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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畔话古史：第二届“唐至明人文会议”小记

刘家隆

2017-09-24 09:33

来源：澎湃新闻

“好的，宋汉理教授（Harriet Zurndorfer）说你们的研究意义有限，现在是你们进行反击，论证自己研究合理性的时候了。”通过刻意误解宋汉理教授的发言，小组讨论主持人包弼德教授（Peter Bol）用这种激将法督促小组成员们大胆发言、激烈交锋。虽然大家都看穿了他的“小伎俩”，但还是忍不住进一步申述各自研究的意义和取得的成果，小组的整个议题也因此得到深化。这是9月14日至17日在荷兰莱顿大学进行的第二届“唐至明人文会议”中的一幕，很好地体现了本次会议的进行模式：各小组由主持人激发讨论、把控方向，小组成员们根据自己提交的论文各抒己见、不断交流，而小组的总议题也因此得以持续深入。

开幕现场

“唐至明人文会议”（Middle Period Conference）于2014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举办，彼时便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一致好评。正是鉴于第一届会议取得的良好效果，并为给中国史研究者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魏希德教授（Hilde De Weerdt）和何安娜教授（Anne Gerritsen）共同筹划举办了本届大会。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欧、美汉学界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们的关注。许多国际汉学界的“大佬”都提交了论文或充当小组讨论的主持人，最后实际参会的学者超过百人。一向安静的莱顿小城，在这四天中化身为中国史研究者“华山论剑”的胜地，多了很多许久不曾有过的“中国历史气息”。

会议筹办者魏希德教授

会议形式创新

本届“唐至明人文会议”在会议形式上有诸多创新之处。首先，与绝大多数的学术会议不同，这一会议并未设有论文作者的个人陈述环节。会议参加者需提前两个月将参会论文提交至会议网站。接着，每篇论文会分配由两位学者进行在线评议。而所有的与会学者都可以在会议网站上查看每篇论文的内容及其相关评议。

会议开始前一个月，会议组织者对论文进行分组，并要求每位参会学者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阅读所有和他的论文被分入一组的其它学者的论文。因此，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每位与会学者的论文就已经得到了两份评议，同时，他的论文也已经被同组的其他学者阅览完毕。这样一来，同一小组的成员们早已互相了解彼此的论点、论据与论证方法，自然不需要再拨出专门的时间陈述论文的基本内容。这种会议形式节省了大量时间，各个小组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进行论文的深入探讨，极大拓展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会议网站首页

其次，每篇论文依据主题、时代、研究方法的不同被分别分入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每篇论文在这次会议中要被讨论三次：一次从论文主题的角度进行讨论；一次从论文所涉及时代的角度进行讨论；还有一次会从论文所采用研究方法的角度进行讨论。以笔者在本届会议中提交的论文《博弈妥协与政治宣传：魏博地区德政碑再议》为例，本篇论文根据主题被分入“史学与史家”组；根据所涉时代被分入“唐—五代”B组；又根据研究方法被分入“碑刻、佛塔与祠堂”组。论文能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讨论，作者自然会收获满满。

据笔者统计，本届“唐至明人文会议”按照论文主题共设有“政治史”、“物质文化”、“性别研究”、“区域地方史”等16个小组；依论文所涉时代共设有“唐—五代”、“唐—宋”、“宋—元”、“宋—明”、“南宋”等15个小组；依研究方法共设“人际网络分析”、“方志与地方书写”、“文本分析之官方档案”、“文本分析之传记”、“视觉分析”、“数位人文”等16个小组，总记47个讨论小组，会议规模可见一斑。

小组讨论和工作坊

由于会议日程紧张，在某一时间段中总是有5—8个讨论小组在同时进行讨论，因此本文不可能涵盖每一小组的讨论内容。同时，考虑到本届会议对论文版权的规定，本文也不宜对单篇论文的具体内容做详细介绍。因此，下面主要就本人参与或旁听的部分小组的宏观主题做一些简单介绍，呈现更多会议细节。至于每篇论文的题目和作者，感兴趣的读者请登录会议网站查询。（会议网址：https://ocs.chinese-empires.eu/index.php/CMPC2017/MPC17）

同时进行中的两场小组讨论

“社会史”小组的讨论由柏文莉（Beverley Bossler）和韩明士（Robert Hymes）两位教授主持。在他们的主持下，整个小组讨论并未陷入“就社会论社会”的窠臼，而是时刻注重社会与政府间的互动。柏文莉教授更是根据大家论题各异的论文提出了“十三世纪的中国变迁”这一宏观命题，并提示大家在讨论具体细节时，不要忘记思考这一宏观命题。可以说，这一小组的讨论与两位教授的研究风格不谋而合。

田安教授（Anna Shields）与Jeffrey Rice教授共同主持了“史学与史家”组的讨论。在本场小组讨论中，大家在承认史学作品深受史家个人影响的前提下，并没有探讨因此而出现的史料正误问题，而是转而讨论具体的文本是如何生成的——由具体历史文本的比对与结构分析推知史家的个人立场，再由史家个人立场感知时代背景与历史变迁。因此《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著作在本小组中不是作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而是作为感知宋代史家作史风格及唐宋学术、社会风气变化的文本而被使用。此外，小组还讨论了不同历史文体所承担的不同历史功用。比如“类书”这一文体就不必处理正史所必须解决的“正统性”问题，因此有更多的书写空间，其书写方式反而会影响之后的正史写作。

田安教授主持的小组讨论

“唐—五代”B组由伊维德教授（Wilt Idema）与葛焕礼教授主持讨论。其中伊维德教授负责总评组内所有论文，而葛焕礼教授则把握讨论方向，提出一个接一个不同的具体议题。本组论文的共性是聚焦于中唐至五代时期地方势力及地方文化的兴起，因此很容易被纳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下进行讨论。而主持人则提示，在讨论“唐—五代”时有时必须把宋代的视角抛弃掉，因为每个时代都是在处理这个时代正在面临的问题，时人并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要避免把历史书写成一种有必然归宿的进行模式。

“碑刻、佛塔与祠堂”组由来自牛津大学的田海教授（Barend ter Haar）和来自康奈尔大学的艾媞捷教授（TJ Hinrichs）共同主持。由于碑刻所记往往是某一具体事件或某一人物的相关生平，受此特点影响，利用碑刻所做的研究往往以个案为主。因此，如何由个案研究拓展至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研究成为了小组讨论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应在总结个案的基础上努力提出具有解释力的框架，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努力讲好每一件碑刻本身的故事，倒不必刻意提出框架。此外，由于绝大多数的传世碑刻都经历了“作者稿本——碑刻——拓本——录文本”的变迁，因此，在载体变迁的过程中，文本及其效果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也成为了小组成员们讨论的重点。本组讨论的第三个重点则是在辨明碑刻修辞与事实的基础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碑刻材料。

小组讨论外，本次会议还设有5个工作坊供与会学者选择参加。分别是由魏希德教授主持的MARKUS工作坊，主要讨论如何利用MARKUS及其关联平台创建并分析文本数据库；包弼德教授主持的数位人文工作坊，主要讲授CBDB、GIS及社会网络分析软件Gephi的使用方法；Christoph Anderl教授主持的敦煌写本工作坊，主要介绍敦煌写本文献的数字化及标记；史怀梅教授（Naomi Standen）主持的考古工作坊，主要探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互补，以及如何利用google maps和CARTO开展研究；陈诗沛研究员主持的地方志工作坊，主要展示如何利用新近开发的数位工具LoGaRT研究中国地方志。

包弼德教授在工作坊教学中

可以看出，5个工作坊无一例外地都与数字化相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史的方法取向，即要积极主动地从事数位人文研究，利用新的数位工具拓宽中国史研究的视野与边界。据悉，会议主办方将会近期在其网站上对每个工作坊做详细介绍，请感兴趣的读者之后注意查看。（网址：http://chinese-empires.eu/events/conferences/）

陈诗沛研究员展示LoGaRT的使用

小组讨论和工作坊自然是此次会议的重头戏，而在此之外，会议主办方还安排了其它相关的文化活动。如伊维德教授曾做主题演讲，回顾杜德桥教授（Glen Dudbridge）在唐至明阶段研究中取得的卓越学术成就。莱顿市也在市政厅专门举办酒会欢迎各与会学者的到来，强调莱顿与亚洲研究的紧密关联。由于会议举办期间恰逢莱顿亚洲年和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开馆，本次会议还特地安排了亚洲图书馆参观、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特藏书籍展示、高罗佩生平电影首映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