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北川到芦山：小事记

“5·12汶川地震，我跟着他去家访。他立马跪在失屋的两个老人面前。老人的子女和孙辈全部遇难。他抱着两个老人，听他们心里哀伤的事情。那个时候，给到人们的那种温暖，是无可比拟的。亲人不一定能给你那种感觉。”——文太科／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血意味着从天而降的灾难。人类聚居之处，地动山摇，难免流血流泪。

血也是志愿行为的起点。5·12汶川地震后，各大城市街上的采血车旁边，前来献血的人群排着长队，甚至一度堵塞交通。

那时，有很多人坐不住，前往灾区支援。绵阳人高思发与QQ上的网友们结伴，向北川灾区运送物资，在那儿帮着做点事。这支队伍当时叫做“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他打算暂时放下生意，做两个月志愿者。在任家坪，他给北川的孩子搭建了帐篷学校，免得他们到处跑不安全。

退役军医张小红也以志愿者身份，第一时间从成都进入灾区，进行医疗救助。

虽说，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一年被称作“公益元年”，但高思发和张小红等人当时还想不到，自己会与伙伴一起，在公益道路上走到今天。

而绵阳师范学院社工专业大二学生文太科，也在老北川附近的安置点做志愿者。他接触到来自香港的社工，被安慰人的力量深深震撼，真正认同了自己的这个专业。

大灾来临时，血将众人变成亲人。也有社会组织因血而生，希望延续这种人与人的连接。

成都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刘飞，组织了公益剧社“爱有戏”，招募志愿者，用戏剧等方式讲述血与献血的故事。过了几年，爱有戏成为一家5A级社会组织，从事社区文化与社区互助的社会服务工作。比如开展让街坊讲古的活动，以及社区安全教育。爱有戏还借鉴传承古代“义仓”的内涵，建立现代义仓——社区居民捐物互助，也增强了社区的力量。

如今刘飞的机构有许多工作。她不再像在5·12汶川地震时，只是忙着组织市民献血。

二、巴拿恰

“受5·12直接影响的，已经非常少。虽然有心理的震动，隐藏在生活之中，但也要把标签撕掉。人会长大，会回归自己的生活。”——高思发／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领队、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巴拿恰是羌语中的“集市”。北川新县城的步行商业街以此命名，这里也是四川最大特色文化旅游商业步行街，仿古建筑颇为精美。到了周末，去巴拿恰逛逛街，也是一家人很不错的消遣。在异地重建的成果之上，老北川人的生活得以重新开始。

巴拿恰商业街还是一种分界。从老北川搬来的人，住在巴拿恰北边的安置社区；而本地农民的社区在巴拿恰南边。北边的生活气息相对浓一些。本地上楼的农民大多得了三四套房。有人出外打工，也有人忽然无事可做，难免不适应，甚至空虚无聊。

巴拿恰是北川新县城的标志物，可以代表这里完善的硬件和美丽的景观。援建的效率非常之高。但相比几年后的雅安灾后重建，在北川灾后重建时，很多人还没意识到，需要支持更多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

在2009年底，“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队长高思发，注册了北川第一家民间公益组织，即如今的“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而2011年底，他们在这里第一次拿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针对北川新县城的安置社区，做社区的文化服务和综合发展。大概可以这样说，就是让这里的人对社区认同高一些，生活丰富一些。

陪伴北川九年的高思发早已不再做商业。在北川的帐篷学校，他认识了那些来到帐篷玩耍的孩子和他们受灾的家庭，还有那些帮忙照料孩子并乐意伸出援手的志愿者——从此，志愿者成为资助人，而孩子成为受助对象，高思发则走上助学之路。

如今，他所发起的大鱼公益，在接受更多资助人的捐赠，其助学对象也扩展到家庭贫困的孩子，而不再是受到地震伤害的孩子。作为专业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高思发要为资助人把钱用好。这是最常态化的公益，也是应对下一次灾难的准备。

虽然从志愿者转变为专业公益人，但他仍然被称作“高队”，这或许是某种不忘初心的意思。

三、成都4·20联合救援行动

“路上半夜两三点，讨论每个人的分工、每个机构的分工，谁负责交通运输，谁负责物资筹集，海哥负责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发布出来。南都基金会开始资助了两万元钱，第二天看到我们有序救灾，便紧急开会，专门针对我们的救援行动，资助提升到20万。”——张小红／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2013年4月20日早上，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的消息传来。当天下午，成都爱有戏原定在成都肖家河办义集，临时把主题改成“我们和雅安人民在一起”，接着开始募集物资。肖家河成为这场联合救援行动的大本营。

联合是有序的。大量救援物资涌向肖家河，共有八家社会组织参与。刘飞和丈夫杨海平开始担当协调工作。那些年，人们更加相信民间机构。爱有戏要根据前线信息反馈，及时精准定点派发物资。

4月21日凌晨，张小红、杨海平、高思发等六人押运物资，赶赴芦山。路上遇到封路，因为需保证救援车辆通行。张小红与另一位公益人，租了老百姓的摩托车，带了一些物资向前走，并及时发回需求信息。其他人分头去了其他受灾地点。

大家要在现场收集受灾信息，及时反馈情况，并安抚村民情绪。有受灾村民在路边帐篷里，眼看一车车物资从眼前经过，情绪激动。张小红便赶快向后方反馈，用摩托车先送一点物资上来，平复灾民心情。而物资也不能乱发，必须统计人数和需要。张小红发现，现场的米和油不够，就统计前面一个组的老人，尽量把他们先照顾到。

另外，社会组织发放物资，好处还在于，因为是第三方献的爱心，灾民不会挑三拣四，不会埋怨政府照顾不周。

在这场救灾行动中，社会组织各自努力，又相互协作。虽然起初出现问题——大本营的人员，押送物资到现场，又因灾区忙碌而无法返回，使得中心缺乏调度，但相关权责第二天就被明确下来。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组织也有了抱团发展的意识。

之所以能做到有序，不仅是参与者这些年间在各种行动中增长了经验——比如，张小红参与过玉树地震救援，还因身份已然不同。这些在2008年凭热情前往灾区的志愿者，此时已注册了社会组织。这个身份对应的是明确的责任和义务。

行动也成为一些社工扎根雅安的起点。因透明高效，行动得到了诸多基金会支持。比如，腾讯委托联合救援行动驻点，在村里建八个社工站。

实际上，安置工作对应的就是社区服务。比如帐篷里没有电，就要在安置点放电影；小孩没人管，就要有人手帮忙。救灾时，村民都是志愿者。因为这样的群众基础，自然而然地，各个机构分别选择在自己救灾的地方来建社工站——心家园在仁加村和大同村，而爱有戏在飞仙村。这两个社会组织的社工，至今仍以不同方式，陪伴着当地的村民。

四、雅安群团中心

“雅安的本土社会组织是因4·20地震而产生。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中心跟你们都是同时出生的，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刘雪松／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副主任

雅安群团中心，是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的简称。早在雅安地震发生后一周，其前身“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就已在灾区运转工作，协调志愿者与社会组织的力量。

此事是官民良性互动的绝好范例。当时，雅安灾区还有大量外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缺乏信息沟通，也一度产生混乱。有学者看到“成都4·20救援行动”的有序，结合当时情况，撰写了报告。而报告得到正在灾区视察的副总理汪洋的批示。4月25日，四川省委救灾指挥部成立了社会管理组。4月28日，由团省委牵头，芦山成立了首个“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5月12日，省市共建的“雅安市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成立。对政府的救灾服务，与社会参与救援者的救灾行动，进行同步调控安排。2014年3月，随着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成立，其更名为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大家看到了社会组织的力量。在雅安的灾后重建规划中，社会管理服务成为一个专门的部分。而雅安群团中心的任务是，继续协调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让政府的相关规划与社会组织的项目能够对接。

实际上，在接纳外来社会组织的同时，人们也希望雅安本地能有自我服务的能力。孵化和培育本地社会组织参与灾后恢复重建，以及更长远的社会治理工作，成为雅安群团中心的重要使命。

从2015年开始、为期三年的灾后重建规划中，雅安群团中心共有9042万资金可用。这笔钱除了用于市县乡各级群团中心的体系建设，以及较为常规的关爱项目，就是进行本土社会组织的培育。

第一年，雅安群团中心已完成培养一百家社会组织和一千名社工人才的任务，但其成长发育还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得让本土的社会组织有项目做，能够真正按照公益的方式去实践。这两年，雅安群团中心设计了“我爱我家”项目——工作人员在全市找到100个项目，由49家本土社会组织承接。还引入南都基金会和壹基金的资金支持。而成都的爱有戏全程担当培训和项目督导的工作。

这只是雅安群团中心诸多具体工作之一。

雅安孵化本土组织着实不易。本土组织对撰写标书等程序大多陌生，财务方面也不够细致，就连申请项目的过程也是锻炼。因此，需要不断面对面地教。其中还得去粗取精，今年要选择扎根社区的十余家社会组织，进行重点培育。

雅安群团中心的创新意味是明确的。2016年7月，雅安市委市政府对灾后重建工作中有功单位和人员记功，雅安群团中心得到了二等功嘉奖。这无疑也是对灾后重建中社会组织工作的认可。

群团中心搭建平台，让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并孵化本地社会组织。“雅安模式”大概可以这样概括。但雅安群团中心的身份，终究有些尴尬。它是不登记的群团组织，而不是一个法人单位。另外，灾后重建规划是三年，三年后该怎么办，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胡焕庸线上的机制创新，又与民间社会的发育紧密相连。

五、上课

“2011年，我们第一次拿到基金会的项目。我折腾了三个月，才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那套项目财务体系搞清楚。现在我用那套东西，加一些小小的改良，已经给上百家的公益组织做过培训了。”——刘剑峰／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副领队、原点公益慈善中心主任

上课首先可以视为公益的入口。5·12地震救灾时，刘剑峰起初是以志愿者身份前去帐篷学校帮忙。而这一帮就是九年，并与高思发成了搭档。

高思发还把当年的帐篷学校，延伸为每个暑假的营会。每年有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来到北川，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学习与同龄人相处，过集体生活。这是心灵助学的一部分，高思发觉得，物质上的关心还不够。

上课也是社会组织交流和连接的重要契机。心家园的社工吕小英，自雅安地震之后，就在大同村和仁加村驻点工作。他通过一次培训，结识了高思发。后来，吕小英学习了高思发的营会组织经验，也在雅安组织了一次中学生夏令营。

给村民上课，也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吕小英在大同村和仁加村所做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本土人才培育项目，即培育本地村民成为社会工作者。也就是说，把方法教给村民，让村民自己来给自己做服务，最终发生改变。这些村民区别于专业社工，故称之为乡工。

上课也是“零八帮”发展壮大的证明。财务管理问题最让一般的公益组织头疼。刘剑峰自己是财务出身，也是研究许久才弄清楚。针对基金会的财务体系，他已经培训了上百家公益组织。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公益人，都在传递各自的经验。

上课最终关乎个人成长。史加利曾跟着中科院心理所的老师，在雅安进行灾后重建的心理援助，如今也转为常态化的社区工作。作为雅安本地社工，这个生于1994年的姑娘，去过鲁甸支援，也去过缅甸的受灾地给当地教师做培训。她发现，这些受灾的地方真的需要专业心理手法，自己原来一直在成长。

六、扎根

“我们就想尽量把它落在实处。能有尽量多的人留在这个社区里面，从事社区服务，建设自己的社区。而不是拿到项目，就机械地按照项目来做。”——吕小英／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

扎根就是与当地紧密连接。吕小英三年来很少离开大同村和仁加村，顶多去芦山县城办事。他们一家三口都住在项目点。那儿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家，空气里混合着孩子的尿味与饭菜的味道，噼噼啪啪的键盘声与来访乡工的谈笑声。

墙上贴着感谢信和锦旗，是心家园“4·20”在这里救灾的证明。张小红当时来的就是这个地方。

救灾是社会组织与村子的连结契机，但这也形成了认知惯性。村民对物资发放印象深刻，把社会组织当作“发东西的”。假若不发东西，村民就不来参加活动。于是，吕小英便设计出一些规则，通过发礼品来增加村民之间的互动——总比去其他地方听讲被骗钱好。

扎根意味着因地制宜。原本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针对的是返乡青年和妇女，希望当地有人带动整个村子。但在仁加村和大同村，正值灾后重建，青壮劳力都在修自家房子或维持生计，余事无暇顾及。于是，吕小英与扶贫基金会沟通，重新定位了项目，以老人为主，来培育本土社工人才，即乡工。

乡工中也有两位年轻妇女。如今，她们已在各自村里成立了机构，自己成了法人。李传俊在仁加村主要做生计项目。罗静在大同村主要做社区服务。吕小英手把手地教她们写报告，申请项目，组织活动，为村民服务。

扎根是希望能够传递影响。要让本地人为自己服务，本地人受益以后，哪怕社会组织走了，精神还在。而心家园的这个项目明年就结束了。可能要在更远的未来，才能看出这个项目到底给这里带来了什么。

文太科也喜欢呆在山上的项目点，虽然他在新北川县城买了新房，并把松潘的家人接来，却并不时常回去。他更喜欢在山里接触土地，在村里接触牲口，在办公室坐久了，感觉全身都不好。

文太科认为，要注重与政府的关系。他有时发现，站在对方的职务上，去考虑全局，就可以防止自己犯方向性的错误。他随时会与政府部门沟通，说自己需要怎样的协助，以及对方可能需要自己做什么样的工作。

扎根也可理解为长期陪伴。在高思发看来，助学的孩子在长大，在发生变化，而家长和孩子与自己的情感也在产生。高思发发现，家长生命里的事情，可能不讲给亲人听，却讲给自己听。而他的目标是，要和孩子产生关系，培育孩子承担家庭的能力，进而影响社会。他希望，资助的两个孩子，未来有机会进入中国心，成为自己的同事。

高思发正在试点家长义工，希望能把资助人、家长和孩子以恰当的方式进行连接，把助学的大家庭建立起来。

因为陪伴，中国心也有所延伸。最初，是从救灾开始做的助学，但发现，单方面经济资助无法改变现状，就从助学延伸出社区发展。高思发和刘剑峰曾想过，是否要集中一些，但哪一部分都无法割舍。于是，大鱼做助学，羌魂做社区发展，原点做灾害应对。正因逻辑上有需求，大家才做了这些事。

扎根是个主动行为。社工专业科班出身的吕小英，不喜欢那些“有救世主情结”、“讲大话”的社会组织老大，对来自江湖的高思发却是激赏有加。敏感的人总能体会到那种道德绑架与脚踏实地的差别。自我满足与渲染悲情往往意味着，并没有真正地扎根下来。

七、项目

“我老公都支持我的，随时都安慰我：你不要着急，接得到项目就做，尽量去争取，没接到就算了，休息一下，不要灰心。”——廖国香／雅安芦山县飞仙关镇飞仙村村民、爱有戏之家负责人

“项目”可能是个令公益人士又爱又恨的词。吕小英一家之所以能团聚，是因为2016年这里的某个项目，需要一位有儿童项目经验的社工专业人才，而人员配套经费每月只有1800元。吕小英意识到，这点薪酬难以吸引到合适的人，而妻子刚好符合条件。虽然钱不多，一家三口能在一起也很好。

但做项目时常身不由己。为使本土社工人才成长，吕小英给附近的五个村子，申请到以舞蹈队、民乐团等为载体的妇女互助项目，让村民自己去操办广场舞大赛等。为了跳舞的场地，一些村民还组织起来，休整了坝子；有的村民，趁着练舞休息，一起做饭，其乐融融。项目只有半年。而村民至今对这段快乐时光意犹未尽。

社会组织当然希望有项目做，否则无法生存——虽然管理费通常比较微薄，往往需要联络其他资助。但在高思发看来，项目持续时间更重要。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是要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今天购买服务，明天不买了，社会组织本身就无法对社工负责，不仅没尽到责任，还把社会秩序搞乱了。这也不利于自身机构的人员稳定。因此，时间少于三年的不做。

正在实施中的项目，忽然失去了资金支持。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在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中——通常是管理者忽然更迭，政策方向变动，一切得重新开始。另外，政府部门需要考虑更多面上的事，需要让事情看得见，更容易评估。比如，需要频繁举办活动，对应大量人力成本投入；但未必看得见被服务对象的改变。

相对而言，基金会比较倾向于小而美的工作，会与成熟的社会组织结成长期战略伙伴，但其要求也更加精细。初创的小型公益组织——如雅安本土的社会组织，往往达不到要求，申请不到基金会的项目。这样看，雅安群团中心的“我爱我家”项目，更大的意义是提供锻炼机会。

项目是向本地社会组织传导经验的载体，执行项目是成长过程。在雅安，外来的社会组织，多半会把本地的项目——多数是来自群团中心的项目，转包给自己孵化的本土社会组织去做。但后者也面临难以独立申请到项目的问题。

比如，在爱有戏的帮助下，飞仙村的廖国香等人成为社会工作者，成立了“爱有戏之家”，并执行了爱有戏转包的乡村摄影项目。并在村子里开展许多工作，比如上门帮助不便行动的老人，或组织歌舞表演。不过，虽然廖阿姨等人做过几个“我爱我家”的项目，还把机构的管理费——即自己的人力成本，也用在了活动里，相当于不计成本地工作，但她们不擅长写和说，要学习申请项目，与年轻的大学生竞争，并非易事。

即使是返乡的年轻人，学着写申请项目的标书，也不容易。在大同村，罗静开始独立申请公共空间的项目，吕小英在旁边反复指导，一个文档写了好几次。

八、乡工

“七八十岁的老人，儿童时代的玩具弄出来，她老公说她是乖乖，逗得别人看着笑得不行。给她一种平台。大家欢乐自己，是不容易的。”——石传敏／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

乡工的主体是老人。在仁加村和大同村，许多乡工是当地的老年协会成员。

他们平日负责管理村里的活动室。值班有补贴，但更重要的是服务社区，比如陪伴来玩、来借书的留守儿童。

大家在一起众筹了重阳节的大型活动。有人买菜弄饭，有人照顾老人。坐了六百多人，共有八十桌。全村人都参加了这场活动。大家还组织茶会，有人分享受骗的经历，有人唱山歌，说起了夫妻的故事。她感觉，这其中包含着人的改变。要根深蒂固为社区做事，有为社区服务的美好的心。

乡工石传敏提到，谁会发月饼给他们吃？这就是无私地对他们好。她比较乐观，认为心家园把这个地方提升起来，未来也可以放心离开。

乡工年纪比较大，固然是个问题。但吕小英认为，老年乡工在这个地方，即便不做社工，也还是这个地方的人；大学生就不一样，更容易离开，留不下来。

乡工们也得到一些出外访问的机会，这无疑开阔了视野，也增强信心与认同感。

李传俊去过一次深圳慈展会，留下深刻印象。她觉得，的确可以帮助大家变得更好，也想在公益方面发展。

李传俊想到，地震过后，家家户户出去打工，许多老人需要照顾。但家庭中往往是，小孩是宝，老人是草。大家并不重视老人。“想为孤寡空巢老人，要一个长期固定的场地，中午有一顿餐，有一个老人兴趣班，长期感受到温暖。”但她觉得，目前似乎还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与已有项目的方向差别太大。

吕小英强调痕迹管理，需要随时写下来。但李传俊感觉，文字工作太累，时间大部分耗在了写东西上，宁愿多做点事情。毕竟，她当年高中没有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李传俊感觉，做公益好难，与村民相处，虽然有改变，但并不大。

吕小英在村子里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他认为，在这儿不一定要追求改变什么，只是做一些事情。因为，社会组织在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有过促进或陪伴就可以了，至于能否改变，那是自己的事情。

九、路

“从雅安地震，我就发现一个新的模式。和修房子一样，最基础的那一层永远最重要。先谈基建，我们把老百姓最关心的生活最着急的事情解决掉，然后再跟他们谈文化，大家就相互认识，相互理解。到了一定程度，然后开始谈发展。”——文太科／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路是救援的通路。这里地震泥石流多发，路上常有大块碎石。由于气候与地质条件，村里的路极易被损毁。

但修路也是参与的契机。在雅安地震灾后重建中，文太科做过一个修复村路的项目。针对一条老大难的路，村民反复协商，自己组成管理小组，共同捞石头填路基。虽然花了很长时间，反复做工作，但最终结果是，以最节省的办法，做了最多的事。既解决了实际问题，村民也凝聚为共同体。人的改变就此发生。

文太科感觉，这样的模式，真正切合社工里讲的自愿原则。与路相似的，还有用来办公共活动的房子，以及消防池等减防灾设施。

十、羊

“我申请项目时，有一项是可持续发展的，想等我们这个羊生了小羊，一户带动一户。结果看着去年价格降了，很多老百姓就说不愿意养了，就连把羊送给他们，都不愿意养。”——李传俊／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爱心家园负责人

羊不仅是羌族图腾，还是常见的扶贫生计项目。而在雅安灾后重建的地方，那些还有老房子的人才有条件养羊。并且，养羊的收益还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要看天吃饭。

李传俊申请了扶贫基金会的养羊项目。今年五月就满两年。她一共养了三十只羊，本来希望靠养羊来补贴其他项目的人员经费，但市场行情不好，收益无从指望。

好在，养羊的成本全由扶贫基金会负担，每户三万元。李传俊也没有额外的损失。

而吕小英认为，还是得让申请这类生计项目的人出一些钱，否则很难保证积极性。

鸡也是常见的扶贫生计项目。看似成本低，但也十分麻烦。2011年，文太科曾在映秀的村子做灾后项目，养了两年鸡。他不光募集贫困户，自己也学习养殖技术，还请了专家帮忙。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做饲料，鸡感冒了还要给打针、喂感冒药。还去学了鸡的宰杀和包装。

他总忘不了那个拼命拔毛和满地抓鸡的场面。有一次，文太科接到来自成都的订单，要一千只鸡。包括活的和杀好的。

杀好的要去毛去内脏，包装起来。村民人手不够，文太科带着实习生，一起杀了两天鸡——天气开始热起来，得在下午集中杀，拔毛拔到手软。随后，拔完毛的鸡与活鸡一起，装车运往成都。当时不知活的家禽晚上八点前不能进三环，车子被交警堵下来。但鸡关久会死，文太科和村民把活鸡放到郊区树林里圈着，八点后再捉起来，关进笼子，送进城去。

虽然文太科尽心尽力，抛开鸡苗和运输的补贴，这个养鸡项目，还是没有赚钱。

生计的确很重要。高思发正在尝试进行生计助学，用养猪或种豆子的项目，帮助贫困孩子的家庭。

小微生计项目实在复杂。吕小英打算，这类项目只投四位数的。因为，对社会组织来说，几万元简直就是大钱，别人给你捐了钱，就要把这个钱用好。

十一、女人

“能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又找到钱的话，比如搞编织等，是最好的。这种生活，她们最向往，还是勤劳朴实。”——石传敏／雅安市芦山县仁加村乡工

女人无疑是社区中的骨干力量。回到村里并能为当地社区出力的，绝大多数都是女人。因为顾家，她们也很可能继续留在村里。在雅安，外来社会组织所培育的本土社区工作骨干，也大多是女性。她们天然具有粘合社会的性质，比如能歌善舞。

而这些女性骨干总是强调，丈夫支持自己。也就是说，要不然，她们就很难开展这项社会服务的工作。

而在大同村和仁加村的乡工中，男人大多是之前老年协会的成员，女人则多是救灾时帮忙的志愿者。后者服务社区的动机似乎更为纯粹，对未来也更为乐观和积极。

高思发的生计助学，所帮助的对象，大多是家庭不幸的妈妈。高思发请她们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虽然家庭有种种变故，但她们富于韧性。高思发认为，她们是足以让孩子骄傲的母亲。

十二、“人道主义”

“（ ）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论基础。A人道主义 B科学发展观 C共产主义 D宗教思想”——乡工小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试题

“人道主义”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这是吕小英给乡工们出的试卷上的题目，上面全是选择题。之前培训了四次，这算是一次总结。但老人们看不清字，读题比较慢，再说本来也不太记得住。大部分人分数都不高，甚至有没答完的。

石传敏得了八十多分，已是高分。但她把这道题答错了，选成了科学发展观。她回顾这道题，反思到：“科学发展观，是在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开发。首先要做人道主义，要有人，人才能规划一切。”

还有一道题，是关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石传敏也答错了。她说：“我想到，先有爱，然后才有尊重。你爱都没有付出，谁尊重你呢？对不对，等于有种升华。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但一个前一个后。就是这两个之间徘徊。道理转过来，也是想得通的。我受人尊重了，也付出爱。看你从哪个角度进入，需要什么目标。”

她觉得，答这些题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她想起高中的毕业歌，唱完这首歌，她就去下乡劳动了，再后来去打工。而这些选择题，这些排除错误答案的过程，似乎把人拉回少女时期。也许，她不必知道人道主义的完整定义。因为她说：“争来争去有什么用，让一下多好。有能力的过得好点，能力不好的，又瞧不起人家，这不行。你不一定是全的。大家要和平相处。”

而在救灾的实践中，人道主义又化为具体可执行的标准。

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总干事老鬼——这位退伍军人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起，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了多次抗震救灾，也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如今，他能把全球一百家机构根据以往经验汇编成的“人道主义核心标准”说得头头是道。一人一天要喝多少水，吃多少食物，都是救灾需要掌握的信息。还有性别视角，女性应该得到怎样的救助。

尊重恰好是人道主义的一项原则。比如，救灾要尊重所有人的生活习俗和习惯。“如果有人遇难，不可能扔在那里。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丧葬仪式，要尊重人家。但又不能让他在自己住的帐篷里做丧葬仪式。所以要专门选一个地方作为殡仪馆，也是为了安全。另外，还要了解当地灾民的饮食清单。”

老鬼认为，不是谁扛着旗子，穿着迷彩服就能进入灾区救灾的。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一定要标准化。

十三、减防灾

“应该让更多人来参与。但这个圈子里，能带动社会组织的人不多。社会组织的人个性很强。救灾指挥，你说话，人家得听。这些人是武夫的脾气。”——老鬼／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总干事

减防灾在四川是个重要课题。这里灾害频发。但中小型灾害乏人关注。雅安地震后，壹基金找到中国心的原点公益，希望联合本地组织，发起应对中小型灾害的救灾网络。实际上，在救灾方面，本地组织能应对中小型灾害，才能在应对大灾害上起到作用。

这个覆盖四川19个市州的救灾网络，随时可以响应灾情。有意愿的救灾组织，被加入到网络中。原点公益为其做能力建设，也关注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通过一些项目提升其能力。而这些社会组织在遇到灾情时，就有义务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参与到救灾当中。

具体而言，减防灾是一门专业。

上海等地也有不少学校，请老鬼来做减防灾的培训。他会评估学校潜在的灾害风险，以及老师与孩子的能力，挑选自己准备好的课程——一些内容是自己研发的，因为中国建筑结构不同，不能照搬国外的东西。

研发课程也挺费钱。最笨的方式是做实验。比如，逃生要砸玻璃，要看砸哪块合适。老鬼找了个玻璃厂赞助。一共砸了两千块玻璃，各自记录在什么位置敲，破碎要花多长时间。这样综合算出，整块玻璃哪个位置可以最快最完整地砸碎。

而如果要研究生命三角区，就得盖假房子摇。老鬼认为，不是三角区就能救命，有些区域不找三角区反而安全。

老鬼定期去川大和港理工合办的灾后重建管理学院讲课，甚至给民政系统的官员培训，让官员能看懂灾害管理的报告是怎么来的。

老鬼说，高层政府的民间合作，找的还是2008年的志愿者。本来应该让更多人参与，但人们最信服的还是最老资格的这批人。

十四、行动研究

“行动了就是研究者，一定要研究自己的东西。不学习，很多时候被专家忽悠。人家谈专业，你弹不出来，就傻眼了。”——高思发／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领队、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行动研究是一个以研究者为主的网络。其中，高思发学历最低，但经验最丰富，也有充分的学习愿望。他参与行动研究已有六年，如今成为里面的骨干力量。

行动研究意味着，自己研究自己。高思发认为，很多基金会不相信，一线工作的人还有做研究的能力，只有把自己的事说清楚，才能让出资方认可自己，才能有尊严。否则，等着别人来研究，与自己的初衷不符，容易招致误解。

相对来说，大多数研究者不接地气，而能扎根下来的社会组织也并不多。因此，行动研究是学习与自我反思，也是自己为自己争取话语权。

高思发感觉，专家喜欢从理论上谈，要重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在一线做服务，研究的是自己已经重建了什么样的东西。他打算写一篇关于家庭重建的文章，谈谈这些年来，重建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专题每周一、三、五刊发更新，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