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并不了解的进化“论”（历史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导言

最近世界知名古生物学家周忠和教授做客墨子论坛，就达尔文进化“论”做了主题演讲（参见墨子论坛以及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贴出的演讲原文）。周教授是美国和中国科学院双料院士，在古生物学领域有大量原创性贡献。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上，周教授都是令人尊敬的模范。

周教授的进化“论”演讲也是科普工作的典范。这个演讲涉及进化“论”的基本内容和最新进展、对进化“论”的常见误解、进化“论”的历史、进化“论”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从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转发文章的评论栏内容可以看出，许多观众表示非常过瘾。

周教授的观点代表了当今主流生物学家的一般看法。在现在的进化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之中，生物学家关注细节问题，往往能够在经验研究中做出成就。可是另一方面，很少有人从理论的角度反思进化“论”的基本框架。而本文的目标就在于以周教授的演讲内容为基础，对进化“论”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进行哲学“批判（Critique）”。

本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分别从历史和逻辑对进化“论”进行批判。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在讲的进化“论”标准历史存在大量失实的地方，而这种失实几乎就要使进化“论”沦为一个和神创“论”无异的现代意识形态了；第二，从逻辑的角度讲，虽然进化是事实，但进化“论”严格来讲不是一个科学理论（这也是我给“论”字加上引号的原因），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关键概念含糊不清，经过澄清和反思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概念完全可以通过日常语言进行表达，其存在的价值是非常可疑的。虽然进化生物学家一直在进行非常有意义的、细致的经验研究，但由于以上两个缺陷，常见的一些进化概念也为各种伪科学滋生提供了土壤。

进化“论”的历史：从学说的角度看

按照现在的标准历史书写，进化“论”的主要提出者是英国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周教授将达尔文的贡献概括为5点：生物演化是事实、共同祖先、渐变、变异、自然选择。他认为达尔文必须和法国人拉马克比较才能看出其学说的原创性。尽管拉马克也提出了进化的理念，但拉马克的两个主要观点——即环境诱发的获得性遗传和生物演化从低级到高级——都是错误的。

从现在的进化“论”历史研究来看，达尔文和拉马克之间的这个对比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只说最关键的一点，即获得性遗传。首先，获得性遗传不是拉马克提出来的，而且尽管拉马克持有这个观点，但他并没有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贡献。其次，让人尴尬的是，达尔文 在《物种起源》的第五章《变异的规律》（Laws of Variation）中明确赞成获得性遗传（我用的版本是沃森编辑的Darwin: the Indelible Stamp，Running Press，2005），并将其和自然选择并置 （“我认为有一点毫无疑问。在我们家养的动物中，使用某些器官会使该部分器官加强和增大，而不使用某些器官或使该部分器官减弱和变小；这些变化都是可以遗传的”，第417页）。以上白纸黑字证明，达尔文和拉马克都是获得性遗传的支持者。

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初步理解进化“论”历史上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其实，19世纪后期的很多生物学家提到进化“论”时都是将达尔文和拉马克并置的，同时直到今天一些法国生物学家仍然把拉马克当成进化“论”的创始人。实际上，现在流行的错误观点来源于20世纪初孟德尔遗传学（理论上的先行者应该是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兴起之后的一个造神运动，当时所谓的新拉马克主义理论失败了（著名的小鼠尾巴实验），然后一些生物学家完全不顾达尔文到底说了什么，强行把胜利者的帽子扣到了他头上。

在进化“论”的学说历史中，除了对拉马克和达尔文观点这一历史性的误解之外，更诡异的还在于德国哲学中的那支很少有人关注的进化流派。这支流派源自18世纪末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名著《判断力批判》和晚年手稿Opus Postumu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之中康德明确考虑了达尔文式进化 “论” 的有关问题。在笔记中康德讲 “地球上的物种构成一个整体……它们享有共同的起源……单个物种可以繁殖并且自我保存。此外，自然还会发生革新，由此产生新的物种（人就是其中一种）” 。这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康德早于达尔文近100年就已经明确提出了物种演化，并且触及了人类起源问题。其实历史的真相是，在康德所处的18世纪末已经有不少生物学家提出了进化学说。而康德的主要观点是，生物学家应该把共同祖先和物种进化当成一个事实，然后考察物种和物种之间是如何演化的，以及促成演化的条件。

进化“论”的历史：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

现在教科书上讲的进化“论”标准历史基本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虽然这样的历史叙述大概不会影响到最新的进化生物学研究，但却对为进化“论”做出过贡献的学者非常不公平。幸运的是，现在不少科学史家在努力为达尔文之前和同时期的学者正名。本文无法详述这些工作，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在进化问题上我们会形成如此扭曲的一个历史观？

周教授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他首先引用美国生物学家龙漫远的讲法，“原本是一种科学理论的演化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化身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口号”，接着还引用张德兴教授的评论，“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代中国社会，却把这一概念滥用到了极致，以至于达到了一切在于竞争，唯有最强者才能拥有一切，并且不惜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择手段的地步”。周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中国人对于进化“论”的误解，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误置到了社会学领域，甚至和纳粹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

很遗憾，周教授的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本文下篇里面我们还会论证，这牵涉到更严重的逻辑问题）。历史的真相是，在达尔文使进化的说法变得流行起来之后，进化“论”一直和进步、适者生存甚至种族优势联系在一起。这不是个别学者对于进化“论”的误解，这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普遍现象。此外，进化“论”本身的逻辑缺陷导致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除开前面说的进步主义、种族主义之外，还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可以和进化“论”联系起来。方法非常简单，这些意识形态只要宣布自己是自然或社会选择的结果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可以解答为什么流行的进化史观如此扭曲这一问题了。

进化“论”在现代社会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不是因为它是什么精美的科学理论，而是由于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可塑性。如果是因为前者，那么进化“论”从康德开始就应该在社会公共领域火热起来；而进化这种说法在意识形态上可塑性很强，再加上达尔文踩到了各种意识形态大爆发这个点儿，结果进化“论”开始在公共领域被各种势力利用去支持自己的立场。

即使是现在，进化“论”在社会公共领域基本不代表进化生物学中的那些精彩研究，它声称自己代表“科学”去反对愚昧无知的宗教和神创“论”。显然，这时候进化“论”自身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开始加入到现代社会无休无止的意识形态争吵之中。意识形态的最大特征就是执其一端，拒绝批评。于是可以预见也非常遗憾的是，即便我说现在的进化“论”标准历史叙述是严重失实的，也会立马有人认为我反对进化“论”，是宗教和神创“论”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