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专生命运之变：当年成绩优异才能上，更多人在基层奉献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桢都不愿意与别人谈起自己的学历，“觉得憋屈”。

他想不通自己当年以陕西富平全县中考第5名的成绩考入的中专学校，才过了10多年，地位一落千丈，倒成了“差生才会去上的学校”。

像他一样心有不甘的人不在少数。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批天资聪颖的十五六岁少年，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卫生、农林、财税中等专业学校，姿态风光，受尽了周围同学和家长的羡慕。

包学费、包分配，上学时还有粮油供应和货币补助，他们中不少人出身贫寒，在中专录取率低至不足10%的背景下，早早转成城镇户口，等待他们的是毕业后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3年后，当年的初中同学参加高考，有的考上重点大学，离开家乡去了大城市，他们则回到小城市或者农村，走上不同的基层工作岗位，成为小学老师、乡镇医生、财政所职工……

等到中专教育不再“包分配”之后，这一学制瞬间急剧贬值。最初一批回到基层的毕业生渐渐被人遗忘，失去了往昔荣光。眼看曾经的同学在大城市读书、奋斗，自己手中只有“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他们并不甘心。

时代沉浮

中等专业教育学制源自苏联，以行业办学为主，总共3年的学时“短平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急缺时培养了大批拥有专业技能的“栋梁之才”。当时，中专选拔严格，通过者也大多智力拔群，学业优异，“考不上中专的，才去上高中”，是当时的普遍认知。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大学扩招，中专开始受到巨大影响。一方面，毕业生不再享有“包分配”、“铁饭碗”的待遇；另一方面，中专自身的严重扩招，也使其地位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变成了学生考不上高中的“无奈选择”。

面对手中急剧贬值的“学历”，不少已经工作的中专生毅然选择了重新自考升学的道路，期待着可以再次“鲤鱼跳龙门”。

“这过程的艰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尽管智商普遍不低、学习能力不差，但在周围人进入结婚、生子的同一时期，部分中专生选择了孤灯苦读，过上了“下班就学习”的日子。

后来，一些人成功了。他们考上研究生、考上博士，进入国家机关、著名高校，人生轨迹也从此改变。但是比起同龄人，面对变成弯路的数年往日时光，他们对未来更有奋斗的执着和渴望。

“我们是一直在跑的人。”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奋进是一辈子的事。”

家庭选择

得知自己被中专录取的那一天，来自安徽一个落后县份的杨昊记得“全家都很开心”。

那一年已经是1996年，中专教育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国家正大力投入高等教育发展，大学急剧扩招。

那年中考，杨昊考了全县第一名，“可以上省重点高中”。但欣喜之后，他还是选择进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

“少数几类中专，比如师范，当时还有包分配的可能，可以不考虑找工作的事。”他出生农村，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都在上学，选择中专是无奈之举。

“帮家里减轻负担。”不少中专生的出身与杨昊类似，继续念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比之下，中专的优势明显表现了出来。中专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铁饭碗”，进校就保证毕业会分配到中小学当教师，拥有干部身份。同时，还能跳出“农门”，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人才缺乏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大学生数量过少，中专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学制源自苏联，目标是培养专业技能人才，学时三年。为了更快更好地吸纳人才，中专政策制定了转户口、包分配等优厚待遇。

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高于重点高中，凡是考上中专的多为中考佼佼者。“这些人如果当初没有进入中专，那么，可以肯定地讲，那些80年代中后期考上大学的很多人就会落榜。”孙文桢略显骄傲地评价道。

孙文桢毕业于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1982年，该校招录了第一批优秀初中毕业生，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孙文桢为其中一员，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中专”。

那还是中专生颇感优越的年代，毕业时的分配和待遇都很好。虽然在15、16岁的年纪，孙文桢和同学多因家庭安排懵懂选了中专，但他们进校学习时仍“满怀热情和热血”。

素质教育

“蒲城师范是什么？是《童年》、《橄榄树》、《军港之夜》和《外婆的澎湖湾》，是总披件蓝色旧棉袄的安登武老师在立体几何课堂上的挥洒自如，是上语基课时总爱诵读《陌上桑》前四句的屈顺农老师，是那个听说毕业于北师大但却只给我们教过几个礼拜世界历史课的洋气小伙子。”孙文桢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对于在中等师范的学习经历，澎湃新闻采访到的多位毕业生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素质教育”这个词。

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的张涛甫曾就读于安徽六安师范学校，他形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3年“非功利”学习的时光。“师资配备是全六安王牌的老师，定位不是高考，教材跟高中不太一样。”在六安师范学校学习，以成为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为目标，应试压力并不大。

“师范教育综合性很强，除了数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也都会教。我当时成绩最好的是理科，还自学了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张涛甫说。

在不以功利目的为衡量标准的学习过程中，“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全面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探索。”张涛甫记得，同学们中有喜欢美术、音乐的，也有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而他自己则对高等数学和物理有着纯粹的喜欢。“那段时间充分满足了十几岁小孩对求知的渴望。”

“没有干扰，并不是不学习了。”张涛甫表示，不少中专生在中考时成绩优异，得益于在初中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他们将这种早已养成的学习习惯带入中专，自然而然地在学业上表现勤奋。“也经常是在暗地做题，你做不出来，我做得出来，互相竞争。”

周碧华曾在1984年担任中专讲师，那时候他从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教学第一线，在湖南桃源师范学校担任班主任。

桃源师范由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于1912年定址创办，在国内中师教育界颇具名气，著名作家丁玲就毕业于此。

“我来到桃师后，凝视那古老的白楼和残存的风雨廊道，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也有一种任教于名校的骄傲感，便暗暗下定决心，立志当一名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家。”周碧华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想起那时与21岁的自己年纪相差不大的学生们，周碧华颇为感慨。

“他们是常德和今张家界市各县初中毕业生中的尖子生，他们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许多同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默、郁闷、茫然、朴实。”

桃师管理严格，新生一下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为了解开学生们的心结，周碧华借来录音机，自学歌曲，再教给学生。

“教他们唱《小草之歌》暗示当小学教师是要奉献一生的；教他们唱《故乡的云》是暗示他们终究要回到乡村去；带他们到沅水中的双洲上野炊、陪他们打球晨跑、让同学们轮流当班干部……”

中师生注重实用技能的培育，如音乐课的识谱弹琴、语文课的三笔字书写、体育课的各类竞赛、美术课的素描与色彩等。处在可塑性强的年纪，学生们除了专业所学，还掌握了绘画、跳舞、朗诵。

渐渐地，学生们对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有了荣誉感。3年的时间里，周碧华见证了学生们有过苦闷、快乐、颓丧和拼搏。“只有若干年后，他们才体会到中师教育真的是素质教育，让他们受用终身，良好的综合素质，谁一旦改行，一定脱颖而出；大部分没改行的同学，也绝对是各地的教学骨干。”

自学成才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对于不熟悉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很多人而言，“差生去的地方”成为了中专的标签。

“失落！要是我也参加高考，会是什么样的？”一位中专生说，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也才18岁，看着有些曾经成绩不如自己的初中同学考上了重点大学，但自己的未来似乎已经一眼看到了头。失去动力的他开始消沉，每天下班之后的活动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打牌”。

基层信息闭塞，一些想证明自己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出路。

“人都会追求进步，可能对于别人就是去大医院进修一下，但对我来说就是‘想走得远一点’。”目前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钱海燕说。

由于上学早，钱海燕初中毕业时只有14周岁。家庭虽不至于贫困，但父母仍把他的中考志愿改成了中专，“怕我不一定考得上大学”。

“本来填的是财校，阴差阳错之下进了卫校。”他随后在安庆卫生学校医士班读了3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回老家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同一时期，他从前的初中同学已经进入大学学习。

“那时候每月工资150块钱，我一年都花500块钱订各类杂志报刊，《考试报》、《半月谈》，什么都看。”上班后不久，钱海燕开始搜集各种自学考试的信息。

首先是参加自学考试大专，“那时候只开设了中医学，一年两次考试，每次考4门，但有两门是重复上一次考试的，通过率很低，一共考过12门才算合格。”

钱海燕从上学开始成绩一直很好，对医学专业一度不感兴趣的他在中专3年始终名列前茅。在中医自考大专通过率极低的情况下，他的12门考试科目都是“一次过”，但拿到大专证书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

“我又开始准备专升本，那时候没有什么别人的太多经验可以借鉴，都是自己摸索。”1998年9月开始准备，到1999年5月考试，他需要从头学起的内容不少。

“最头疼的就是高数。我是高数零基础，尤其是微积分，很头大。英语倒不成问题，我的英语成绩很好。”

钱海燕知道自己的一个同学在当老师，数学成绩不错，他就每天从卫生院下班之后，晚上去同学家让对方给自己辅导，高等数学没基础，就先从高中数学学起。

“印象最清楚的是把公式做成卡片，贴在台灯上，每天开灯都会看到，很快就记熟了。”最后他在数学考试中得了120分，满分150分，“已经很不错了。”

他随后以第12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以考研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3年后考博进入阜外医院。

另类人生

1999年像是钱海燕的分界点。20岁，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快4年，因为表现突出被拟提拔为副院长，如果他选择留下，之后的晋升可能会一路顺遂。

但是从这一年开始，2年制自考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留在阜外医院工作时28岁，虽然与同龄医学博士的年龄相当，但是过程的曲折和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

与他相似，张涛甫的命运也是从1993年考研进入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转变。在此之前，他在乡村中学教书，有限的资源里完全凭照兴趣，尽一切可能广泛阅读。他自嘲在此期间一个人完成了“另类的大学教育”。

除了“不甘心命运如此”的，还有一些中专毕业生则是被迫“追求进步”。

刘力现在是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CT室副主任医师。此前国企医院面临改制，中专学历的医生工资、股票都要比本科、大专少很多，他开始自学本科，再考研，他说自己“只能上学深造，靠读书改变命运”。

在忙碌的个人工作之外，继续自学并有所成绩，不少已经成功的中专生回首往事，都给出了“要耐得住寂寞”的评价。

杨昊在考研的时候还是一名基层教师，也正是适婚年纪，不少人都看重他的才华和能力，给他说媒。有的人笑话他“读什么书啊”，家人也向他施加压力。

“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能不断地适应，慢慢地拒绝，后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考研，也就不打扰了。”工作之外，杨昊每天晚上就一门心思把自己关起来，挑灯夜战，“跟高考很像”。

好胜、刻苦，是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比起同龄人求学就业的顺遂，这些家境贫寒的中专生“起点比较低”，在后来的岁月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走过更多的弯路。

“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一想到自己曾经‘荒废’了几年时间，就不敢懈怠。”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当年中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有的高考时都去了北大。”

仍有大批中专生则留在了基层，选择了另一种奋斗之路。“一批优秀青年成了小学教师，可以说，不少80后、90后的孩子从起步便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师生功底扎实。”周碧华这样评价。

师范类中专毕业生在学成之后被分配到基层的中小学任教，有的在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今年5月重回母校时，一位叫杨冬云的毕业生给周碧华留言，周碧华看后忍不住落泪。“周老师，我还在当时分配的那所乡村小学，30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我没有给您丢脸。”

作为老师，周碧华面对学生们的人生经历时情绪很复杂。“我深深知道，全国的中师生特别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中师生，都有着相同的特殊心路历程：他们优秀，却走了一条平凡而清贫的道路。”

寻求突围

一代中专生更希望得到后来者的理解。

正如孙文桢所说，“一些同胞或者由于对教育制度变迁史的无知，竟然根据中专学校现在地位的低下，而想当然地认为初中专学校从来就地位低下。”

对于这些想当然地认为中专学生从来就是差生的人，孙文桢开始还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解释。“但到了后来，我们便慢慢地不愿意再作任何解释，因为我们觉得乏味，觉得无聊，甚至觉得憋屈。”

中专毕业生在寻求突围的同时，中专学校本身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大学扩招加之中专福利减少，大批生源的流失迫使不少中专寻求转型升级。升格大专，是其中一条路径。

区别于本科，大学专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由高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高专（高等专科学校）承担。与中专不同，大专对于科研水平、硬件设施、课程设置等均要求较高。

一方面，中专院校本身的科研水平不高，导致其所需的硬件设施以及相关资金普遍难以满足升格要求。另一方面，中专院校的课程设置相对固定，而大专的教学则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和职业实践的空间。

尽管存在种种不适应之处，面对挑战和机遇，不少中专学校仍完成了这项改革。

以安徽为例。据《江淮晨报》2002年报道，从2001年6月份开始，安徽省相继有多所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或改变校名，划新校址、建新大楼成为中专学校发展的一道新景象。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在原省体育活动学校、省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省体育科研所的基础上成立，其有关负责人当时在接受采访时即表示，学院今后要在三个方面迎接挑战。“一是努力提高教育、科研的层次，二是教学设备的更新，三是建立一套开放的大学管理模式。”

周碧华、孙文桢等人至今仍在为中专生“正名”而呼走。周碧华在文章中写下感叹，“没有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就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又怎有人才辈出？没有人才，祖国又怎能腾飞？”

（注：文中杨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