融传》所载《海赋》的修订，就综合运用了版本学和音韵学、赋学的知识处理校勘异文。如该文有“窂浪硠拉”一句，原点校本作“窂浪硠（拉）〔掊〕”，底本“拉”字被据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南齐书》改作“掊”。有意思的是，紧跟“掊”之后的“崩”字，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南齐书》作“朋”，点校本未据改，亦未出异文校，让人对原点校本据明以降刻本改字的理路产生了怀疑。通过观摩诸刻本此处字形，可以发现，底本“拉”字与下面“崩”靠得很近。明以来刻本都将其刻作“掊朋”，造成“窂浪硠掊”的费解。真大成先生指出张融此句当本自左思《吴都赋》“拉擸雷硠，崩峦弛岑”，“硠”“拉”都是拟声词，形容波浪拍打岩峰时激起的声响，诚是；且“窂浪硠拉”与“拉擸雷硠”均为“来母”字，赋家在此有意以叠声描摹波浪连绵而来的音效，原点校本改“拉”作“掊”非是。故现修订本依底本改回“窂浪硠拉”。

洪绵绵在修订工作中，较多承担了《南齐书》有关学术文化人物列传或类传的修订。她提到，周文俊所说的“尊重不同文本的史源，不轻易校改”是本次修订工作“尊重底本”宗旨的体现。由于南监本、北监本中明人改动原本的情况非常常见，底本一些不易读通的地方，明人往往臆改。原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在版本校中的原则是择善而从，所以较多保留了明人的改动，体现的是后出版本的面貌，此次修订则是改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为底本，并确立尊重底本的基本原则，只要底本可通就不轻改，尽量保留早期版本信息。原点校本在遇到底本和他本义可两通的时候，往往选择容易读懂的后出版本；修订本遇此种情况，则尽量避免妄改，大多选择改从底本，以还原史籍原貌。

在努力读通文义还原底本方面，洪绵绵结合文献学知识，举了卷四一《张融传》为例说明：“融与吏部尚书何戢善，往诣戢，误通尚书刘澄。融下车入门，乃曰‘非是。’至户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视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底本、三朝本、汲本《南齐书》中均作“都目非是”，而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南齐书》和《册府元龟》则作“都自非是”，《建康实录》则作“都不是”。从唐以来的语法看，“都自非是”固然不错；但“目”可解作“见”，底本亦通，负责此传修订的李晓红倾向于尊重底本的“都目非是”，景老师也认为底本的表达“很有六朝的感觉”。不过在最后的定稿阶段，由于未能找到“都目非是”的其他用例，中华书局建议仍依原点校本改字处理，所以现在修订本作“都自非是”。最近洪绵绵在支谦翻译的《撰集百缘经》中读到记载目连救母的一段文字：

大目连即便为彼诸饿鬼等，语其眷属，具陈上事。诸亲闻已，咸皆懊恼，共相合率，欲为设会。时大目连即便入定，观诸饿鬼为在何处，于十六大国，遍观不见。次阎浮提，至四天下，及千世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都观不见。怪其所以，寻往佛所，白言：“……遍观世界，悉不得见……”

洪绵绵解释道，目连先是在十六大国，后是在阎浮提，然后是四天下、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找不到母亲，用的表述是“都观不见”，“都”与“遍”对应，“目”与“观”对应，而且语境也很相似，目连是从十六大国一直找到三千大千世界，而张融找何戢，先是下车入门，然后至户外，最后造席，表达的也是“层层寻求而不得”的感觉。虽然学界认为此经译者并非支谦，成书年代可能晚于三国，但应属南北朝译经，表达方式体现的是南北朝口语的特点。因此，大家认为将来若有机会再出修订本，应改回底本的“都目非是”。

再比如《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其中《诫子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尘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老》端，可复言未尝看耶？

洪绵绵说，此处讲的是王僧虔说谈玄不易，要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否则“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老》端，可复言未尝看耶”，底本、三朝本《南齐书》、《十七史策要》等书作“张吴兴叩汝《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而南监本、殿本、局本《南齐书》则作“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底本少一“言”字，初读不甚通，其实用的是《论语》的表达。《论语·子罕第九》中说道：“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颖达疏：“两端，终始也。”回到原文语境“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一句，就能明白王僧虔说“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不知何晏、王弼、马融和郑玄有什么注疏，是只知其始，不知其终，当张吴兴叩其两端，穷问终始的时候，便无法作答。底本作“张吴兴叩汝《老》端”，用的正是“叩其两端而竭”的表述，无须改动。

洪斌较多承担了《南齐书》武将人物的列传修订。他谈及卷四九《张冲传》载齐明帝建武二年，“虏并兵攻司州。除青右。出军分其兵势。”“除青右”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作“徐青诏”，《册府元龟》作“徐青右”，皆不通。原点校本改作“诏徐青”，校勘记云：“《通鉴》齐明帝建武二年：‘先是，上以义阳危急，诏都督青、冀二州军事张冲出军攻魏，以分其势。’盖是时魏并兵攻司州，故诏张冲出军青、徐，以分魏之兵势也。”然而是时张冲任“都督青冀二州北讨诸军事”，不涉徐州，《通鉴》亦不载徐州出兵事宜。且此次北魏四路出兵，以元衍进攻钟离（徐州治所），从历史事实看，南齐朝廷命徐州出军分北魏兵势的可能性不大。“诏青徐”虽文意通畅，但与实际战事不符。本次修订恢复底本原貌，然“除青右”不词，故于其下句断，以示存疑。

此外，洪斌也提到卷二五《张敬儿传》的一处标点，“敬儿尤多膂力，求入队，为曲阿戍驿将，州差补府将，还为郡马队副，转队主。”原点校本并未于“求入队”下点断，故有张敬儿求为“驿将”的歧义。他从制度史的角度，举出充分例证说明“入队”是当时寒人武将进入仕途的一般途径：驿将、州府将、郡马队副、队主正好构成一条完整的武人升迁序列，点断后寒人武将与“队”的关系更为明确。

运用文献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方法，以求尽可能地读通底本，是此次修订工作的主要特点。回归南朝历史语境去修订《南齐书》，要求修订人员不但要掌握校勘学的基本方法，而且要熟悉多种专业知识，才有可能做好修订工作。

从《南齐书》修订到文史研究

在《南齐书》的修订工作中发现问题进而开展学术研究，是青年学人参与此次工作的一大成长。课题组齐备的《南齐书》版本，为开展《南齐书》文本研究提供了优异条件。如做卷五二《文学传·卞彬》的修订时，李晓红发现《南齐书》底本有这样一段记载：

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宋元徽末，四贵辅政。彬谓太祖曰：“外间有童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蹔鸣死灭族。’”尸著服，褚字边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谓褚渊也。列管，萧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

百衲本、三朝本、汲本《南齐书》和《册府元龟》所录相关内容均同此，文本流传有绪，文义自通。但原点校本却据南监本、殿本、局本《南齐书》和《南史》补了22字，“尸著服”变成“公颇闻不时王蕴居父忧与袁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造成王蕴、袁粲死于宋元徽末的错误印象。事实上对于卞彬述童谣一幕，《南齐书》、《南史》的记载当属两个文本系统：《南齐书》作元徽末四贵辅政——卞彬述童谣——萧道成听后笑曰而过；《南史》作升明初袁粲、王蕴等反萧道成，失败，时王蕴居忧，与袁粲同死——卞彬述童谣——萧道成不悦。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原点校本《南齐书》据《南史》补字，有未考史源之虞。今修订本《南齐书》不再据《南史》补字，恢复了宋本《南齐书》旧观。在此基础上李晓红讨论了萧子显与李延寿不同的历史书写背后所蕴含的文学意味与历史意味，说明从史籍修订展开文史研究存在广阔空间。（此研究详见李晓红《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附录三《卞彬童谣与宋齐革易之历史书写》）

吴南泽以《南齐书》卷五《海陵王纪》校勘记〔六〕“虽三祖之德在民 ‘三祖’，汲本、局本作‘二祖’”为例，介绍了此次修订本《南齐书》中许多看似简单的校勘记背后，修订组往往做了大量文献与史实的考订工作。该条原校勘记作“虽（三）〔二〕祖之德在民 据毛本、局本改。按齐只太祖、世祖，无三祖”。吴南泽认为，原校其实是误改，从文献的角度看，底本、三朝本、百衲本、南北监本、殿本等多数版本都作“三祖”，汲本、局本的“二祖”可能是校改的结果。从历史与制度的角度看，原点校本以庙号为理据判断齐无三祖，也是片面的解读，“三祖”作为成辞指代开国三位皇帝，可以与庙号无关，晋人语例中的“三祖”包括世宗景帝司马师即是证明。《海陵王纪》中“三祖之德”出自皇太后废海陵王令，与同时期的废郁林王令、海陵王即位诏等文本“三灵之眷”、“三后之业”等表述有完全一致的叙述模式，同时结合南齐皇帝世系与七庙迁毁制度的运作，可以发现当时人往往将已追尊为文帝的文惠太子与齐高帝、齐武帝并称为三，所以“三祖之德”的表述完全无误。但文帝的追尊在短短一年内就被取消，因此文惠太子并称为“三祖”字面上的用例整部《南齐书》中仅此一见。而这一例证说明，尽管修订工作确定了“尊重底本”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文字都退回底本就万事大吉，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处理，除了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对版本、本书、他书的异文进行整理、校订，还利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文献的相关史实、制度、思想文化内容作细致的分析，充实丰富校勘结论。

怎样将《南齐书》修订所获得的文献校勘训练运用到实际学术研究中？吴南泽介绍了他目前正在进行的魏晋籍田礼研究中，正是通过对曹植《籍田说》的文本校勘，发现其写作时间、背景及其与曹魏籍田制度的关系等问题。这一研究中的收获，无疑得益于《南齐书》修订中的训练。由此吴南泽认为，文献学与历史学学术虽然旨趣不同，但结合史学研究进行文献整理，往往比单纯意义上的文献学工作更为丰满扎实。而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文献整理校订不仅是基本功，也有助于拓展治学视野。认识到这一点是他多年来参与《南齐书》修订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

修订工作给青年学人带来校勘和学术研究上的实践经历，而他们在工作也获得很多独到的重要发现或启发。如博士毕业后到四川大学工作的郭硕（未能参与此次座谈会），在做《南齐书·魏虏传》修订时，重新审视了《建康实录》的校勘学价值。以往《南史》《通鉴》《册府》等史书认为《魏虏传》厚诬北魏，很少利用《魏虏传》的材料，今人无法从中获得文本比勘的他校资料；而《建康实录》由于特殊的正统观，对《南齐书·魏虏传》的文本基本只删不改，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唐代《魏虏传》文本的原始状态。可以说，《建康实录·魏虏传》是《南齐书·魏虏传》最重要的他校文献。博士生黄一明则谈到在修订中实际经常碰到的字形混用情况，例如《南齐书》各版本中“己已巳”的用字相当混乱，又例如各种在字形构件上的混用（如作为偏旁的“木”、“扌”混用），还有不时出现被今人视作“简体字”“异体字”的情况，这些字形上的问题在当时官方印刷的史书中其实都不一定会进行像今日的古籍点校本读者们所习惯的那种“规范”的处理。这是生活在机器印刷乃至文本电子化时代的我们与古人所处时代环境的差异之处，而能够反映这种差异的实物信息在目前常用的古籍整理工作出版物以及电子检索工具当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在《南齐书》修订工作的实践中能够如此反复直面类似的古今差异，对于作为初学者的他本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学习机会。

会议最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于薇副教授对大家的发言做了总结，认为此次修订是六十年代点校工作的重要延续。此次修订中，全面的版本收集，审慎的校勘凡例制定，考证中对训诂、辞例等传统方法的重视，无不显示景蜀慧教授率领的修订团队的深厚功力。景老师及修订组成员多年扎实工作，不计得失，不求浮名，耐得寂寞，令人钦佩。青年学人的学术能力在《南齐书》修订工作中得到锤炼磨砺，获益甚深。作为正史版本系统中的重要一部，由两代历史学家投入巨大精力校勘整理的这套《南齐书》，必然会在传世史籍文献中大放异彩。

（本文内容经《南齐书》修订组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