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贝观察①｜从尘封的历史说起

湖贝120计划

2016年7月2日，深圳一些艺术家、社会研究学者与规划建筑界人士，共同发起“湖贝古村120城市公共计划”（下称“湖贝120计划”），并在华侨城的“有方空间”举办了“共赢的可能：湖贝古村保护与罗湖复兴设计工作坊”，邀请深圳各界专家设计师上百人参与研讨建言。次日，又邀请同济大学著名的“古城卫士”阮仪三教授参与“对话湖贝”。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被写进深圳的历史。因为，它在事实上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华润集团投资、深圳市华阳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主持的“湖贝城市更新规划方案”的民间抵制行动。对这场行动，公共传媒和自媒体都有大量报道。

“湖贝120计划”，最初目标有两个：

1）首先要求湖贝更新项目要完整地、在地保留湖贝南坊三纵八横古村落建筑群，推荐的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为15662平方米，建设协调范围面积为18798平方米（《深圳市历史建筑与历史风貌区评估标准研究》团队给出的保护建议范围）；

2）在更新方案中体现原公共绿地面积的公共性。换句话说，更新后依然保留原有开放的公共绿地面积，而非改为私人花园。

事实上，这个行动开始时，我们虽是立足民间，但意愿是建设性与合作。比如，“湖贝 120计划”举办的第一次工作坊的题目，就是“共赢的可能”。遗憾的是，在2017年罗湖区城市更新局公示的更新方案中，旧村保护面积只有10350平方米，远小于我们的建议。

在我看来，无论罗湖区政府还是开发商，完全没有理解“完整保护、原地保留湖贝古村”的含义。湖贝古村的完整保留，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不被大资本绑架，在城市发展和社区复兴的角度，兼顾社会与民间的利益与诉求；扮演好一个公正的、代表公共利益进行裁判的角色。考虑到湖贝更新实际的面积和规模，以及涉及的居民人数，这也许是用最小代价博得社会最大赞誉度与认同的机会。

但这个机遇被错失。未来城市更新与改造的社会成本将进一步提高。

我曾在行动进入白热化时，以“湖贝观察”的大标题，写过一篇文章《湖贝观察：城市客厅的吝啬与豪奢》，评论当时公布的湖贝更新方案是怎样一种狭隘与短视的颟顸之举。文章发表在“湖贝120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上，也阐明以“湖贝120计划”为代表的民间立场，为何反对这个被罗湖区城市更新局冠以“城市客厅”的湖贝更新方案。

应该说，那篇文章论战的色彩很强烈。而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能超越阵营，超越胜负，超越利益的喧哗与躁动，沉思一下我们能在涉及——城市规划的规范、公共政策的形成、社区发展的研究，甚至是公民教育与公共艺术——公共事务与公共参与中，学到了什么新东西？有什么新长进？以及畅想一下，假以时日，这些在实践中萌芽的种子，会结出怎样可能的果实？

历时一年的行动，由许多面向构成，包括知识生产、艺术介入等。这个计划的参与者的所作所为，至少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基于个人的价值认同而参与的个体志愿者行为。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依然秉持文责自负的原则，仅就我感兴趣的问题，和对我而言重要的启示，来谈谈我的看法：即，在“湖贝120计划”的实践中，“公共想象”是怎样被创造出来？同时，怎样被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于实践过程，从而形塑了整个行动与实践的精神特征及后果？

我将主要分析各种媒体，包括自媒体和新媒体对湖贝事件报道展现出的叙事方式和评价方式，讨论“公共想象”的呈现与不稳定性。

之所以做这样的梳理，是因为，媒体的多元化以及形成的舆论场效应，与我在这个行动中关心的两个问题紧密相关。

一是，如果需要对一个“被专业技术包装的社会提案”进行判断，普通人依赖的公共理性的规范和前提是什么？二是，非利益相关方的“旁观者正义”是怎样被建立的——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怎样被卷入事件的？

对第一个问题，重点是考虑大众认知上潜在的前提与认同的规范是什么？对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被调用起来，形成了舆论语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艺术家的参与和公共艺术实践的在地发生，对“公共想象”创造的贡献。这是无法忽视的一环。但遗憾的是，这方面我几乎没有笔墨来描述与分析，期盼有其他研究者和参与者给予独立补白。

公共想象的三个转变

从创造了“公共想象”的角度思考湖贝事件，我观察到，从官方立场向民间立场三个转向的开始。而湖贝事件适时出现，也证实了深圳社会正在经历的这三方面的转向。我认为这三个价值立场的转向，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通过道德语境、政治名誉和个人的行为规范，影响深圳的社会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湖贝120计划”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也在实践中提供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与问题，并暗示了重大的危机与解决的方向。

第一个改变是历史观的改变：

过去对深圳历史定位的官方叙事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夜变身成为国际大都市。这个叙事假定了两个前提：深圳没有自己的历史；深圳作为现代中国的空间象征，就是国际化这条路。但这两个前提，正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其虚伪与狭隘。在城中村的更新上，深圳没有历史的预设，暗示在空间上抹掉任何一个人类聚落没有问题。而国际化大都市的预设则明确将政府与大资本以外的主体，尤其是原村民排除在更新主体之外。

第二个改变是新的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

他们的跨界合作打破了官方知识垄断的局面：曾经在城市规划和更新领域被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壁垒保护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政府和地产商之外，建筑与规划专业人士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正在成长。而在与学者和艺术家合作抵制的过程中，让这种批评和质疑的氛围迅速扩大到专业领域之外，成为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争夺。

第三个改变是对城市发展的舆论场重心转向：

“旁观者正义”的视野正经历从“空间—经济发展”向“空间—社会正义”的转变：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态度的转变上。空间的想象越来越被聚焦在改变对谁有利？改变的代价谁来承担？谁在推动这个改变？目标与动机是什么？最后，这样的改变是合理的吗？所有这些过去很少有如今却成倍增加的讨论，都是社会舆论对城市空间控制权的拷问。

在这篇文章里我就这三个方面讲几个有启发性的故事，并在最后谈谈湖贝事件创造的“公共想象”对我本人在道德方面的启发和觉醒。

尘封的历史故事

深圳最早研究沿海客家族群的两位学者，是从北京大学来到深圳大学任教的刘丽川和张卫东教授。他们曾告诉我一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故事：在他们开始撰写研究专著的时候，他们发现根本找不到一张100年前客家女性的老照片。我们知道，客家女性不像她们的近亲其他汉族传统女性那样裹脚。又因为她们与其他族群混居，所以她们穿戴的汉族服饰有了很大改变。但这些大都是口述历史，没有基本的图像佐证。他们翻遍了国家与地方大大小小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就是找不到让他们满意的资料。而在他们沮丧万分时，万里之外的瑞士巴塞尔基督教会的档案馆里正静静躺着一万多幅广东客家村落和社会的老张片，继续封存在岁月的流逝中。

2012年的夏天，从深圳大浪街道出发的两个文化学者王艳霞和唐冬梅，为了弄清在浪口村里的一座淹没在荒草中已快要塌毁的建筑——虔贞女校的来历，推开了巴塞尔教会先锋47档案馆的大门。她们惊讶地发现，不光是客家女性的照片，而且有从1860年到1949年，从广东的深圳到河源及梅州广大的客家地区的详尽和系统的社会记录。因为，巴塞尔教会在从晚清清、民国到共和国建立这段时间，共向广东客家地区派出近200名传教士，他们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像虔贞女校这样最多时可招收200名学生的山村小学，当时有174所。正因他们必须每个月向教会写报告，故所在地的社会情况被完整而系统地记录并妥善地保留下来。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突然发现了另一个深圳，一个和官方叙述完全不相干的历史：深圳当时的中小学义务教育是西方式的，不仅在城镇，连乡村的女性都可以受现代教育。在布吉镇的李朗，有当时华南最大也是一流的大学：李朗神学院。在深圳的教会学校里，不光男孩子，连女孩子也在踢现代的足球等等。这些充满细节的近代客家人的社会形态，清清楚楚记录在一张张发黄但依然清晰的老照片上。先锋47档案馆的馆长对王艳霞和唐冬梅说，他们等了一百年，终于等来了中国人。

《寻找罗定朝》

与此同时，美国NBC电视台的执行副总裁葆拉·威廉姆斯·麦迪逊，报道完北京奥运会之后，再率领她的团队来到中国。这一次，不是去北京，而是来到深圳边缘的龙岗区一个客家围屋——鹤湖新居，拍摄一个从深圳到牙买加，再到美国，最后回到中国的客家后裔寻亲拜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她本人，一个享誉美国的非洲裔社会活动家。

在《寻找罗定朝》这部纪录片的首映式上，她对我说，她的故事源于她的祖父和祖母相遇的那一刻。虽然她从没见过他的祖父，但她感激他。她一直想把从非洲祖母到中国祖父直到她自己的这幅生命地图上所有空白填满。她曾经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她说：“把历史的空白补上，直到今天，它完成了。这个世界，如我所知，是神圣之地，也是奇迹之地。”

我看着影片中趴在祖宗牌位前，俯身而拜的一群黑皮肤的客家后裔，不禁感叹，深圳还有多少尘封的故事有待揭开？又有哪些深层历史继续被掩埋？

深圳的媒体人也自觉承担着挖掘这些历史故事和拼合这些历史碎片的责任。深圳商报的蒋荣耀先生，不仅在供职单位持续关注并深入报道湖贝事件，也关注了坪山客家围屋的垮塌问题，这是深圳地方法规限制房屋主人自行修理而导致失修倒塌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另外，他还把一些信息发在自媒体“西葫芦”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是一个专门聚焦深圳近代历史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大量不进入官方正史的资料。

比如：你能看到，中国植树节的发明人是一个叫“凌道扬”的李朗客家人，1910年在哈佛获得林学硕士后回国，1915年，他上书北洋政府，提议把每一年的清明定为植树节。而当时的总统袁世凯也准了。后来孙中山1924年3月12日逝世，才把植树节改为“3·12”。

照此说来，我们怎么能说深圳是没有文化积淀的地方，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仅是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呢？难道这样一位改变了帝国臣民习惯而倡导现代中国公民义务的深圳人不值得被记住吗？我认为，有“凌道扬”这样的人，比有二十座世界第一的摩天楼更能让深圳感到骄傲。

名“村”实亡

民间的历史与记忆的重要性是什么？在上述深圳民间的历史记忆中，无论现代启蒙教育、女性解放还是对外开放，都不存在对抗和冲突。我们不禁会问，那个被广泛传播的深圳历史起点和定位，难道是要把1978年以前所有过去的历史记忆清除？

2016年2月，深圳市政府成立自然村落普查保护机构，正式启动《深圳市自然村落历史人文调查》。这是个来得太晚却也值得欢迎的计划。截至2017年5月，各区上报的自然村落有1024个。而在登记的村落中，就有24个纳入了更新计划，已拆迁或正在拆迁。但有人也对结果提出质疑，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廖虹雷先生，就公开质疑普查中提出的“自然村”的概念，他认为有点欺世盗名。

因为，在深圳市版图内，真正保留了原始物质形态的自然村，在他看来，已经寥寥无几。统计中的自然村，有些只是名称而已。他本人给出了一个统计。这是他用脚量出来的。

他在2012年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的“城市人文多样性”研讨会讲到：“清嘉庆24年(1819年)，县志载有800多个村落；1984年普查，有地名的词条2300多个，村落亦有好几百；”但深圳市建立后的情况呢？“1992年普查时，尚有1200个，但2012剩下不到200个。20年消失1000个。平均10年消失500个，一年消失50个，每月消失4个古材落。现在普查上报的1024个，实际上是社区，名‘村’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