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红岸：以父之名

娄利玲一个人总是睡不着，坐在小木床上，靠着窗户，读读书，写写日记。柜上有一盏微黄色的灯，她从手中的字上抬起头，就会望见六十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被围在中间的新婚夫妇，是各自家里最年轻的孩子。

娄利玲抚摸着自己六十年前的结婚照。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除署名外）

那是在1957年的家乡杭州，27岁的新娘娄利玲，朝着远方露出微笑。此时，她对新郎章元泗即将奉命奔赴的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还几乎一无所知。但不出两年，她就会拿到调令，离开北京的药检所，来到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与丈夫团聚。

“上海抽了五个工程师，其中有他一个。他说，你怎么办。我说，你去吧，我也去。结果，我们就在这儿待了五十多年。”

若非章元泗三年前去世，今年应是他在富拉尔基工作生活的第六十年。

当你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能成为两个人。而隔壁的儿子和媳妇早已沉入梦乡。而你沉浸在世界上最美好而轻松的回忆之中。

这就是娄利玲的快乐。

富拉尔基是达斡尔语，意即“红色的江岸”。

家事

时光把床头的木头磨得光润，也在新娘的脸上刻下皱纹。章元泗和娄利玲在这张厂里配的小木床上睡了三十多年。彼时开荒艰苦，简朴实用是荣耀，也是工程师的品格。

谁知多年以后，这种品格化为他人的重负。娄利玲总后悔，退休时没加上职称，不然工资就能高一些。“那时，他爸在这里，说算了算了，够花就行了，别去了。职称就没加上。”娄利玲明明想要埋怨，却又不知怎么地，对我笑了起来。

媳妇刘秋娥反过来劝她：“我说妈你不要这么想，活着就挺好了，不要纠结职称。你们药局的，比你年轻的，比你老的，都过世了。我这人说大白话。”

娄利玲希望儿子媳妇过得好一点。“他们到这，也是受苦了。”

娄利玲仍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多年来每天写日记。

她生了三个孩子。只有一起住的大儿子章鹰在这里出生成长，接了自己的班，成了重机厂的工人，刚退休不久。

头一胎是女儿，特地回杭州生的，“因为我可以看看我的妈。”女儿被姥姥带大。小儿子也在杭州生养。“放在他奶奶家，他奶奶带的。”直至章元泗家人零落，无人看管，娄利玲才把小儿子带回。至于那时小儿子多大，是四五岁还是十几岁，娄利玲竟已不太记得。

这不失为家族策略。彼时南人初来东北，赶上艰苦建设，生养不易。但儿女难免生出心结。

“姑娘也不太来。她爸有病的时候来了。住了没几天，就回去了。她还得伺候她的公公婆婆。公婆是在上海的。”娄利玲拿着最后一张全家合影。

那是在病房里，暗淡的浅蓝色木门衬着白墙。面色蜡黄的章元泗倚在床上。娄利玲的右手扶在他背后。二人身后是三个三口之家，人人表情肃穆。

你低声地叹息。那时候，想法和现在不一样，好像到艰苦的地方去还是对的。那时候，就是为了建设嘛。那时候，身边的工程师，多年之后的劳模，还是英姿勃发，眉清目秀。就像相册里的照片上那样。

旧事

一重厂前的主席像，为一重自行研制的不锈钢所铸，高度10.1米。

当初来这的还有许多转业军人。自朝鲜战争局势稳定，苏联应《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国援建的第一批大型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大量投入建设。

从1950年到1954年，中苏分批议定的百余项苏联援助重点工程——被后人称做“156项重点工程”，成为中国“一五”时期的重工业基础。其中有三项落在富拉尔基，使得这个小镇变成了工业城市——富拉尔基热电站、富拉尔基特殊钢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又称第一重型机器厂，就是如今一重集团的前身。

“他们那些人的青春就到这了。”刘秋娥说。她父亲是伞兵，家乡在河南。抗日战争结束后，其所在部队被调往北大荒开荒，而后进入第一重型机械厂，工作了一辈子。

娄利玲有时在电视上看见西湖。“现在的西湖，那不像以前的西湖，现在人多，乱七八糟的。以前多清静啊。”记忆似是非是。章鹰拿出一张照片：“这是我妈年轻的时候，挺好看的吧。”清清静静的西湖边，娄利玲梳着大辫子。从绍兴搬到杭州的章元泗一家，那时住在娄利玲家前面。那时，西湖边人挺少，都是情侣，一对一对的。

“他在杭州上学，浙江大学。”娄利玲讲着杭州话的语调，仿佛不愿融入周遭世界。章鹰想起父亲，他口音标准，要是不注意听，听不出是南方口音。“我妈不行，第一句人家都听出来了。她总觉得她说的口音挺标准的。”在东北长大的章鹰夫妇，一口东北话抑扬顿挫。

冬天有工人骑车上下班，雪地上咯吱作响。

刘秋娥对自己公公的专业技术印象深刻。她记得，“文革”时章元泗被下放到专门炼钢的七车间。那时工人面对有故障的天车，不会维修，只知敲打。章元泗便告诉工人，电怎么看，图纸怎么看。“他笑话我们，回来和我说，工人怎么怎么样。我说是，我们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的。”

娄利玲翻看相册里章元泗的工作照，不记得他那些同事是什么人。

章元泗和娄利玲最后一张盛装二人照，名义是“绿宝石婚纪念”。娄利玲看着这张照片：“这是他去世的前两年。”没说完，便被儿媳纠正：“不是两年，头几个月。五月份照的，八月份就走了。”

当时家里似乎对老爷子瞒着病情。“妈说的，给老年人照相不花钱。”刘秋娥又补充：“其实洗的、拍照的，也都是那些南方人。”

娄利玲有时给北京的同学打电话。那头的老太太，一月工资七八千元，每年攒钱去一个国家。而娄利玲自己的退休工资是两千多元，她感觉腿脚不好，连南京药学院的同学聚会也不想去。

最让娄利玲苦恼的是记忆力下降。“以后就变成阿尔兹海默症了。”她把病名说得清楚，却记不清近期的事。

“九月份？”听到儿媳提到九月曾送自己住院，娄利玲不禁反问。儿子无奈笑道：“不用记着啦。”

你的时间以想念为界，被分成两截。你想要接近时间轴上几个飘忽的亮点，它们却越发模糊混沌。你以为影像不致丢失，自己却漂泊在遗忘之流中。

章元泗的工友们对夫妻二人的祝福，被贴在1957年新婚时拍摄的照片后面。

工厂

工人住宅是规整的两室一厅。厅里挂着褪了色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大房间是书房，兼做章鹰夫妇的卧室。大书架上堆满中英文的书，有用药手册，也有文艺小说。章鹰不太看书：“不像我爸和我妈那时候，像老学究似的，天天翻着书。”

父母都是大学生，章鹰自己却是初中毕业。他18岁接了母亲的班，进入五车间当维修工。五车间有上世纪六十年代一重自主建造的12500吨水压机——这是一台饱含着荣耀与使命的机器。早年填补了诸多国内锻件的空白。而一旦这台将近三层楼高的水压机作业时卡了壳，章鹰就得爬上去维修，水压机温度高，他的工作服全部湿透，身上也到处是机油。

“一天能出你们一年的汗，出得一点劲儿都没有。还特别埋汰。”

章鹰2000年便转了岗。随着年纪增大，他怕自己失一脚掉下去。

一重五车间里，工人操纵着轰鸣的机器。澎湃新闻记者 陈曦 图

车间作息精确，工人们精神紧张，难有再学习的时间精力。技术却在进步。2006年，新的15000吨水压机投入使用。它打破了国外核电锻件的垄断——之前全靠进口，价格不菲。那台章鹰服务多年的老水压机，2010年也进行了改造，操作更加自动化。

2016年12月，55岁的章鹰正好退休。

章鹰不抱怨少读了书。他对父亲墓碑上的字引以为荣：“为一重献身，终身奋斗。”这样的献身，似乎把自己儿子包含在内。

娄利玲却想不起来，问：“谁写的？”

为一重献身的章元泗，经历了一些重要的搬迁决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一重设计产品研发、核电石化容器制造的部分业务逐渐转移到大连和天津。章元泗也曾参与关于拿地的商谈。

之所以机构搬迁，一方面考虑设备出海发运方便。另外，苦寒之地对人才的吸引力终究有限。到了2005年，一重只有生产制造的职能和企业总部还留在富拉尔基。

这已不再是章元泗和娄利玲来的时候。工厂走得比人快。

一重的职工电影院已关闭多年。五十多岁的人，说起以前在这看电影只要一角钱，小时候的兴奋仿佛回到脸上。

章鹰感慨，原本自己父母，在北京，在上海，都行。“但最后把我扔这儿了。”

那时都讲究奉献精神。但后来，章鹰和工友们发现，自己的收入与劳动强度不匹配。章鹰有点羡慕早年从重机厂去上海的连襟，“他还做这一行，加一个班400元，但在这边，一个班15元，加班得随叫随到，不然扣钱。”章鹰感觉，连那点15元加班费，当年也是糊涂账，不知记到哪去了。

章鹰说：“现在工人跌跟头，打把式，往外跑。”

但章鹰也不无骄傲：“重机厂的工人，出去都是一把好手，什么活都能干。”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摇篮，这里的工人有更多类型的车床可以操作，技术全面。只是，如今重工业总体不太景气。跑到外头也不好干。

眼下对一重而言，需要更多人才，但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去年5月新上任的领导雷厉风行，在上个冬天，搞了全员竞聘。“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320名中层干部缩至190人。对营销、高科技研发、苦险脏累差、高级管理人员等提升激励。并制定了员工安置办法，控制人员总量。此前遗留的集体职工的问题一并解决。

与此同时，去年定下的订货八十亿、回款八十亿的“双八十”任务，当初看着遥远，最后竟也完成了。今年任务是“双一百”。后来，我们得知，从2017年1月起，一重便已扭转了自2015年以来连续24个月亏损的不利局面。

近几个月，厂里的工作量明显多了起来。又因许多工人办了内退，在岗的工人有时比以往更累。一个人得干好几样活。但工资不见得增加。因为任务多了，如果完不成，还得扣钱。

不过，比起之前没活干的时候，这样还是好得多。

章鹰感觉，“现在这厂子，正在爬坡阶段，这个坡爬过去了，可能就好了。现在这个爬坡挺费劲。”

“国家好，小家才能好。”他又说道：“但要说，对重机厂有没有感情，其实俺们说句心里话，我没啥感情。”

刘秋娥急了：“也有，咋没有。”章鹰回她：“你有，我没有。”媳妇眼眶红了：“我有。”

娄利玲从旁看着他俩，呵呵笑了几声。

刘秋娥平静了一会儿，说：“咱们在这生，咱们在这长，咋能没感情呢。”

章鹰还是觉得，这里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好的人生。往年，与父亲坐在一起唠嗑，要是说重机厂不好，老人可不让。

退休后，章鹰与工友一道旅游，拍拍照片。但不能走太远，因为家里有老人。他每天清早六点醒来，已习惯了上班的作息。

一车间是一重建厂时最早的车间，机件成品从这里出厂。夜间机器发动，灯火通明。而工人需要倒班。

你并不是为了重机厂而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厂里的药剂科整体并入医院，那时儿子已接了自己的班。如今老伴去世，与重机厂最重要的关联也消失了。

城市

一家人不断劝我喝水。自打几天前进了一次五车间，我的咳嗽就没断过。

五车间的外墙上，挂着职业危害告知牌：“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的作业人员，当吸入的粉尘达到一定数量时，即可引发肺病，还可引发鼻炎、咽炎、支气管炎、皮疹、眼结膜损害等。”因此，必须佩带个人防护用品，保证除尘设施运转正常。

职业病难以避免。工厂生产中的排放物，连同干燥、寒冷的气候，一并在人们的身心烙下印记。

黑龙江化工厂在2016年倒闭，嫩江边只剩下空置的厂房设备。

建于1958年、曾兴旺一时的黑龙江化工厂，去年忽然破产。此前，这家工厂收到齐齐哈尔环保局的二十九张环保罚单，累计三千多万元，已然交不起这些罚款。与它同期建成的黑龙江玻璃厂、富拉尔基纺织厂，破产得更早。

章鹰为此挺高兴，黑化可算黄了，要不夏天总是有味儿。“黑化周围的房子，立马能值点钱。”

但不久就传来消息，富拉尔基签下紫金铜业总投资40亿元的十万吨电解铜项目。人们还记得，这家企业曾发生瞒报废水泄漏重大事故9天的事件，导致福建汀江部分水域污染。见惯了工业排放的富拉尔基人，对其宣称的严格监管，一度不敢信任。去年夏天，刘秋娥也跟着大家，转发抗议紫金铜业落地的消息。

富拉尔基的红岸公园，依嫩江而建。冬天江面被冰封得牢牢的。

“不管亲戚朋友，我都介绍，齐齐哈尔有鹤，富区的大米也很好吃。水要是被污染，以后还能说什么呢？”

刘秋娥的话音带着肺部的混响。她因身体不好早早内退，之前在一重的焊接车间开天车，后来整天咳嗽，她感觉，车间的有毒气体向上飘。

刘秋娥去年还得了风湿，右手五个手指四个疼，腿也不好。风湿是这座城市的常见病。

章鹰不免担心。“这地方，两千多块钱工资，要是没有病，完全过得去。挺安逸的。因为物资便宜。但要是有病，就哗哗哗一笔钱，又哗哗哗一笔钱。”

早三十年，这里的人还年轻，不为这些担心。这座在规划图上看起来犹如大飞机的风沙之城，看上去充满荣耀。自1957年起，直到199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中央领导，来到富拉尔基，视察那些牵系国家重工业命脉的工厂。

建于1950年代的红岸公园，有一座碉堡状的公共厕所，男厕占了三分之二。

章鹰记得，那时街上能听到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口音。人们身上有钱，看不上那些做小生意的。“来这里打家具、擦皮鞋的，都是南方人。”

现在情况早已不同。与章鹰的父辈同时来到富拉尔基的机构早已撤退。1958年从哈尔滨迁来的东北重机学院，1997年搬去河北秦皇岛，即如今的燕山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也在世纪初迁至齐齐哈尔北市区。

正在老去的人，在富拉尔基的“大家庭”商场，追溯逝去的时光。在迈入2017年的那晚，商场顶楼的花园，搞了一场晚会。人们穿着亮闪闪的衣服，轮流拍照、嗑瓜子、换装候场，在属于自己的集体舞里回味青春，就像年轻时在车间换班那样。“南方人可能觉得我们穷，但穷有穷的过法。”刘秋娥说。

2017年1月9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第一届知青春晚暨第三届百姓春晚，穿上演出服准备上台的国企职工。

章鹰和刘秋娥得照顾老人。刘秋娥常与北京的亲戚交流养生，替婆婆求医问药。但或许担心这边医疗水平不行，对药的用法用量不能及时调整，亲戚没有提供药名。

大家庭的使命是守望相助。元旦那天的年夜饭，章鹰去了丈人家，兄弟姐妹坐了一桌。章鹰坐在九十岁的老丈爹身旁，不停为他夹菜。媳妇在家照顾母亲。他们是两家人的大儿子和大女儿。

而你总感觉，老伴要在大城市，还不至于去世。大城市有办法治病。要是自己还在北京多好，在上海也行。

未来

冬天天黑得快。四点钟已是傍晚。娄利玲趴在窗口望着。对面是一重车间。夕阳下的厂房，与章元泗去世前相比，没什么不同。早几年，每到换班时间，从这个街区涌出的人，会汇入更大的浩浩荡荡的上班队伍之中。如今，周围一重厂区的房子空了不少。

一重车间换班，十年前的人潮要比如今汹涌。

“这两天冰少一点，这种冰上面走啊，怕摔一跤。”娄利玲望着楼下，似乎惦记着路上的归人。

“老伴走以前问我，我死了你怎么办，我说我也死。”

我吓了一跳，忙说：“奶奶，这不行啊，还有活着的呢。”

“我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什么也没跟我说。我总想着他，好像总觉得，他应该在我面前。他退休以后，到大连去，有人请他在那工作，差不多七八年吧。我也去，住在大连。他回来以后，我就陪他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问他什么都懂，都会告诉你。他走了好像，活着没意思。”

不知她是否听到我的话。

一重的新春游园会，在废弃的商场大楼里举行。看到别人投中沙包，老人很开心。

她念着杭州：“多少年没有回杭州去了。我的老家人现在都去世了。剩下我这一辈的，就有一个嫂子。也不去杭州了，因为别人都是小辈了。我的岁数也大了。出去要有人能陪着去。”

窗下亦有亲人，给老人带来惊喜。孙子回家时，把车停在下面。他眉眼有些像自己的爷爷，会开车带着奶奶去街里转。他在齐齐哈尔做公务员，因为不想当工人，也不愿离家太远。

“儿子可能随我，重感情。”刘秋娥有时想到，这是孩子懂事。要是去大城市打拼，北上广，或者是杭州，靠家里这点在富拉尔基的积蓄，怕连房子都买不起。

富拉尔基的第三代大多远走。“我们就这点好，把这帮孩子全都培养出来。有一部分上大连的，一部分上天津的。把孩子都整走之后，就跟着孩子去了。”刘秋娥说起儿子公务员考试考了第一，也很骄傲。自己早早内退，栽培孩子的精力不白费。

“我们的第三代，基本上没有在重机厂的了，就重机厂，我们也不让他们进来了。”章鹰见过最初的热火朝天，见过后来的甩包袱，以及如今的周期性调整，感慨道：“现在工业这玩意儿，它没准。”

属于自己父亲的时代终究已远去。

五点多吃晚饭。儿子擀面烙饼，媳妇炒菜，是家常东北风味。娄利玲说：“我现在一点儿都不挑剔，有啥就吃啥。”以前她喜欢做八宝饭。

几个月前，章鹰家附近的书报亭消失。娄利玲抱怨，自己订的杂志拿不到了。但找不到书报亭的人了。打电话给邮局，邮局也没有办法。

客厅里摆着电子琴。家里只有娄利玲会弹。我们请她弹一首《送别》。老人起初推辞，后来拗不过。她的手指仍然灵巧。章鹰也露出笑容，给老太太拍照。“我老婆婆，很久没弹琴唱歌，今天挺高兴。”儿媳乐呵呵地，给自己的弟媳打电话。大家庭是这里的情感模式。

一重的退休职工们，沉浸在游戏的喜悦里。

元旦过后就是春节。街区楼上楼下都是邻居、工友、同学。章鹰的游园券直接送到了家里。“园”就是闲置的百货商店和库房。工会准备了套圈、丢沙包等游戏，奖品丰富而廉价。鬓角斑白的人们，倚靠着旧日的柜台，在笑声与惊呼中，观看彼此的战果与皱纹。工厂是一个更大的家庭。

退休的药剂师娄利玲坐在书房的窗前打字。窗帘上的花纹是飞机形状，一重厂前也有一架飞机形状的凉亭。一重生产的重型设备，便用来制造飞机、火箭、航母上的装备。为了这些国家使命，章元泗没少出差。那天娄利玲拿着一捧绢花，去机场迎接老伴，回来就把花一直摆在写字台上。现在红色的花上覆了一层灰。

（参考书目：《中国工业化的初战——新中国工业化回望录（1949-1957）》、《从开埠设厂到“共和国长子”：东北工业百年简史》。“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专题每周一、三、五刊发更新，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