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杰弗里·亚历山大：班农隐身幕后，继续向启蒙精神开战

［编者按］：

本文是美国知名社会理论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于2017年4月13日应邀为耶鲁大学社团“耶鲁政治联盟”（Yale Political Union）演讲的讲稿，原题为Raging Against the Enlightenment: The Ideology of Steve Bannon。由作者授权在澎湃新闻独家首发。

尽管白宫首席战略师、人称“影子总统”的班农离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亚历山大认为班农并未出局，只是策略性收缩，转战幕后。他认为班农的思想体系与启蒙精神、民主价值针锋相对，擅长编织二元对立和末世论叙事来蛊惑人心，特朗普和班农参与民主政治会毁了民主。

杰弗里·亚历山大，1969年以荣誉优等生（cum laude）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1978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1974-2001年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1年起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创建文化社会学中心为联席主任，2004年任耶鲁社会学Lillian Chavenson Saden荣誉讲席教授至今。

亚历山大在社会理论、文化和政治领域，创作量惊人。国内社会学系的学生很少有人没读过他的《社会学二十讲》。除此之外，他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还有：《迪尔凯姆社会学：文化研究》、《世纪末社会理论》、《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三卷）、《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近年的重要英文著作可以代表他近期的关心：The Civil Sphere、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A Debate、Performance and Power、Trauma: A Social Theory、The Dark Side of Modernity、Obama Power、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Power，以及即将出版的The Drama of Social Life。

译者高蕊，曾师从杰弗里·亚历山大，在耶鲁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美国社会理论家、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

史蒂夫·班农是谁？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一直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的“国师”。而三K党前头目大卫·杜克更盛赞他为“正在创造着我们未来意识形态的人物”，杜克的评语同时也提醒着我们“意识形态对于任何政府来说都是最至关重要的存在”。

出现在媒体中的班农满口金句，永远穿着敞开的巴伯尔夹克和皱巴巴的灯芯绒裤子。今天就让我们来透过他的媒体形象，对他的内心一探究竟：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史蒂夫·班农思想的核心？

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班农的那套理论，与民主思想和精神均格格不入。

班农的崇拜者宣称他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但从言谈中可知，他崇拜的角色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就是支持政教合一或独裁专政的反动分子。

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便是其中一位。这位狂热反犹的法国天主教知识分子，是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忠实拥趸，在当年以叛国罪构陷犹太裔上尉德雷福斯的反犹事件中是“反德雷福斯”一派冲锋陷阵的重要角色，还几十年如一日不懈煽动民众颠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民主政权，最终在“二战”结束后因战争期间与纳粹政权合作被判处终身监禁。

尤利乌斯· 埃沃拉（Julius Evola）是另外一位。这位意大利教授任教于“法西斯神秘主义学院”，听上去相当诡异却又名副其实。作为一名狂热的反犹分子，他是墨索里尼的智识与精神导师，正是他操刀的《种族法》在1930年代后期把成千上万的意大利犹太人送上了死亡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频频向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示好的同时，班农对美国民主的代表人物——如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西奥多／泰迪罗斯福、约翰·杜威甚或安·兰德——均只字不提。

班农自视为“局外人”，并把他喜爱或曾经搬上过银幕的政治人物如里根、佩林和特朗普均视为自己的同类。班农指导特朗普把自己塑造成为为民请命的英雄，而班农本人也正来自这个群体。他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生长在一个典型的蓝领家庭，在弗吉尼亚理工取得学位，毕业后曾就职于高盛银行但始终未能升至合伙人。之后他在好莱坞混迹多年，但没能成功。2004年，班农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着手编写、导演并出品了几部粗制滥造、高调喧嚣的右翼伪纪录片。这些片子吸引了不少底层民众，但并未在独立小众或主流的受众群体中引起太多共鸣。

被主流建制群体排斥和轻视的经历，令班农不仅心生怨恨，还有充满攻击性的愤怒。这种危险的情绪，历史上不少极端分子、反社会人格者甚至杀人凶手都有，他们终生无法摆脱这种不可遏制的愤怒冲动。据班农弟弟回忆，班农和特朗普一样，在孩童时代时常卷入与其他孩子的肢体冲突。成年后的班农更是不断叫嚣一切都是战斗。“他特别痴迷于战争”，班农在好莱坞的合伙人评论说。“你们必须像猛士那样充满斗争精神！”则是班农经常向他的观众们鼓吹的理念。与此同时，他还对自己麾下的极右翼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做了这样的定位：

“我们最重要的信念，我们新闻网最核心的组织原则，即我们身处战争之中……这是战争。真真正正的战争。每一天我们都要让大家知道：美国正在战争中。美国正在战争中。我们身处战争中。”

这种腹背受敌的危机感，显然是班农成为当代美国右翼意识形态领袖人物的重要条件。自从以西奥多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代表的进步改革家登上美国政坛以来，以及经历了更加狂飙突进的196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在美国社会、文化、性别、环境以及政治等各个领域蔚然成风，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保守派对此既愤恨，又无奈，也从未停止过对自由主义的抨击。呈然，保守派并非等闲之辈，从州议会到白宫，从国会到最高法院，从尼克松到里根，从老布什到小布什，再到特朗普，他们的阵营也算是权倾朝野，占据着美国政治版图中最核心的位置。但即便是如此豪华的权力阵营，也未能阻止社会进步力量的稳步发展：从1930年代的产业工人与工会，到1950年代的犹太裔移民，再到1960年代直至今天的黑人、拉美裔、亚裔族群，以及女性、新移民与酷儿群体，美国社会进一步开放并接纳不同人群的民主进程从来没有中断过。

无可抗拒的社会进步潮流深深刺激着美国文化的、政治的右翼，令他们如坐针毡，怒不可遏。而此时出现的一系列因素，更加剧了他们已然沸腾的怒火：包括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削弱，中国的崛起，海外军事行动的失败，全球化进程对非技术型劳动力造成的冲击，当然还有美国首任非洲裔总统长达八年的高调、镇定、充满争议却不失成功的统治——别忘了，正是“出生地质疑” （Birther）运动把特朗普首次推上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舞台。

美国右翼已经出离愤怒了。史蒂夫·班农、唐纳德·特朗普和“另类右翼”（alt-right）——“新”右翼势力——的出现，正是这一愤怒的结果。

特朗普和班农。

班农的杀手锏是什么？

班农的意识形态建基于，一组强调他者的二元编码，一套浮夸的、危言耸听的末世论叙事。

其核心是一系列极其简单化的对立——好的和坏的，神圣的和渎神的——这种对立生造出危险的“他者”，班农称，正是因为这些“他者”的持续存在威胁着他所谓的“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安全。

班农对拉美裔、东亚裔、南亚裔等非白人移民都充满鄙视，他试图纯化所谓“正宗美国人”。可以想见的是，他所炮制出的这个神奇的纯洁群体肯定不包括事实上最正宗的美国本地人，即印第安土著，也绝不会包括各族群中在文化意义上最“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

班农的思想体系中还有哪些类似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呢？举例如下：

＊民族主义者是神圣的，而全球主义者是卑鄙的；

＊财富是受到褒扬的，贫穷则是无能失格的明证；

＊宗教是必需的，无宗教信仰者则被鄙视；

＊基督教就是“虔诚”和“文明”的同义词。尽管有时候班农也不忘在基督教文明之前加上“犹太教”，就如我们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常用的那样，但对他而言，犹太群体和犹太教绝不能代表美国社会文化的主流。至于非西方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班农根本不予理会，认定它们是邪恶不敬神的（un-Godly），是与西方文明为敌的蛮夷。

＊不能忽视的还有所谓“精英”与民众的对立。前者被班农贬为一群自私自利无根无家的世界主义者。后者面目模糊、神秘而虔敬，是被班农和其他民粹主义者神化召唤的实体“文明”。

谈到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对立，我们恐怕还是要稍作停留，说说班农在此处表现出的公然的虚伪。从弗吉尼亚理工毕业后，班农先是去乔治城大学读了一个硕士学位，而后又去哈佛商学院拿了一个工商管理硕士。他名下的财产，据估计在1200万至5000万美元之间，其中一部分来自他在高盛做金领时所得的报酬，还有更大一部分收益来源于《宋飞正传》的重播收入，而这份庞大收益的来源正是他1993年帮助自己当时的客户、《宋飞正传》制片方城堡石娱乐公司完成并购交易时由该片的播出收入所获得的收益权。试问还有谁能比杰瑞·宋飞和他的犹太帮兄弟更加漂泊无依、四海为家，更愿意终日无所事事思考人生，且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呢？而班农自己不正是这个拥抱世界主义精神的经济文化精英群体当中的一员吗？

但此处我有点跑题了，还是让我们继续讨论班农的二元编码！

这组二元编码中，对立双方的个体和组织间本来具有发生多种不同关系的可能。比如，他们可以彼此视对方为竞争对手，但并非得是敌人。在一种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党派对手之间的对立冲突可以是竞争性的（agonistic），但不是敌对的（antagonistic）。但班农显然不这么看。在他的世界里不存在礼让和友谊。就像他完全不认为世界上可以有超越国家边界的治理，也不认为国家内部的冲突可以通过宪法赋权的第三方进行调解。假如对立双方不能成为“友敌”（frenemies），即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差异，他们之间就无法建立彼此都遵守的游戏规则。这样我们就难免陷入尼克松时代的困境，处处都是违反宪法精神的阴谋与谎言，国会、媒体和法律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克劳塞维茨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班农则声称政治是战争的延续，难怪他喜欢叫嚣“每一天，每一天都是一场战斗！”

与其说班农是保守派，不如说他是革命者

班农把这些紧张的二元对立编织进他的末世论叙事中，讲述善的力量如何必须在与恶的血腥、终极对决中捍卫自己的生存。既然是叙事，就得讲述有开始、经过和结局的故事。抽象的道德二元符号，正是通过故事情节拥有了具体的形象与内容，成为有血有肉的主角与反角。而故事也会编排渲染英雄和恶棍之间的战斗，辅之以光荣的胜利或可怕的死亡作为结尾。

班农在2004年制作了有关里根总统生平的纪录片《直面邪恶》（In the Face of Evil）。在片中，他把一长串的危险他者浓缩为一个元反派，命名为“野兽”（出自《旧约·但以理书》the Old Testament’s Book of Daniel）。伴着拼剪的战争影像和音乐，片子的解说者回顾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和绝望境地，然后矫情地吟诵“正是从这片狂热的沼泽中诞生了野兽”。旁白接着说，这些黑暗势力包括“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纳粹、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和斯大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班农所谓的野兽，真正指向的并非历史而是现实。他声称，黑暗势力因为企图“控制整个国家”而相当危险，它们觊觎的不是价值和意义，而是“赤裸裸的权力本身”。这些人就是各自时代的世俗分子和世界主义者，拥有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并创造出班农所谓的“行政国家”（the Administrative State）。而野兽，即班农眼中的“邪恶化身”是如此贪得无厌。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野兽的力量不断壮大，而一代代软弱的自由主义分子，因怯懦、可悲、唯物主义并耽于享乐，完全无力反抗野兽的统治而被鱼肉。

只有罗纳德·里根知道“如何与野兽抗争”。班农的纪录片认为，里根是“20世纪当选的美国总统中唯一真正的局外人”，是“有着鲜明观点的激进派”。在里根之前，自由派曾幻想“狼群已经离开了自家门口”（以上均引自片中原话）。但里根知道事实远非如此。野兽仍悄无声息隐匿门外某处。面对危境，里根开始大规模扩军，对外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对内采纳极右翼势力倡导的施政纲要。罗纳德·里根，这位来自美国腹地的虔诚基督徒、反共分子、因上帝与国家之名而战斗的斗士最终赢得了冷战，在世界即将被毁灭的千钧一发之际拯救了全人类。

班农在宣传《零世代》。

今天，在里根拯救世界三十载之后，班农眼中的美国再次陷入最糟糕的危机。2010年，班农拍了一部名为《零世代》（Generation Zero）的纪录片，把威廉·斯特劳斯和尼尔·赫伊提出的伪科学代际冲突理论搬上银幕，片中的旁白耸人听闻：“历史就如季节轮回，而人类的寒冬即将来临”。片子一上来先讲1982年至2004年间发生了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金钱统治了世界，劳动伦理彻底消失，“自我变成了上帝”。而今我们面对的则是“真正的危机”，甚至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说是美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我们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假如正义的一方获胜，美国就会屹立不倒，并像赫伊所预言的那样“迎来国家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但假如非正义一方获胜，那么美国就会走向终结。正如某评论家所言，《零世代》中展现的“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图景都极为黯淡恐怖，像是中了历史宿命论的邪”。

暴力的年代呼唤暴力的对策。可以说，班农的每一场演讲、每一次访谈和每一部影片都会链接到他那即将到来的“激进对抗”预言，而这种冲突必将伴随暴力血腥。他宣称自己“要把一切推翻，消灭现存所有体制”，目标不仅仅包括左翼力量，也包括右翼温和派。班农还称自己为列宁主义者，并不时指涉地下气象人组织（Weathermen），一个试图在1960年代末发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极左翼毛主义团体。

与其说班农是保守派，不如说他是一位革命者。保守主义哲学家，如埃德蒙·伯克和迈克尔·欧特肖克，通常都相当排斥极端的、末世论的观点，推崇常识与温和渐进的改革。启蒙思想家也是如此。康德就曾告诫过人们，世上不存在“可以直接建成大殿的栋梁之材”，与其寄希望于宏观阔论，不如脚踏实地慢慢改进。而班农的观念里没有一丝类似痕迹。他宣称“黑暗即善”（darkness is good），把自己比作《星球大战》中的大反派达斯·维达，迪克·切尼(Dick Cheney)，甚至是撒旦本尊。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曾经的一位合作者称：“班农其实没有什么稳定、系统的政治哲学，他只有耸人听闻的末世预言。”但这样说未免过于强调叙事的力量而忽视了作为其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于班农来说，在生死斗争中取得胜利可以为他在财富、阶级、移民、种族、宗教、民族国家、性别等一系列领域的反动政策和信条铺平道路。胜利还可以让时光倒流，重回旧日美国作为上帝选民的黄金时代。

欧洲的难民危机，是《圣徒营》正在上演？

1973年，一位年轻的法国人让·拉斯帕依（Jean Raspail）写了一部小说《圣徒营》（Camp of the Saints），描述的是棕色和黑色人种的移民如何毁灭西方文明的故事。小说充满了千奇百怪的人物和情节，讲到一名叫作“食粪者”的印度政客带领八十万印度贫民“军团”乘船驶向法国，这股黑暗力量一经上岸便横扫法国，一路向北，沿途奸杀抢掠白人居民并肆无忌惮地繁衍后代。最后，他们占领了包括巴黎、伦敦甚至纽约在内的所有西方大都市。

1975年，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了该小说英译本，封面的书名上方印有夸张大写字体：“一部关于白人世界之末日的惊悚小说。”英译本一出版就受到了讽刺性的评论，比如《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挪揄道：“出版商为《圣徒营》的发行不遗余力造势，希望能造成轰动。他们的确做到了，这本书产生的效应堪比当年希特勒《我的奋斗》出版。”这部充斥着极端种族主义的书后来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的作者，如今已91岁高龄、在巴黎17区过着自在生活的拉斯帕依仍然初衷不悔，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称：“不管你们喜不喜欢，西方世界就是白人的，哪儿也找不到一个非白人的西方世界，事实就是如此。”

班农最爱把《圣徒营》作为当今社会移民危机的隐喻。

说到这里，你们也许会困惑，为什么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要谈论一部当年并不怎么成功的小说？答案是：1983年，由于右翼分子的大力捐助，《圣徒营》再次出版；在那之后，这部书又被再版两次，并在另类右翼追随者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这便是班农与这本书之间惺惺相惜的渊源。在鼓吹另类右翼观的过程中，班农最爱把《圣徒营》作为当今社会移民危机的隐喻。比如，他在2015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欧洲现在的状况）几乎就是一次从中欧到西欧再到北欧的‘圣徒营式’入侵。”在2016年1月他再次重申“这不是移民。这就是入侵。《圣徒营》正在上演”。而在2016年4月他反问记者：“（正在发生的）正是《圣徒营》里的故事，难道不是吗？”并进一步暗示难民危机“不只是巧合。这些人不是战争难民。这背后肯定有更为阴险的不可告人之事。”一场阴谋？深肤色的煽动者？西班牙无敌舰队？一次侵略？

班农是套在特朗普铁拳上的天鹅绒手套

我把演讲的题目定为“向启蒙开战”。你们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太抬举班农了。他可曾熟读洛克、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可曾精研百科全书，或者沉潜入康德、托克维尔的思想？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倡导科学与人文，自由和平等，以及人的普遍权利。我想他不大可能。那么，他可曾读过伯克、赫尔德、德·迈斯特、黑格尔、尼采或欧克肖特——这些被以赛亚·柏林冠以“反启蒙者”的伟大思想家呢？恐怕也没有。

至关重要的是，班农的意识形态深植于一套相反的话语中，属于这样一类保守思想，它们质疑人文主义解放话语，这种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乐观视角和民主政治的牢固基石。可以说，班农继承了自反宗教改革以来反现代性思潮的精髓。他的思想与普世精神指引下的每一种理念、制度和运动都是针锋相对的。

问题来了：为什么史上最稳定、有效、持续的宪政民主体制的总统，偏偏会选中史蒂夫·班农这样一个人作为最亲密的伙伴、侍从、死党兼“首席战略顾问”呢？从特朗普执政百天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和一系列尴尬失败来看，显然不是因为班农是个机智的战略家。不如说，班农更像是套在特朗普铁拳上的天鹅绒手套。他的思想体系让特朗普觉得如鱼得水，而特朗普其实早就有与班农一拍即合的想法和观念，只是始终不自知罢了。班农可以具体明确地表达出特朗普身为“局外人”的初生的愤怒情绪，能够帮他完善尚未成形的想法，帮助他润色修辞把特朗普小学五年级的表达水平提升至大学水准。了解班农的思想体系也许无法加深我们对特朗普本人的了解，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政坛演员（political actor）的特朗普。记者们撰写的新闻报道往往汇集成一个时代的历史初稿，在这些报道中，特朗普总是显得冲动、实用主义、平庸。但假如我们参照班农为他量身定做的充斥着极端右翼思想的剧本来看，特朗普的表现不仅能够自圆其说，而且相当出色。

史蒂夫·班农。

表面上看站在舞台中央的似乎是特朗普，但是他表达的却是班农的意思，正是班农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说起当前的政治形势”，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一位评论员指出：“这就是一部班农的电影，我们都身处其中，而开场的演员名单才刚刚开始滚动。”班农能够成功驾驭特朗普、驾驭我们（也就是美国民众）的秘密，就在于他可以在写剧本、布置舞台、发现演员并控制演出效果的过程中游刃有余，把反民主的思想包装得合情合理甚至鼓舞人心，而使民主思想相形见拙，显得不理智且俗不可耐。班农曾称特朗普为有缺陷的容器，但是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向这个野心满满的容器倾注了他的可怕的魔法药剂。

班农是一位出色的神话编造者。他编写了一部新的政治片，此刻正在导演中。特朗普扮演正义的主人公，而希拉里、奥巴马和启蒙思想则扮演邪恶阴暗的大反派野兽，金发的民粹主义总统已经步入斗兽场准备厮杀。“我自有一套灵活的编撰风格，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班农曾向《名利场》自信吹嘘。那么美国的公民观众真的被他迷住吗？有些人的确会为他起立欢呼。有些人会中途退场。还有一些会干脆自己着手创作新的剧本，创造属于自己的英雄主角。

民主制度的维系离不开自主、理性和道德平等等一系列观念的支持，也离不开倡导怀疑精神、民众参与和自由表达的独立机构。正如班农的存在所显示的，特朗普试图说服我们普世主义的话语已然过时，独立机构功能失调不起作用。他四处鼓吹班农那套他者的二元区分，攻击民主的核心机制：说新闻机构造假，民意调查被篡改，法庭不公正，投票存在争议，公职不再有约束力。特朗普和班农参与民主政治是为了毁掉它。

然而，没人能够真正预测一场演出最终是否能成功。即便是资金雄厚、阵容强大的剧目也有可能在首演当天就一败涂地。而由一群缺乏经验的演员在偏僻小剧场上演的不知名剧目也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

班农曾自称“都铎王朝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堪称睿智、有远见的政治家。但最终他也难逃一死，他曾经为之披荆斩棘、忠诚侍奉的君主到头来却设计残忍地把他吊死曝尸。呜呼哀哉。