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部分产妇会经历最高级别疼痛，但中国无痛分娩不到一成

陕西榆林产妇跳楼身亡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涉事医院和产妇家属虽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产妇在跳楼前承受了难以忍受的临产痛苦，因此剖腹产、无痛分娩等也成为此次事件中被聚焦的关键词。

9月5日晚，知名产科专家、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前院长、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段涛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部分孕妇在生育过程中承受着最高级别的疼痛，而无痛分娩虽已在国内应用达一二十年之久，但仍难以推广，剖腹产比例也居高不下。

段涛表示，由于缺乏收费标准，医院实施分娩镇痛只能按硬膜外麻醉标准收费，实施过程也费时费力，且总体上医院麻醉师数量仍相对较少，分娩镇痛所需的人力和时间投入难有保障。

“无痛分娩，收费非常低，消耗的人力和时间又很大，有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段涛表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仍存在将女性物化成生育工具的落后观念，而观念的改变仍任重道远。

值得注意的是，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欧美国家，无痛分娩比例高达80%以上，而在中国目前还不到10%。

与之相对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至2008年对全球剖宫产率（即剖腹产）调查的结果，中国以46.5%位列世界第一，多年过去，中国总剖宫产率仍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5%的上限。

“医疗机构没有动力推广和使用无痛分娩”

在陕西榆林的这起悲剧发生后，无痛分娩成为公众热议的关键词之一。

段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一部分孕妇在生育过程中将会有最高级别的疼痛，已非常人所能想象和承受。

“事实上，孕妇感知的疼痛级别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情况，大部分人所感知的疼痛还是可以忍受的，有小部分人生孩子是不痛的，还有一小部分人生孩子的疼痛是无法忍受的。”段涛说道。

而目前临床上在生育中镇痛的方法主要有药物镇痛和非药物镇痛。段涛告诉澎湃新闻，药物镇痛中最主要的是通过麻醉方法实施分娩镇痛，非药物镇痛主要为按摩、水中待产等。

在段涛看来，分娩镇痛的好处和效果是显然易见的，既能减轻孕妇的痛苦，更关键的是为产妇买了一份保险。

“例如在分娩过程中，子宫发生破裂，此时要快速做剖宫产，如果有分娩镇痛的措施在，加一个剂量一翻身就可以做手术了。”段涛表示。

然而事实上，无痛分娩却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推开。

对此，段涛对澎湃新闻分析称，这主要是政策原因和缺乏麻醉师的客观困难所致。

段涛表示，一方面全国大部分地方对分娩镇痛没有额外的收费标准，只能按照硬膜外麻醉的标准来收费，“硬膜外麻醉才多少钱，如果做硬膜外麻醉再做一个剖宫产，那么半小时就解决了，但是分娩镇痛的话，麻醉师和医生要一直看着产妇十几个小时，还不能额外收费，只能收硬膜外麻醉的费用。在这种前提下，收费不能解决，入不敷出，医疗机构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

段涛称，其次，无痛分娩需要大量麻醉师，然而目前总体上医院麻醉师数量仍较少，高负荷的工作甚至推高了麻醉师的意外死亡率，“连这些日常的手术工作都完成不了，怎么有时间去做分娩镇痛。”

针对此类问题，段涛表示解决之道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合理的机制，“给分娩镇痛一个收费标准。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机制，是很难可持续的。”

剖宫产比率居高不下与抵制排斥并存

与难以推广的无痛分娩相比，中国的剖宫产比率多年来却居高不下。

段涛表示，中国剖宫产的比率虽有不同口径和说法，但平均是在40%~50%之间，而这远超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的15%的上限。

段涛说，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提倡安全降低剖宫产率，但并没有强制性指标。

而与居高不下的剖宫产率相对应的是，仍有少部分人坚决排斥剖宫产。

段涛表示，首先，少部分人担心剖宫产影响二次生育和胎儿。其次是不愿花钱，因为不论是无痛分娩和剖宫产都要花钱。第三，中国事实上仍是男权社会，仍有人认为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一些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女性被物化为生育工具，不会考虑产妇所承受的痛苦。

“我们曾经碰到过，抢救产妇要采取措施的时候，问家属同意不同意，家属讲的第一句话是要花多少钱，医院说加起来要四五千块钱，家属说不要救了，四五千块钱可以回乡下讨一个新的老婆。”段涛表示，类似事件中体现出的落后的生育观念在部分地区仍根深蒂固。

而对于中国剖宫产率远高于世卫组织推荐标准的现实，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会议的段涛分析称，这事实上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中国多年来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大部分产妇是初产妇，很多国家经产妇比率比中国高很多，而初产妇的剖宫产率是高于经产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两相对比。

此外，段涛还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剖宫产比率，考虑的是超过这一比例后，孕产妇的死亡率不再下降，但并未提及围产儿（怀孕28周到产后一周期间的胎儿或婴儿）的死亡率，“还要看剖宫产率到了什么水平后，它的围产儿死亡率不再继续下降，这才合适。”段涛说道。

而回到此次热点事件，段涛也在采访中表示，在厘清真相外，公众更应看到事件背后的问题和症结所在，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和观念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