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人类”的自由人文主义已失效，“后人类”的方向在哪？

1999年，当基努·里维斯的黑色风衣携带着幽绿的数据流席卷全球时，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斯出版了她个人的第三本学术著作《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在当时，这本学院派的新书与里维斯主演的大热影片可以说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黑客帝国》给出的“药丸”再度激活了希拉里·普特南的“缸中之脑”，进而将人类抛入了无可摆脱的机器压迫与矩阵梦魇之中；与之相反的是，经过对控制论、信息科学与科幻文学的详细分析，海勒斯在其著作的最后乐观地告诉大家不必惊慌——如果说《黑客帝国》展现的情境恰是后人类状态的一大表征，那么，海勒斯则给出了另一种图景：“我们一直都是后人类”。

时隔近二十年，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开始在围棋领域攻城略地，人类高手纷纷应声落马，弗诺·文奇的“奇点”以超高频率被反复提及，人们终于又回想起了《黑客帝国》中曾一度被机器支配的恐惧，而“后人类”，继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批判话语中成功占据一席之地后，又再一次成为了学界热议和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一次，它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9月23日，由《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办的“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来自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专家聚集一堂，就后人类相关话题各抒己见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作为后人类理论的代表人物，海勒斯也受邀出席会议并作了名为《肯定后人类：潜力与问题》的主题演讲。在这篇演讲中，海勒斯简单讨论了她曾在1999年提到过的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后人类的关系，同时也梳理了自《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出版后出现的几种关于后人类的不同理论脉络，最后还阐述了自己近来提出的新观点。多年以前，海勒斯曾对“后人类的未来”表示乐观，而从她的演讲中，我们可以发现，纵使那个若有似无的技术奇点已被盛传近在眼前，海勒斯却依然初衷不改一如当年。

从“人类”到“后人类”

什么是后人类？这恐怕是所有初次听到这一怪异名词的人都会产生的疑问。

在《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中，海勒斯指出：“尽管关于‘后人类’的阐释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但这并不简单意味着机器的人类化（如人工智能）或者人类的机械化（如赛博格），海勒斯具体标示了“后人类”的如下特征：首先，它更重视信息模式，而不是物质性的实体存在；其次，后人类观点认为意识只是一个偶然的附带现象，它并不占据重要的中心地位；第三，它将身体视为我们要学着去控制的最初的义体，因而用其他义体来扩展或取代身体实际上早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然开始；最后，它认为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塑造人类，以使人类与智能机器实现“无缝对接”。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之上，区分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与涵盖了生物体的信息回路便不再有意义，甚至可以说，在人类与机器、生物组织与人-机结构之间不再有本质的差别。

当然，海勒斯的以上论述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要非常彻底地把后人类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切割开来。她的《肯定后人类》的演讲，便从对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主体的回顾开始。与许多前辈思想家的观点一致，海勒斯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指的就是自由人文主义的人类主体，它是肇始于启蒙运动的一种历史建构。这一历史建构将“人类”塑造为一个自主的、理性的、具有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主体，并以此确立起人类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地位。自由人文主义的宏大“人类”高呼“天赋人权”，固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许多理论家看来，这一主体建构同样存在着许多致命的问题。比如，就像很多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家曾指出的那样，自由人文主义建构的自主的主体实际上以欧洲白人男性为范本，这种单一的普遍性压制了女性和殖民地人民的声音，因此他们以女性和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性对其进行了冲击，此外，后殖民理论家强调殖民地主体身份的杂交性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人类主体的自主性。而在生物学、分类学的进展以及相应的动物伦理方面的探讨，则否认了人与动物之间存在有本质的区别，笛卡尔式的以“理性”将人与作为“自动机器”的动物区分开来的方法不再能够成立，动物权利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便是理性主体失效的一大结果。另一方面，自由人文主义主体的自由意志首先来源于对自身的完全占有，“自由是一种占有功能”，这种麦克弗森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受到了赛博主体性的严峻挑战。当一个义体人全身的所有器官、组织都是从购买得来，而他对它们不拥有先于市场关系的所有权，同时这种身体的异质性构成使其认知以分布式机制运作时，建立在占有性基础上的自由意志便在后人类场域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最后，神经科学的新发展则确认了意识在认知活动中并不具备其一直被赋予的那种重要作用，因此意识也不再能够支撑起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主体。

自主、理性、自由意志与意识这几个传统“人类”建构的支柱皆遭到了严重的“损毁”，自由人文主义主体因之变得千疮百孔，这自然为“后人类”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后人类主义所要前进的方向，正是自由人文主义的止步之处：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人的去中心化、质疑边界、取消假定以及承认历史的偶然性。

后人类的诸“版本”

1988年，机器人研究专家汉斯·莫拉维克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设想：人可以将自己的大脑传输到一台电脑之中。在他设计的假想实验里，一个人的所有大脑信息被完全提取到了计算机内，而这个人虽然因这一过程失去了身体，但他那存在于电脑之中的意识将不会与此前有任何不同。

莫拉维克的说法让海勒斯大为震惊，在《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中，海勒斯认为莫拉维克版本的后人类是可怕的，它“没有放弃自主的自由主义主体反而将它的特权扩展到了后人类的领域”。这种后人类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超人类主义，而对莫拉维克式超人类的批判构成了海勒斯论述的起点，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海勒斯展现了要将后人类区别于传统人文主义的坚决态度。

因其争议性的观点，海勒斯的著作出版之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许多批评，其中一部分便是针对她切割自由人文主义的观点而来。比如学者加利·沃尔夫就认为不能简单地拒绝传统的人文主义，而是要祛除其教条化的弊病——这些教条同样限制了海勒斯的思考。或许是采纳了这些批评意见，在《肯定后人类》的演讲中，海勒斯使用了更为温和的说法：后人类要保持传统人文主义的成就并改进它的缺陷。进而，她提出了关于后人类的几个关键问题：后人类是否与先进技术相联系？它是历史的还是超历史的？它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存在状态？

根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海勒斯区分了自《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以来的几条后人类路径。

第一条路径以意大利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为代表。布拉伊多蒂曾借法德勒兹来探讨女性主义问题，按照其理论脉络，她很自然地把德勒兹的游牧主体引入了后人类的领域。借助德勒兹的概念“生成”，她将后人类的生命视为一个交互的、开放性的过程，它不局限于人类，更强调生命的非人类活力。对她而言，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构成了后人类转向的核心，这一核心将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一个关于生成的综合性生态哲学的形成”。正是在这种哲学内部，一个活力论的游牧后人类主体被建构出来，它是跨差异的、朝向无限的混杂开放的，同时又是植根于当下具体情境的。以这个自然-文化连续统一的游牧后人类主体为基础，布拉伊多蒂展开了关于后人类伦理学、政治学与批判理论的探讨。而以海勒斯的问题域看来，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路径是一种超历史的存在状态，是在混沌和连贯的主体性之间取得的一种平衡。

与之相对的是加利·沃尔夫。尽管德里达和卢曼在沃尔夫论述中出现的频率不相上下，但海勒斯认为沃尔夫的后人类路径主要还是受惠于卢曼的系统论。与德里达对“差异”的理解不太相同，卢曼的系统理论从差异出发，即借助系统/环境这一首要差异及其区别、运作来讨论相关问题，因此，它并不寻求减少差异，而是将差异与复杂性控制在系统的运作内，同时，通过二阶观察的自我指涉，消除系统自身的“盲点”。最终，社会系统通过异己指涉和自我指涉的方式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自封闭性中制造出开放性，实现系统的自创生与延续。这种系统的自创生并不是传统人文主义“人类”的特权，也是诸多其他系统的共有属性。沃尔夫的后人类著作讨论了动物、残疾者、技术发展等问题，正是要将人类置于与其他生命及其自创生系统的共同语境之中，进而以近于二阶观察的自反性方式来反思我们固有的人类经验模式。他的后人类便是要实现这样的思想和范式转变：首先便是承认人类从根本上来说一直是与其他物质的、技术的甚至是非生命的形式共同进化的“义体人”。海勒斯认为沃尔夫的后人类路径是带有一点历史性的超历史表达，它可以说就是一种自反性的观点，所以它根本上是一种思考的方式。

实际上，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被命名不久的理论群落，其对自身理论脉流的追溯基本上是一种反向建构。这种建构可以粗略地归纳为两种方式：一是与话语、范式转移相关的认识型路径，另外则是和技术发展密切相联的科学论路径。海勒斯区分的布拉伊多蒂与沃尔夫两种后人类版本实际上都可归于认识型的路径。之所以要将他们更仔细地分剖开来，海勒斯的目的很明显，那便是要突出说明以她为代表的第三种后人类版本——或许可以称之为“非意识路径”。

非意识认知以及后人类的未来

在其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中，作家勒·奎恩虚构了一个名为韩达拉的教派。该教派惯于以否定性的方式看待世界，且拥有以意识之外的方式预测未来的能力，但他们并未用这种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在该教派看来无知才是生命的根基。海勒斯曾征引韩达拉的情节来解释她2017年的新书《非思考》，“韩达拉人会立刻明白‘非思考’是一种缺乏思考的思考。”在《肯定后人类》的最后一部分，海勒斯便分享了她近来关于“非思考”的思考。

“非思考”首先是指神经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即证实了非意识认知过程的存在，这一过程无涉于意识，但却对意识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打开了一个未知领域，我们原来关于意识如何运作的看法在此彻底过时。最后，它也意味着人类和技术系统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基础和核心便是非意识认知。

什么是非意识认知？这个词跟后人类一样让人困惑。在解释它之前，海勒斯先阐释了其中的“意识”一词。她认为这一词语首先包含了认知科学家达马希奥所说的核心意识或爱德曼提出的主导意识，它是一种人类和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共有的将自我和他者区别开来的认识。在此之上还有高级意识，它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使用抽象概念和语言等能力。海勒斯借用爱德曼的说法，将意识视为连贯性的守护者，但意识也因此负担，只拥有低效的感知力和极其有限的处理能力，从而不得不常常以虚构的方式来保持连贯性。在海勒斯看来，“思考”这一过程便与这种意识，尤其是高级意识密切相关。而“认知”则不同，它是一种在与意义相关联的语境中理解信息的过程，涉及到对信息的采集处理、意义的形构、选择与决策等内容，因此它并不局限于生物学上的生命体，更普遍存在于其他生命形态和复杂的技术系统之中。这种超越了意识的宽泛的认知能力，海勒斯将其命名为“非意识认知”。

如此一来，在海勒斯这里，认知便涵盖了意识/无意识与非意识的认知过程，但不涉及地震、海啸等物质作用过程。于是，自由人文主义人类的理性、自由意志及以其为基础的传统“认知”在此失效，它不再能够解释这样一种涉及了人类、动物、植物、机器及其交互等分布式的认知与决策系统。对此，海勒斯则以“认知装配”名之。当一个人打开手机时，他就与信号中继塔、网络结构、电子缆线等一起构成了一个非意识认知装配，而当他关闭手机后，认知装配仍然存在，只是他不在是那个装配的一个部分。显然，比起意识认知，非意识认知拥有更快和能分析含混信息的高效处理能力，从而能够防止意识被大量的信息涌流压垮，更重要的是，它将形构意义和决策的权力分散到了整个物的网络之中，以意识为傲的人类不再是该网络的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后人类”。这就是海勒斯对自己的新后人类路径的解答：后人类主义历史地与认知科学的发展相交缠，它既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也是一种存在的状态。

实际上，在《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中，为了应对莫拉维克式的后人类，海勒斯借法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将人类置于联结了机器的分布式计算系统之中，在此系统中，主体的思考与认知便由人类与非人类因素共同完成。很明显，如今海勒斯的非意识认知毋庸置疑地是对其分布式后人类系统（不同于卢曼的“系统”）的补充与扩展：她依然如故。时隔近二十年，矩阵走了阿尔法狗又来，我们面临的情境似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一如海勒斯对后人类未来的乐观态度，以及那个早已存在却未被指出的分布式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我们确实“一直都是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