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王梵志·胡适·郑振铎

笔者在纪念杨绛的文章《“残瓣”与“百花”》（载2016年11月13日《上海书评》）里讲起，钱锺书和杨绛在干校的时候曾用王梵志“城外土馒头”里的“土馒头”比喻坟茔。杨绛还在《我们仨》回忆：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四卷，120页。杨绛说的“学术论文”指《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杨绛：《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本文对这段引文里的最后一句话，略作一点补充。

郑振铎被文学研究所确定为“大白旗”，多半是受了王梵志和胡适的牵连。郑振铎与胡适有多年的交情。1921年7月，胡适南下上海到商务印书馆考察，对茅盾半年多以前接手编辑的《小说月报》提出纲领性的建议，促成这份杂志朝着写实主义方向发展，而茅盾本人“为人生”的文学观也逐渐形成。郑振铎是商务编译所编辑，1923年1月接茅盾的班主编《小说月报》，立即开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专栏，呼应胡适在《国学季刊》上发表的《发刊宣言》。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原名《国语文学史》，1927年出版后胡适作了修订，1928年再版，抽去黎锦熙《代序》，改现名。书的第二编说到，“在这种风狂和尚与谲诡诗赋的风气之下，七世纪中出了三五个白话大诗人”，第一位就是王梵志：“但宋以后竟没有人知道王梵志是什么人了。清朝编《全唐诗》，竟不曾收梵志的诗，大概他们都把他当作宋朝人了！”（《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二版，第八卷，241页）胡适还提及他亲见的王梵志诗：“我在巴黎法国图书馆里读得伯希和先生（Pelliot）从敦煌莫高窟带回去的写本《王梵志诗》三残卷，后来在董康先生处又见着他手抄日本羽田亨博士影照伯希和先生藏的别本一卷，共四个残卷……”他根据《太平广记》卷八十二“王梵志”条推定王梵志的年代约当590年到660年，并称黄山谷引王梵志一首诗云：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山谷评此诗道：

已且为土馒头，尚谁食之？今改

预先著酒浇，使教有滋味。

胡适已经注意到王梵志的诗不是一人所作，“不免后人附入的诗”（《胡适文集》，第八卷，244页）。

笔者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1957年12月作家出版社的版本，由复旦大学丁兆敏先生惠赠，特在此再向丁老师致谢。此书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第五节的文字是受胡适影响的：

在这个时期，忽有几个怪诗人出现，完全独立于时代的风气之外；不管文坛的风尚如何，庙堂的倡导如何，他们只是说出他们的心，称心抒怀，一点也不顾到别的作家们在那里做什么。在这些怪诗人里，王梵志是最重要的一个。王梵志诗，埋没了千余年，近来因敦煌写本的发现，中有他的诗，才复为我们所知。相传他是生于树瘿之中的（见《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其生年约当隋、唐之间（约590到660年）。他的诗说教训或说理的气味太重，但也颇有好的篇什。

郑振铎接着举了“吾有十亩田”和“城外土馒头”两首诗并作评点：“这样直捷的由厌世而逃到享乐的意念，我们的诗里，虽也时时有之，但从没有梵志这么大胆而痛快的表现！”（《插图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12月，287页）《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问世，1957年重订出版时添换了一些图像，续撰了最后的四章，“于个别字句加以适当修改”（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编辑部1957年11月“出版说明”）。胡适的名字不见于重订版，肯定是“适当修改”掉了。这本书的每一章之后都有参考书目，第二十三章所附书目中有刘半农辑的《敦煌掇琐》，没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经过1954年至1956年的大规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胡适的名字和著作再出现在书中就犯了大忌。抹杀胡适的贡献，太不公平，这当然不能责怪作者。

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初版）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以类似的文字介绍了王梵志，也引了“城外土馒头”。在开篇第一章“何谓‘俗文学’”，郑振铎有感于俗文学产生于大众之中，表现出不见于无数诗集文集的另一种人生和社会，写道：“胡适之曾经说道：‘中国文学史上何曾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能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白话文学史》引子，第4页）这话是很对的。讲述俗文学史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发生同样的见解。”（《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20页）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为再版这部著作写了一百多字的“出版说明”，所署时间是1953年12月，批判胡适运动还未展开。胡适当时还是“战犯”的身份，一部广有影响的著作肯定他的功绩，还在第三章末的“参考书籍”列上《白话文学史》，已经是超出现在读者的想象了。

《文学评论》的前身《文学研究》1958年第三期代表了重要的转折。编辑部在篇首发表评论《致读者》，表明了突出战斗性和群众性的立场。头两篇论文针对北大中文系的王瑶，署名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也有一篇文学研究所六位年轻研究人员“集体讨论、写作”的关于郑振铎的文章，篇名是《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一期目录上有“通信”栏，刊出《对郑振铎先生〈论关汉卿的杂剧〉的意见》，“学术动态”栏则登了一篇关于北大、复旦、南开、武大中文系如何开展学术思想批判与教学改革的报道。在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论文里，六位年轻作者将书中的观点确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他们还发现，郑振铎在说明文学发展的原因时“强调外来的特别是印度的影响”，与胡适的看法一致：

又如唐代王梵志的打油诗，不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都是根本没有价值的东西。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些作品已被淘汰了。但自从这些东西在敦煌被发现后，却被胡适当作了宝贝，在《白话文学史》中大加颂扬。这种没有价值的作品，在别的文学史著作中是几乎没有人提到的。但郑振铎先生也把它们写了进去，并且对王梵志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从王梵志到顾况“是条直线的路径”，甚至把王梵志和伟大诗人白居易都说成了有一定关系。这种论点，余冠英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提出了批评，但郑先生在一九五七年重印本书时，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这种论点，那就更不应该了。特别象：“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的歪诗，不但思想上有毒，艺术上毫无可取，甚至意思也是不通的。然而郑先生竟也公然说这是首好诗。这除了说明受胡适的影响太深外，难道还可以有别种解释吗？（《文学研究》，1958年第三期，29页。）

郑振铎在1957年的重订版居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两年前已被余冠英批判的观点，在这几位年轻学者的眼里是近乎挑衅的行为。他们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贯穿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存心把作者打入“资产阶级学者”的行列，与文学所里几位有延安背景的干部学者对立起来。刊发这篇文章就是发出拔“大白旗”的信号。这一期《文学研究》应该1958年10月25日出版，实际上却如《编后记》（11月2日）所说，11月初才与读者见面。原因是这一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到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所乘飞机在苏联卡纳什地区失事，不幸身亡。《文学研究》为此临时增加“悼念郑振铎先生专辑”。编后记还说：“郑振铎先生是欢迎大家的批评的。他出国的时候，还表示回来后也要为本刊写文章，对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希望他写文章的时候，不仅接受人家的正确的批评的意见，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望他积极答辩。但我们却无法读到他这样的文章了。”（《文学研究》，1958年第三期所附“专辑”，10页）

写悼念文章的中国学者，除了何其芳和王伯祥，还有余冠英。余冠英回忆起初识郑振铎的时候：“我初次见到郑先生是在1931年，那时他到清华大学讲戏曲史，我正在清华当助教。”他对自己作为郑振铎批评者的独特身份是敏感的，有意淡化批评的战斗性：“他[郑振铎]是喜欢争论的人，但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最近本所展开学术思想批判，他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欢迎同志们批判他的著作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方法。他曾用诙谐的语调说：早批判比晚批判好，如果到我死后才来批判，我就不能吸收大家的意见来修改我的著作了。当时听者以笑声报之。今天我回忆这些话，实在抑制不住我的伤心。我们对郑先生著作的批评，他虽然也听到了一部分，但是他永远不能亲自来考虑这些意见，修改他的著作了。”（《文学研究》，1958年第三期所附“专辑”，第9页）

《胡适思想批判》第八辑

三年多以前，余冠英在《文艺报》（1955年第十七期）发表长文《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这篇应时的文章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八辑（三联书店1956年4月出版）。余冠英先列出胡适歪曲古代文学的四种手段，其中之一为“搬运糟粕”，包括“王梵志的宣传颓废思想的恶劣的打油诗”（《胡适思想批判》，第八辑，三联书店，1956年，152页）。他然后揭露，在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张世禄《中国文学变迁论》、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陆侃如和冯沅君《中国诗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蒋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都有胡适所归纳的三条“公例”的痕迹。所谓的“公例”分别是“文白对立”“文体进化论”（即“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和“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余冠英眼尖，找出一个《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具体运用文白对立“公例”的例子：

在这个温、李、杜、韩的影响弥漫着唐末诗坛上的时候，却有另外一群的诗人们起来，打着通俗的旗帜……闯进典雅秀致的书室里，把一切陈设都撕下了，摔坏了，任意放歌，任意舞蹈，殊富粗豪谐俗的意兴。但他们却并不是突然的从天上掉落下来的；他们的渊源是很古远的，从王梵志到顾况，到他们，那是一条直线的路径。不过中间常受典雅的沙石所压迫，故他们遂常成为地中的伏流，偶一遇沙土松动初才得喷流出来，……唐末是丧乱频仍的时代，科第已失去了羁縻人心的效力……这一层压力一去，于是那一股伏流便滚滚滔滔的涌出地面上来了。（《胡适思想批判》，第八辑，154页。郑振铎这段文字出现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57]，411页。唐末“另外一群的诗人们”指三罗[罗邺、罗隐、罗虬]、杜荀鹤、李山甫和胡曾等人。“他们惯是以俗意浅言，来作民间能懂的诗的。他们的诗，真的是常在民间的口头上说着，至于今千年未绝。”）

余冠英挑出来的这段运用胡适“公例”的文字没有在1957年的版本中删去，这是令1958年批郑振铎的年轻学者愤恨的。

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是要揪出他的后台胡适。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凡是胡适所主张，一切都是错的。胡适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政治各领域表达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和使用的方法，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即使他在语言学上撒布的毒素，也受到清算揭发（不过未见有人呵斥胡适提倡使用标点符号）。《胡适思想批判》是论文汇编，共收文章一百七十余篇，作者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最优秀的学者（也有个别二三十岁的学界新进），有一位受人敬重的老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郑振铎以及文学所的俞平伯、钱锺书不见于汇编中批判者的行列，有点醒目。（这套汇编的第四辑缺第21页-28页，原来是书印成后临时抽去一篇，定价也从0.73元减为0.71元。出版社未交代原因，背后又有故事。）研究五十年代的政治、学术思想，这套图书不可或缺。1954年最后两个月文学所、文联和作协召开各种俞平伯批判会议百余次。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发表俞平伯检讨自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俞平伯这份检讨未收入汇编。

笔者手边正好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关于王梵志，作者写道：“这样一位沉晦已久的诗人，在唐初诗坛中，不受时尚，而又对后代大诗人发生过影响，在文学史上是应该给他一点介绍的。他的集子，久已失传。敦煌文库的出现，他的作品也有几卷杂在里面。现在巴黎图书馆藏有王梵志诗三残卷，伯希和另藏别本一卷，有日本羽田亨影印本。”（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62年，416至417页）刘大杰基本上也沿袭了胡适的说法。

完全不受胡适思想污染的文学史也有。钱基博在抗战时（1939-1942）执教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编著《中国文学史》为教材。这本文学史排斥俗文学、白话文学，主要只论诗文辞赋，多“吐属清逸”之类可有可无的评价，王梵志的名字和“城外土馒头”也从未在书中出现。周振甫先生是钱基博的弟子，他为此书所撰“后记”引了钱锺书评《文心雕龙·谐隐》的一段话：“《谐隐》篇譬‘九流之小说’，而当时小说已成流别，译经早具文体，刘氏皆付诸不论不议之列，却于符、簿之属，尽加以文翰之目，当是薄小说之品卑而病译经之为异域风格欤。”（转引自《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135至1136页）钱锺书这段评语也可以用于其父钱基博这部受到传统概念束缚的著作。

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之后几年出版的文学史都有意回避胡适说的七世纪“三五个白话大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58年初版，1959年修订版）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余冠英总负责）都把王梵志诗扫地出门。

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王梵志诗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得到恢复。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中的《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八章专论“王梵志和其他通俗诗人”，参考并吸收了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这一章由第一个王梵志诗全辑本《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的校辑者张锡厚执笔。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把王梵志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项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王梵志诗实为“若干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称”，“作者应该主要是一些僧侣和民间的知识分子”（《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项楚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页）。项楚先生如此总结王梵志诗与专讲“意境”的文人诗的不同：“它不以抒情见长，也不流连风景，压根儿也没有打算去创造什么‘意境’。它主要是用白描、叙述和议论的方法去再现生活、评价生活。这就形成了王梵志诗的质朴和明快的特点。”（《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29页）因此这三百九十首诗“同样是我们民族心理素质的深刻反映”（《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31页）。

笔者以为文人诗不少是端起架子做出来的，有一些固定的套路，就反映民间信仰和社会现实而言，远不及新鲜活泼的王梵志诗。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话诗”首次挖掘出王梵志诗，功莫大焉。郑振铎重视这些诗作，想不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肃清胡适流毒的大环境下竟受批判。郑振铎对胡适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评价极高，他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有惊人之论：传统的诗文评只是随意的鉴赏，不是研究；荒芜的中国文学研究必须走“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两条新路。他说：“凡要下一个定论，凡要研究到一个结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7页）“拿证据来！”这是胡适的口头禅。靠近文章的结尾处，郑振铎引了胡适的名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接着写道：“有大功绩与否，研究者不能去管他，却是研究者发明一个有力的证据，或得到一个圆满的结论，其本身的快乐，倒真与天文家之发现一颗恒星没有什么差异！”（《中国文学研究》，19页）郑振铎警惕本质主义的中国文学观，《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特别强调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历史中如何得益于中外交通，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很多内容涉及民间文学的各种形式（弹词、佛曲、鼓词、戏曲等等）和它们的域外来源以及本土演变，这部文学史可以说脱胎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无论什么人，都曾异口同声的说过，中国的文学是完全的中国的，不曾受过什么外面的影响与感化的。这乃是爱祖国的迷雾，把他们的心眼蒙蔽了。只要略略的考察一下，便可知我们的文学里，有多少东西是由外面贩贸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2页。）

回到本文开头引的杨绛那句话：“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假如没有那次空难，相信部分学者在后来的运动中必定能够找出更多郑振铎受胡适影响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